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官营”的现代反省——重读《盐铁论》
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实际上，与盐铁官营相伴生的还有均输、平准、榷酤（即酒类专卖）、告缗、算缗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举措。关于这些历史事件，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人们大都给予了极其正面的评价。人们大都认为这些政策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不过，对于盐铁官营，汉王朝的当事者却存有歧义，甚至汉武帝本人，也曾在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他在位期间实行的诸多政策表达了些许悔意。及至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由于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受武帝遗命辅政，朝廷政事一出于霍光。想来霍光是不赞同盐铁官营的，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诏令郡国推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皇帝及执政者向文人士大夫征询民情的事例，其主观用意无非要在政治上有所修正，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史，正是在这种对前朝政治的不断更张中演进的，即使是子承父业也是如此。那些被招来的贤良文学甚是省事，几乎众口同声地说，最使民众困苦不堪的便是盐铁官营、榷酤、均输和平准。于是，以丞相田千秋和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是所谓“盐铁会议”。这场辩论最终以桑弘羊一方失败告终，汉昭帝下诏停止榷酤，并罢关中盐铁，其他各地的官营盐铁依旧不改。盐铁官营这一事件便告一段落。
关于盐铁官营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社会效果，司马迁的《史记》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复赘述。在这里，我们想要追问的是，盐铁官营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汉武帝一朝以盐铁官营为核心的一系列举措，诸如均输、平准、榷酤以及后来发生的使“中家以上大抵破产”的算缗、告缗，体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统治者怎样的心理与偏好，汉王朝的统治者究竟怎样理解和对待民众。仔细品味《盐铁论》一书，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关于盐铁官营的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得十分明白：“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弊以巧法，财赂衰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所谓“兴利之臣”，指的便是向汉武帝献计盐铁官营等项事务的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也径直地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盐铁论·本议》）司马迁与桑弘羊所述似是事实，所以，后来人们每当议及盐铁官营的时候，总是把它与对匈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不过，细想一下，事情又不仅止于此。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例如，公元前五世纪初期古希腊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几年，罗马帝国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一百二十多年，但战争双方都没有因为财政用度不足而采取由国家垄断全部经济资源的政策。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官营盐铁，由国家垄断经济资源的情况只是发生在中国古代。所以，盐铁官营发生的原因便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对匈奴的战争，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的“工商食官”传统和君主专制政体强烈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欲望。
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之初，工商业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山木川泽等自然资源一概为国家所有，商周二代大体上属于这种情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忙于兼并战争，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逐渐松动，于是便有了相对自由的商业。若说古代中国人的商业智慧，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可以算是典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魏文侯时一个名为白圭的商人，其成功秘诀便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确切地说，就对市场理解的深刻程度而言，白圭的这句话绝不输于巴菲特“别人疯狂我恐惧，别人恐惧我疯狂”那句名言。可惜的是，个中的道理虽然尽人皆知，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像白圭那样凭着对市场的理解而成功的商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秦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共同特点，专制国家总是要极尽可能向社会搜刮经济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经济生活。不过，要把这种掌控经济资源的欲望变成现实，尚需一定的条件。在汉武帝之前，秦王朝的运祚太过短促，历史没有为这个王朝提供最大限度掌控资源的机会。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接秦之弊”，天下穷困至极，恢复经济成为突出的社会主题，于是，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主旨的黄老刑名之学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策，在汉初的七十年间，“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一度有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气象。但与此同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政治权力与经济之间的纽结也日益紧密。例如，汉文帝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赏赐给嬖臣邓通，任其铸钱，一时间，吴氏钱遍天下，可是汉文帝死后，因为不受汉景帝喜欢，邓通被籍没家产，最后竟至饿死。邓通暴富暴贫不过是一个孤立事件，但这一事件本身却说明，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专制权力正在渗入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它正在造成经济生活对于权力的依赖。在这一意义上说，盐铁官营正是秦汉以后专制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盐铁官营所以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也不过是这时候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罢了。
