西方女性主义与文学
一
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种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其影响现在已经扩散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
女性主义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女性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对以主客体的二元分离为前提、以价值无涉和情境独立为保障的客观性原则的批判上。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社会生活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分析。客观的观点不受观察者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提供不带观察者个人感情和意志色彩的各种事实和解释。女性主义学者发现社会学研究者主要由白人和上层阶级特别是男性所构成，他们中大多数身居要职，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代表精英群体的观念，他们很难成为独立和价值中立的研究者。如果把他们的观点当成普遍的真理，而把其他政治群体的观点看做是偏见或不客观的观点，那么就有可能压抑了认知者性别作用的可能性。因为以男性视角和以女性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的各种关系和规律，其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女性主义学者还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普遍真理,把男性的偏见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忽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实证主义者对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量化数据非常重视，因而他们更容易进入专家群体和权力中心。实证方法低估了个人经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强调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
吴小英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初探》（《中国社会学年鉴(一九九五——一九九八)》，社科文献出版社版）中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西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在学术界各学科领域掀起的一场“性别革命”——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 scholarship)。哈丁(Harding, Sandra)在“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一文中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威力或者说区别于传统研究的新东西就在于方法论方面的三个特点：(一)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女性经验。传统的研究只从男性的经验出发，只关注男人所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界定需要研究的问题，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女性经验是多样化的，它来自不同阶级、种族、文化的女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这些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是女性主义见解的丰富源泉。(二)新的社会研究目的：为女性。女性主义研究的目标就是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要的社会现象的解释。传统的社会研究一直是为男性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解释，往往是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剥削或操纵的欲望出发提出问题。女性主义新的研究目的是与他们新的问题视角不可分割的。(三)新的研究主题：将研究者与公开的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平面上。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研究者本人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假设、信念和行为等必须置于她或他所要描绘的框架中去，这样一来“研究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以一个无形的、匿名的、权威的声音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具体的、特定的欲望和利益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
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重视性别和男女不平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它与同样译为“性别”的“sex”不同，前者是社会意义的性别，即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它表示一种“社会构成”即由文化和社会标准形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模式；后者指生理层面上的性别，即生理性别。
女性主义学者发现,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在自有父权制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处在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客体的位置上,她们被认为是温柔的、感性的、柔弱的、依附的、被动的、退缩的,与男性的坚强、理性、阳刚、独立、主动、进取正好形成了二元对立,因而她们是次于男人的“第二性”。但是这种对立是与生俱来的吗?否。它是父权制的社会意识以一系列的文化设定来规范女性,久而久之形成女性自律的一种恶果,这种恶果直到今日仍在制约着女性的发展。西蒙·波伏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她的《第二性》中就讲出了女性主义者所熟知的那句话：“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概而言之，女性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被遮蔽、被压抑、被限制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学,她们言说自己的权力被剥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未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文化地位。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求得更大发展,女性必须认识到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性，并对这种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角色规范加以颠覆。王政在《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指出，“gender”这一词语的出现正标示着当代西方妇女在认识上的飞跃，即：女人的命运不是由生理取决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改变男子中心文化规定的一套行为准则。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视角的运用正是社会性别理论发生作用的结果。
二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直接产物，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性主义的每一学理动态和进展皆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最原始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化理解的方式强调身体、情感和知觉,抨击男性中心的精神、理性和逻辑,提出了研究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性别视角的引入使读者看到了被遮蔽的性别间不同文化的现实,发现了传统文学艺术中妇女形象的被歪曲,妇女心理的不真实,看到了以往一些视而不见的性别盲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要求重写文学史，努力探索女性文学传统，并提倡一种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与昌盛，给予现有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人们不得不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并对现行的文学标准进行质疑。
