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全球化：香港重庆大厦的隐喻
全球化早已是经济、政治、文化、学术领域耳熟能详的话语，关于全球化的各类辨析似乎已有明日黄花之嫌。然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麦固敦教授（Gordon Mathews）于二○一一年底推出的新作《世界中心的隔都：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则以香港重庆大厦这样一座位于香港黄金地段的“另类”大楼为基点，从一个自下而上的特殊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低端全球化”的全景画卷，进而指出：“香港重庆大厦的今天，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世界的明天。”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一座位于香港但不属于香港的大厦
重庆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尖沙咀弥敦道南端，落成于一九六一年，由五栋十七层的联体大楼组成。虽然许多中国大陆民众对重庆大厦可能不甚了了，但它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名声远播。我曾经对一位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提及关于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她十分兴奋地说起自己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留学时，每逢往返挪威与中国途经香港时，都住在重庆大厦。“因为那里特别便宜，而且方便。”她说，“那时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知道香港的重庆大厦，很多人都在那儿住过。”迄今欧美出版的旅游指南，不少还将重庆大厦列入香港廉价食宿的首选之列。
如今，这座已有半个世纪楼龄的大厦正在“老”去，其破旧杂乱的外观与弥敦道周边豪华的街景形成鲜明对照。楼内底下两层分割成三百八十个大小不等的摊位，以出售来自近邻广东“珠三角”的廉价“中国制造”为主，同时亦出售来自南亚、非洲的特色食品或手工艺品。三层以上则开办了大约九十家廉价旅店，同时还有二三十家大小食肆散布各层。每天进出这座大厦的各方人士数以万计，而在此投宿的旅客亦时常有三四千。
重庆大厦人员的族群构成林林总总。大厦内公寓房或铺位分属九百二十余大小业主，他们多为香港人；但大大小小的经营者和上上下下的打工者，则主要来自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以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而大厦登记资料则显示：曾在此投宿的客人已累计来自多达一百二十九个国家。
我曾数次随该书作者到重庆大厦实地考察，对那里一家紧挨一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店铺，对过道上摩肩接踵的不同肤色人群，印象极其深刻。有一次，作者带我们去楼内一家据说最地道的印度餐馆就餐，我们先是挤入一部老旧电梯，出电梯后又七拐八弯，搞不清走过多少风味各异的食肆，只觉得走一段是一种味道，有时令人垂涎，有时令人作呕，既走过顶板不断滴水的过道，也爬过似乎一用力就会垮塌的楼梯，好不容易才走入那家印度餐馆，虽然印度咖喱香扑鼻而来，但记得坐定之后我的第一想法是：万一失火可往哪里逃生？！
由于环境无序，人员混杂，这座大厦被贴上了“神秘”的标签。香港媒体的各类报道，更是不断强化这座大厦的恐怖色彩：从毒品走私、欺诈偷盗，杀手四伏，情色横流，到黑社会火拼，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重庆大厦的某个角落发生。一九九四年，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正是看中了重庆大厦的混乱、复杂、神秘与多元，将此作为其以贩毒、凶杀、爱情相互纠结为主题之影片的拍摄地，而该影片的名字就叫《重庆森林》。因此，许多香港本地人根本不屑或压根儿不敢踏入这座“黑暗的大厦”。
然而，对于生活在重庆大厦里面的众多南亚、非洲人而言，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不管你是何方人士，只要愿意，都可打工挣钱。真到了饥饿无助的地步，还可以在大厦内找到宗教慈善组织，享受他们提供的免费饭食。总之，外来者尽可依赖大厦内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无须走出重庆大厦一步。而且，他们大多也懒得答理大厦之外香港发生的大情小事。作者在书中提及这样一个细节：国庆之夜香港维多利亚港大放烟花，成千上万香港人蜂拥前去观看。当烟花礼炮声隆隆响起时，重庆大厦内那些在本国经历过战乱的非洲人却以为是发生了爆炸或爆发了战争，立即不顾一切争相外逃……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书中深刻指出：重庆大厦只是“位于”香港，但并不“属于”香港（in Hong Kong； but not of Hong Kong），这是由外来他者在香港黄金地段筑就的一个另类孤岛，是繁华香港中一个底层世界的隔都。
一个非正规经济支撑的低端市场