因为对匈奴战争而实行盐铁官营，这在桑弘羊等一干人来说应该是实足的理由，在事实上，盐铁官营也确实起到了在财政上支撑这场战争的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国家，在财政上支撑一场战争的方法有许多种，而在各种各样的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中，盐铁官营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一种，因为盐铁官营本身便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由于国家牢牢控制了铁器、盐、酒的生产、流通过程，这些产业彻头彻尾地成了官衙生意，于是，便有了铁制生产工具质次价高、强买强卖等现象。应该说，汉昭帝时所以要召开这次盐铁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盐铁官营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汉代，铸钱、冶铁、煮盐、制酒是最赚钱的行业，当然，在今天看来，铸钱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把这一权力收归国家自是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汉武帝一朝把所有这些行业统统收归国有，那些赢利前景最好的行业都被国家垄断了。于是，在这个社会上，商业资本便没有了任何出路。赚钱的产业不许做，不赚钱的产业无法做，这是盐铁官营政策背景下商业资本所面对的真实环境。有趣的是，为汉武帝设计出官营盐铁等一系列政策并且使之付诸实施的几个人，无一不具有商人背景。史载，桑弘羊，贾人之子，十三岁时以“心计”入赀为郎中，因为善于“言利事，析秋毫”而深得汉武帝赏识；孔仅，南阳大冶，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皆家赀千金。就商人的逐利本性而言，他们向朝廷进献官营盐铁之计，无疑有断臂之痛，但他们所以这样做，内中必有更大的利益值得追求，那就是权势，这是他们在商场上打拼终生也无法获得的东西。
当孔仅、东郭咸阳之流由商贾摇身一变成为官僚，并且把他们原本用于经商的心计用来经营国家财政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民众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他们的生业提供秩序与安全保证的母体。官营盐铁的另一面，便是统治者用商人的态度对待社会以及他们治下的民众。
《盐铁论》记述了桑弘羊这样一段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途），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错币》）在中国古代，类似的话不只是桑弘羊一个人说过，它所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流行的观念：民众不能太过富裕，太富则骄，骄则不易使。这是那些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人对于民众的基本理解，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统治秩序，而在这个秩序面前，民众的权利，特别是民众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为政治国的最高艺术，就是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随心所欲地调解民众财富的占有状况以及财富的多寡。
一直以来，在有关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解释模式：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以西汉王朝为例，只要是那些拥有一定资产并且通过某种方式剥削社会下层民众的人，其利益便一定会得到国家的保护，因为统治者与他们，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小地主和商人，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个解释模式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扭曲了的历史影像。事实上，西汉王朝自汉祖时起，便奉行打击豪强的政策，“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汉书·地理志》），这项政策直到汉元帝时才告结束，前后实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汉武帝时恰恰是迁徙豪强次数最多的一朝。从积极的方面说，迁徙豪强是为了防止豪强地主武断乡曲、兼并土地；从消极的方面说，则是通过强制搬迁的方式，抑制和削弱这些富裕人口，以便维护政治统治秩序。如此看来，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汉朝统治者的眼里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自己的统治对象，甚至富人比穷人更需要防范。同理，盐铁官营以及后来的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的举措，重点打击对象也是那些富裕民户。
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人富裕起来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除去皇室帝胄和当朝权贵，任何人的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尊重。汉武帝时以盐铁官营为核心的一系列举措，在本质上是国家运用超经济手段剥夺社会成员财富的手段。
盐铁会议上有关是否应该罢盐铁的争论，其真实的含义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主张盐铁官营的桑弘羊一方，也并不否认统治者在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虑及民众。不过，桑弘羊倾向于把“民”加以品分，从而认定哪些民是“有用之民”，哪些民是“无用之民”，“无用之苗，苗之害也；无用之民，民之贼也”（《后刑》）。所谓无用之民，便是那些擅山海之利的商贾，按照桑弘羊的观点，剥夺了这些“浮食之民”的财产，也就是保护了齐民下户的利益，即所谓“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按照这样的逻辑，盐铁官营打击了富商大贾，其本身便是对穷人有利。这是个不小的误会。试想，当富有的人尚且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除去目睹富商大贾破产而获得些快慰以外，他们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
退一步说，即使桑弘羊等人所主张的果真能够成为现实，这一认识也仍然很有问题。这是因为，剥夺富裕民户以使贫民下户的利益得到某种满足，实际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劫富济贫”，而“劫富济贫”在本质上是绿林行为，而绝对不应该成为国家的政策指向。当国家把劫富济贫作为施政目标的时候，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扮演了强盗的角色。
在盐铁会议上，论辩双方的意见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二者都把山木川泽看做国家的所有物，所不同的只是贤良文学主张国家应该取之有节，而桑弘羊一方的想法更极端一些：“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复古》）全部的自然资源本来是属于皇帝私家的，皇帝没有把这些资源交给内府，而是交由国家来管理，已经是对民众的最大恩惠，倘若渔盐山海之利归于民，便是“亏主而适臣”，违反了君臣上下之义。如此，论辩双方所说的“便民”、“利民”，便只能是君主或者专制国家的赐予。在这里，论辩双方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立论基础，那就是，国家至上或者君主至上，而民众的权利却遭到了无情的漠视。于是，盐铁官营与否，只不过是国家或君上赐予多寡之别，民众，作为国家恩惠的接受方，所能做的只能是被动承受。如果国家多施厚予，他们便要感恩戴德，如果国家刑政严苛，他们也只能逆来顺受。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明，基于恩赐的善政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当民众的权利被完全漠视的时候，专制国家便拥有了或取或与的广泛空间，于是便有了不受约束的财政。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谁能够有效地约束皇朝的财政收支，每逢国家的用度不足，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向社会寻求补偿，统治者对经济资源的肆意挥霍，最终都原原本本地转嫁到民众身上。于是，皇朝的财政困难的背后，总是随之而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崩溃。在这一意义上说，以盐铁官营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恰恰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不受约束的财政的典型范例。
作者：孙晓春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