首先，女性主义对女性阅读和批评产生了深厚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历史上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在男性作家那儿，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而由于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这种变形，引导妇女将父权制的价值标准内化，阻碍了妇女争取自由的脚步。因此，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强调女性的阅读体验,认为这是女性的人生经验和主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女性只要运用自己的潜在经验对于文本提出文学的或政治的批评,尤其是将传统文学批评中欠缺的性别视角引入,就可以发现并纠正传统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偏颇,使文本中所固有的性别内涵凸显出来,从而为我们更为真实、全面地抵达文本,解读文本意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这里,女性经验成为女性阅读效果的来源。通过自己的主体经验,女性阅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实现自己的阅读期待。在阅读过程中,又因为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所以她们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男性文本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进而从一个新的批评角度去研究作家作品,提出新的见解,修正以往的偏见。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要求妇女读者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来阅读男性文学作品，来批判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已运用了这种批评方法。她以蒙泰朗、劳伦斯、克劳代尔、布勒东、司汤达五位男性作家为代表，清算了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性表现。但人们一般公认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为运用这种批评方法的代表作。在此书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中，她集中讨论了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这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总是处于被贬损、受压迫、受支配的地位，从而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女性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另外，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们，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和男性批评家笔下的女性作品中总结出几种固定的女性模式:无形、被动、不稳定、封闭、贞洁、物质性、精神性、非理智性、依从；两种难以改变的形象:悍妇与巫婆。而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的看法和分类则更简单和直接。她们认为，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方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现了男性对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这些女性形象模式的划分，也是对女性形象不真实的批判。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女性美学，与它所描述为僵化和自恃优越的父权式批评的‘方法崇拜论’支配权相反，提出要赋予普通妇女读者以权利……要赞扬在阐释文本中的一种直觉的女性批判意识。”
其次，女性主义引发了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的诉求，促成了寻找女性文学传统的趋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传统的文学史，是按照菲勒斯的批评标准决定哪些作家和作品可以被收入文学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就使大批妇女作品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而一些女作家则在自己的创作中发现，她们需要一种女性的传统作为精神的和语言的支撑。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一方面要重新解释和评价一些被曲解和被贬低的女性作品，一方面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以“寻找我母亲的花园”。
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创始人琳达·诺克林于一九七一年在美国《艺术新闻》上发表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首次发起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讨论。该文成为女性主义艺术史的里程碑。她把西方艺术史中存在的对女性艺术家的忽视与压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作为一个主题进行了研究。琳达·诺克林在此文坦然承认：如果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毕加索和波洛克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为标准，那么，历史上的确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出现。因为这个标准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约定俗成的错误诠释和错误概念，而这种错误概念的建立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形成的。她以历史上少数成功的女艺术家为范例，分析了女性艺术家在成长道路上的困扰和局限性，认为：女性无法和男性站在同一的立足点上去达成艺术上的完美或成功，是因为体制造成的。而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性别结构决定了女艺术家被排斥在高雅艺术之外，决定了女性注定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她首次对艺术史的范式提出了质疑，由此而开始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对于范式转换的革命。在她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艺术史不只是主流艺术史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补充，而是敢于冒犯权威和传统，向许多主要的学派观点提出质疑。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我们也可看出西方学者对女性文学传统的重视。只是伍尔夫还是将目光主要放在“著名”女作家身上。稍晚的爱伦·莫尔斯将西方文学传统中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女性作家统统聚集在一起，她分析了十八至二十世纪英、法、美的一些女作家如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薇拉·凯瑟和G.斯泰因等人的创作。第一次尝试描写了女人写作的历史，将这一历史看成是一股与男性的主要文学传统并行的强大暗流。而肖瓦尔特提出了女性“亚文化”概念，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放在那些重新发现的作家及作品身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奥斯汀峰巅、勃朗特峭壁、伍尔夫丘陵等女性文学里程碑之间的断裂和空隙。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和文化实践等，内容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埃莱娜·西苏在《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一书中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宣传由此“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
再次，在写作理论的探讨方面，许多文学理论家挖掘语言与潜意识欲望、文本性与性特质、话语与主体的关系，在文本的开创与实验上都深受女性主义影响。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依丽格瑞、西苏与克里斯蒂娃所分别主张的“女人话”、“阴性书写”和符号学，是从文化上层结构中最深层、最精妙之处，以语言为切入口和工具，试图对一直主宰人类意识结构的菲勒斯罗格斯中心话语，从根本上加以颠覆。
依丽格瑞发展了一套与男性中心精神分析话语相抗衡的女性力比多理论，指出女人以多元、差异为特征的性欲本质，是与性欲集中于阳物、只有单一式快感的男性所无法理解与代为言说的。在此基础上，她尝试建构一种可以外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和文法，她名之为“女人话”。女人话遵循的不是二元对立的线性逻辑，而是流动的、扩散的、包容的。