为什么有那么多南亚、非洲人聚集到重庆大厦？为什么作为世界商业大都市的香港会长期容忍这样一个另类隔都？或曰，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低端卖场+廉价旅店+风味食肆”的“怪物”何以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地段长期生存？
其一，重庆大厦因诸多不合香港主流的非正规生态而名声不佳，大大贬低了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降低了它的基础营运成本，从而成就了一个大型的低端市场。重庆大厦落成之初是一座住宅楼，设计为七百七十个单位出售。由于其地理位置居于香港中心地带，随着香港旅游业兴起，有业主渐渐将住房改为类似西方青年旅馆的简易客栈，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来自欧美的年轻背包客。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嬉皮士运动的年代，到亚洲来旅行的欧美年轻人住进重庆大厦的廉价旅店，体验简单而随意的生活，感受并赞美贫穷；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彻夜不眠，也不反对尝一尝大麻的味道。由此，闹哄哄的重庆大厦过客就与孜孜追求富裕的香港人拉开了距离，大厦名声迅速“败坏”。许多“受不了”的业主纷纷搬出大厦，将住房转租或转售给经营者。由此，原先的住宅楼迅速向商业楼转型。然而，由于住宅楼设计无法满足商业楼需求，经营者们于是各显神通，套房改成一个个带有小卫生间的“客房”，乱七八糟的电线、管道纵横交错，横穿楼道，住房改为食肆后因为没有烟囱而使楼道内终日弥漫着各种气味。虽然大厦内的小旅店大多冠以奢华的招牌，从“美利坚酒店”、“夏威夷酒店”、“巴黎酒店”到什么“迪斯尼豪华宾馆”，但非正规的混乱无序使其基础成本极其低廉，时至今日，一个带有空调、公用淋浴间的床位仍然只要五十港元一夜，而标准套房也不过一二百港元，几乎是仅有咫尺之遥的香港半岛酒店房费的三十分之一。
其二，重庆大厦非正规的物流渠道，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以近年来重庆大厦流通量最大的手机交易为例。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近年来每年至少有一千万部手机从重庆大厦卖出，绝大部分销往非洲（如肯尼亚约70%的手机都源自重庆大厦）。那些非洲买家揣着现金从非洲飞抵香港，在重庆大厦的大小摊位上挑选着从最新款的十四天机（即曾经被人在十四天试用期内退回的手机），到能够以假乱真的二手机、仿制机、改装机，在你争我斗的相互砍杀中，手机价格可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虽然大型远洋集装箱货轮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象征，但在重庆大厦的手机贸易中则失去意义。因为，乔布斯们的殚精竭虑已经使如今手机越做越小越薄越轻，非洲买家们尽可在航空公司规定的二三十公斤免费托运行李中塞进三四百部手机，再将一两百部塞进手提行李包，如此，四五百部手机的运费就全免了。而在进入非洲本国海关时，据说只要给相关人士送上几部最新款手机，全部行李就可顺利免税入关。
其三，重庆大厦大多数打工者从身份到雇用都是非正规的，因而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香港是一个以开放性著称的城市，全世界约一百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都可以“游客”身份免签证进入香港。虽然按规定外国游客不得在香港从事有薪工作，且多数国家免签游客在香港只能逗留七至十四天，但是，如此规定在重庆大厦内基本无人答理。有人认为：重庆大厦内只有大约40%是商贩或合法务工者，另有20%边打工边寻找理由申请难民庇护，余下40%则完全属非法滞留。虽然香港拥有相当优厚的福利制度，但这些人无缘享受，并且因为非正规身份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超低工资。重庆大厦内执法的底线，是不能有明目张胆的盗窃和暴力，其他则听之任之。这些外来者在重庆大厦的地位可能很卑微，工作可能很乏味，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怀揣大把美元、港币返回家乡，他们就是亲人眼中的“英雄”，这就是他们的梦想，是支撑着他们日复一日默默辛劳的动力。重庆大厦是香港人眼中的贫民窟，却是第三世界移民的“希望之塔”，是他们期待脱贫致富的幸运之地。
香港容忍这块“飞地”，是因为这里的商贸虽然逃税，但每天仍有一定量的税收源源流向香港政府；这里每天都有剥削、欺诈发生，但受害人基本都是“他者”。重庆大厦的香港业主们可以从出租自有住房中直接受益，香港广大民众也能从围绕重庆大厦而获得的旅游、商贸税收间接受益。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作为最终的价值仲裁者，非正规经济在跨国领域大行其道，这就是重庆大厦得以合理存在的理论解读。
一个低端的多元文化大超市
二○○七年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将重庆大厦评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在重庆大厦的大小摊位上，展示着从食品到音乐到宗教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元素。店主们各自操着印地、乌尔都、尼泊尔、旁遮普或泰米尔语和同乡交流，放在摊位一隅的小电视机依店主之国籍终日播放着印度、巴基斯坦或尼泊尔的节目。