埃莱娜·西苏认为，经由女性书写，女性可以抵抗父权象征秩序。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大声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她把对女性来说具有颠覆与救赎意义的书写称为“阴性书写”。 西苏同样在女性力比多与“阴性书写”之间找到一种同质的律动，同样是多元、富变化、充满节奏感，而且是不占有的。她同样把“阴性书写”与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空间相联系，指出这种母性空间是只知给予、尊重客体、物我两忘的境界。
克里斯蒂娃则提出语言象征态与符号态的概念，孩童进入象征语言秩序后，符号态即被压抑，构成了语言的无意识面向，对象征语言与秩序具有颠覆的潜能。对克里斯蒂娃而言，女性——符号态之间虽然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却分享了同样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随的“颠覆性”。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性写作的两种策略，一是采用游戏的姿态，在接受父权制的语言中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游戏文本，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依丽格瑞的“女人话”就具有此特点。她认为“女人话”是已被压抑的语言形式，必须自觉地去寻回并实践它，而“女人话”的实践也只能在父权象征语言的缝隙中，以戏拟、谐拟、模仿等姿态展现。依丽格瑞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着自己的“女人话”主张。她的文章经常是一些破碎的片断，充满似是而非的语句，大量运用隐喻又富有诗意。在她对男性哲学大家思想的探讨文章中，常常把自己的声音与这些哲学家的声音、文本交错间杂，而行文之间也刻意戏拟他们的论述，最后经由前后的矛盾、裂缝，进而松动她戏拟对象的文本。
另一策略是立足于女性的躯体和欲望，因而有“身体语言”的提倡。所谓“躯体写作”也即女性通过自己的肉身表白自己的内心。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苏就基于自己本真的心理和生理体验,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着她的女性写作的主张：她作品中的许多中心思想和意象不断重复，其行文遍布隐喻，其文风富有诗意和明显的反理性色彩；她创作了一种非线性的文本，她的中心意象如同一张意指的网，密密地交织着，却不给理性批评家以任何可以抓住其意义的网沿。所有这些努力，又都是为了反对象征语言的明晰、单一，为了在歧义丛生中将意义无限延搁，造就一种动态的、开放型的文本，达到解构二元对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目的。西蒙·波伏瓦也将自己强烈的生命体验糅合在其《女宾》与《名士风流》等小说中，她坚定而执著地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并且坚信，女性的身体与经验是通向人类存在的另一途径。她更关注她所传达的这种写作经验对人类想象空间和存在可能具有的美学意义。
以上两种写作策略事实上蕴涵着两种基本的性别经验,前者更多从文化上揭示男性中心文化以及一种被女性内化了的男性视点给女性带来的不公正的文化处境,后者则将“女性”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经验性存在。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构成女性文学基础的“女性经验”或“身体经验”。文学创作是和作者的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与生命活动、生命世界相联系的经验是丰富多样的,女性的生活也不仅仅是性爱生活、情感生活、家庭生活,还包括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女性可以写她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的一切。基于自己本真的心理和生理体验,女性在其话语表达方面往往呈现出某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征,如私语性、个人化、诗性叙事、想象力奔涌以及唯美追求等,这一切在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往往构成了对男性文化的解构和颠覆力量,形成足以同男权文化相抗衡的文学景观。
三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都建立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美学观念基础之上，女性视角的引入，使文学研究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试图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它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求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观念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研究的新理论的目标。令人瞩目的是，从文学史到各种文本批评理论，包括写实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经由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正反对话，从男性中心盲点的沉睡中睁眼，开阔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然而，女性视角的引入，也使文学研究面临一些困境。
困境之一是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冲突问题。作为诞生于政治性很强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其政治色彩显而易见，虽然这种政治色彩在不同国家不同理论家那儿呈现不同的样态，但都视女性为一种颠覆力量，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根本力量所在。女性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一种中性的阅读，肖瓦尔特就曾将看似客观公正的雌雄同体的诗学说成是单性的父权制的诗学，它标举性别的旗帜，对男性的文本和女性的创作进行全新的解读，最终使这种解读揭示妇女在父权制文化中长期受压迫的现实，以提高妇女觉悟，并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但这种阅读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指责的男性解读一样，也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女性主义要揭示的是历史的“真相”，却又从另一个方向扭曲了“真相”；它主张重建文学经典，却从未对建立经典书目这种行为本身的权威意识提出怀疑，这样无形中又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单一的政治呼吁而失去其应有的文学含义。
困境之二体现在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试图超越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但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基于已知的理论进行思辨和理论建构。比如英美学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菲勒斯批评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女性传统来抵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及女性创作的压制。然而这种高扬女性传统的女性美学实际上采用诸如“历史”、“主题”、“经典”、“价值判断”等批评术语，并且她们对于女性传统的赞美，也正是立足于男性对女性的命名和定义，只是这种命名和定义的翻转而已，其实也就是对父权制的变相承认。说到底，无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多么先锋，其主张多么激进，它都是现实文化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现有的文化处境，也不可能完全从现存的权利关系和话语系统中逃脱。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也逐步认识到当前的困境。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导致其陷入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追问，并使它尽快摆脱当前困境以获得更新、更深入的发展将成为当下及将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和难点，也是她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好的开端，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到现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后女性主义阶段”，不再把强烈的双性对抗放在首位。男性和女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应该是和谐的。女性主义企图颠覆或消解男性中心，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不应该是解决两性问题的终极目标。并非所有的男人和男性作家都是敌人，也并非所有的女人和女性作家都是朋友。解决两性问题的终极目标应是双性和谐。
作者：宋秀葵 李玲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