无论是大厦的管理人员还是负责该区域的警察，没有一人能听懂大厦内使用的各种语言，但是，没关系，不同口音的洋泾浜英语就是这里的“方言”或曰“普通话”。
一位记者曾形象地描述：“等电梯的长队在重庆大厦荧光灯照明的甬道里蜿蜒。这里有印度小贩和他们的菲律宾女朋友、筋疲力尽的背包客、神态平静的中年美国夫妇、别来惹我的俄罗斯人和穿着繁复印花裙的非洲裔妇女。”
就餐时分，香港人店主会揭开电饭锅盛出香喷喷的米饭，非洲人可能煮一根从家乡带来的深绿色香蕉当中餐（这在香港是买不到的），而印度人摊位上则一定咖喱飘香。
在这里，巴基斯坦人可能受雇于印度老板，分别来自相互敌对的卢旺达和刚果（金）的买家可能为同一商品而联手去向南亚商家砍价，而分别来自势不两立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则可能相互商量着怎样才能得到难民庇护。他们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我们现在不在印度也不在巴基斯坦，我们是朋友。他们认为：战争是政治家的事，我们在香港做生意，我们同命运。
这里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有锡克教徒，即便同是基督徒，也可能因分别隶属于长老会、灵恩派或福音派而各有不同，还有一些人则只是虔诚地祭祀家乡的某一地方性神灵。然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生动描绘的，他们共同信奉并昼夜实践着的，实际上都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辛勤工作，俭朴生活，改变命运。
正因为如此，在重庆大厦，文化差异只是生活方式，而不是冲突的基因。虽然人们的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在改变命运、提升生活品质的共同追求中，文化上的相互宽容成为重庆大厦的基调，重庆大厦也因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大超市，作者甚至认为：重庆大厦称得上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典范之地。
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低端通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厦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通道。正如书中所言：重庆大厦如同一座巨大的中央火车站，将中国产品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流向贫困落后的非洲大陆，从而使处于世界体系最边缘的非洲地区得以进入全球化版图，并从中获益。
全球化时代高端市场的交易可能是鼠标一点，巨额资金就在瞬间实现跨国跨洲流动。但是，低端全球化却只能在面对面的交易中进行，买家们必须带着现金飞越大半个地球去与卖方直接交易。作者据此认为，正是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将遥远非洲的买家吸引到了重庆大厦，使他们能够在香港这样一个可与第一世界媲美的大环境里，以第三世界的价格廉价消费，海量采购。
伴随着作者的研究进程，作者发现，随着中国大陆日趋开放，环境向好，一些非洲商人渐渐直接跨过罗湖桥，到珠三角厂家以更为低廉的出厂价批发所需货物。于是，原先为了挑货、等货、买货，非洲商贩们在重庆大厦一住就是几周甚至几月，但现在他们大多只住几天，只把重庆大厦当成频繁来往于香港与珠三角的中转地。越来越多非洲商贩成为广州天秀大厦、三元里、登峰路的常客。作者于是听到了依旧固守重庆大厦的非洲小商贩的抱怨：“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中国内地是大洋，香港只是个小水塘”；“大鱼直接去了中国内地，我们这些小鱼留在香港。”因此，可以说重庆大厦因中国大陆的发展而兴，也可能因中国大陆的发展而亡。因为，随着大量中国企业开通了与非洲贸易的直接通道，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直接走入非洲做生意，香港的中介地位正在下降，重庆大厦的地位也在改变。而且，随着重庆大厦自身日益破旧，而所处地段价值又不断飙升，重庆大厦的重建规划终有一日会被付诸实施。重庆大厦可能被拆毁，可能被改造，但是，作者认为：就广义而言，以重庆大厦为表征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域性节点，不仅将长存，还将拓展。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十分认同作者为全书所做的结论：重庆大厦所展现的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而是世界的未来。类似重庆大厦这样在世界级繁华中心区自然形成的以低端、廉价、多元为特征的隔都，已经出现在从巴黎到纽约到内罗毕的许多地方，并且还将伴随着全球化的滚滚浪潮而遍布全世界。
（Gordon Mathews，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李明欢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