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的吕思勉先生
学术研究也有潮流，但吕思勉先生是不跟的。潮流过来，很自然地分了新旧，适应潮流的就是新派，不适应潮流的就是旧派。当时的潮流是西边过来的，比如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那当然就是要寻找新材料。
陈寅恪为王国维学术做出三项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九三四年）。概括而言，要点即是“使用新材料”。之前就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一九三○年）
每个时代都有新旧之分，都有新旧之争，但都没有吕先生那个时代来得猛烈。有的人觉得老说“新”、“旧”有点无谓，其实不然，民国学术的流变，最主要一个东西就是探讨新旧之间的变奏与平衡。
章太炎、黄侃师弟是旧派，章氏门人在北大和胡适新派争得很厉害，后来落败，败走南京，在石头城下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诸人出游，樱花正开，席地坐，把酒论音韵训诂并诗词唱和，称“花天酒地”）。新派以材料取了胜，大大标举王国维，《胡适的日记》里面有一条说：“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自称是“半新半旧”的学者，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是混淆了新旧之分。后来由新转旧的陈寅恪针对“条理与系统”经行反思，认为越有条理、成系统，离事实越远。这话和前面《敦煌劫馀录》里的那句说得一样决绝，但愿后人像对待前面那句一样，不要死于句下。这是后话。
吕思勉和章太炎有多深的交往，受多大的影响，不清楚，期待李永圻、张耕华二位编纂的《吕思勉年谱长编》（将出版）给以揭示。吕思勉在新材料旧材料上，站在章氏一边，这没疑问。他一九二五年所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云：“最近二十年间，又有所谓骨甲文者，欲据以考见斯籀以前之文字者亦多矣。然其事不可深信，近人馀杭章氏已极论之，其言深有理数。”赞同太炎。七年之后，又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二》，七年之间意见未变，云：“章氏谓必发之何地，得之何时，起自何役，获自谁手，事状皆详；又为众所周见，乃为可信，诚不诬也。”提“无文之骨”“盖一变而为有文矣”的疑问。后来有没有改变，不知道，赵翼论诗有一句很好，他说“自身亦有早中晚”，观点会变。黄侃对甲骨文的态度后来发生转变，《黄侃日记》里很清楚；吕思勉有没有转变，没有看到。
又过了很多年，严耕望先生在《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称许吕思勉“贯通”的特点，并将陈垣、陈寅恪、钱穆与吕思勉四位合称为“史学前辈四大家”。这固然是他个人化的说法，但也是他站在历史后面严肃思考后的选择。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反省，其实是试图来回答学术流变中的新旧变奏与平衡的问题。
其他风气还会来，看看前人走过的路，或许会带来启示。
经友人张求会先生提示，我读了新刊《夏鼐日记》“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里面提到院士提名名单考语。陈垣先生考语原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馀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皆为有用工具。”陈寅恪先生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傅斯年先生考语原为：“治中国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旧史料，于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有独到之见解或新鲜之说明。”顾颉刚先生考语原为：“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对于古代传统有廓清之功，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亦甚有贡献。”
从这些例子看，都是窄而深的研究。吕思勉不同，他是写史。
吕先生的名字不在名单之中，假如在的话，这个考语该如何下呢？这个问题是悬空一问，就怕没有答案。
幸好，严耕望先生后来给吕先生下了考语。这个考语大家耳熟能详，这就是“通贯的断代史家”。简单分析，这里的定位为“断代史家”，但与陈寅恪考语“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不同，因为他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断代史，到底精研哪一史呢？我们看到“广博”成了一个个害，因为和风气不合拍。
前冠“通贯”二字，指具有通史的眼光。但以现代分科的眼光来看，这个“通史”最让人看不起。王家范先生讲：“现在谁要是说自己是研究通史的，谁都看不起你，说通史有什么好研究的，越偏越骄傲。”王先生是吕思勉的知音。民国新派受西方学术影响，分科渐细，注重窄而深的学术研究，在巴掌大的领域打井，自矜井深。一条皮尺量下去，也许挺深，但一方面是深，一方面也浅，这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一些专家也就是浅人。
潮流如此，吕先生如彼。新风所及，带来新的气象，在很多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但也有负面的作用，出现一味寻找新材料而不读二十四史的现象和局面，延续至今。但风气逐渐会变，历史的公正有时就表现在“风气会变”上，现在开始呼唤通人。于是当日吕思勉拔戟自成一队，颇感孤立，幸好坚持，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又与吕氏著述相逢。
除了四部断代史，吕先生还有《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上下、《中国民族史两种》、《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下、《中国社会史》、《文字学四种》、《史学与史籍七种》、《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文学与文选四种》、《读史札记》上中下、《吕思勉论学丛稿》上下、《吕思勉诗文丛稿》上下，共十八种，二十六册，近一千二百万字。
“四家”之中上海古籍和三联书店先后出了陈寅恪文集，三联买断了钱穆作品，去年陈垣也出了全集，今天《吕思勉文集》的出版代表“四家”基本出全了。吕先生这套书从二○○五年到今天，做了六年多，付出最多心血的就是李永圻、张耕华二位。但我想一千二百万字还是保守的估计，耕华先生跟我讲关于边疆地理方面的东西（例如，外蒙）还有没收进去的。俞晓群先生最近出了本新书叫《前辈》，里边谈到胡适，说：“前人早有定论，说胡适几乎涉猎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可谓通才。”但我看吕思勉先生涉及的领域只多不少，比如医学典籍，胡适就没有吧，吕先生有《医籍知津》；胡适之先生没有文字学吧，吕先生有《文字学四种》。不仅胡适，就是钱穆恐怕也没有他多。三联出的钱穆的集子也有两只胳膊伸开来这么多，但是那个本子字大行稀，而上海古籍的这个本子密密麻麻；一代天才梁启超的学术作品更加没有这么多了。吕氏门人回忆老师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老先生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写东西”。
复旦大学出版社我的一个朋友有句名言，我想在这里借用他这句话，他说编辑有二幸：一幸某稿为我责编，二幸某稿非我责编。这话在补贴书满天飞的今天，自然会引发书界同行的共鸣。二○○八年的时候，我有幸作为吕先生著作的责编之一编辑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三生有幸且受益匪浅。有时候想想，也很遗憾，遗憾什么呢，我只做了一本，要是从头到尾做下来，或者只做一半，一定收获特别多，当然这是奢望。事实上，我只做一种就够累的了，六十几万字也不算特别多，而且九种当中有一些已经有了排印本，只要简体转为繁体，体例跟着改变就可以了。原想几天结束，结果做了一个月。就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我们知识跟不上。
他不仅反对甲骨文（请允许我暂且这么说），也不特别强调新材料的使用，只要略微深入地读其作品，这点感受就很强烈，但是他读书特别细，似乎欲用读书之精补材料之旧。
吕先生平生通读《二十四史》三遍，读书精密，一字不轻易放过。这方面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作为编辑，印象最深的一例是《吕氏春秋》里的一个例子。《吕氏春秋》里面有个《去尤篇》，四库本、毕沅《吕氏春秋校正》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皆作“去尤”，而吕先生《经子解题》独作“去尩”（音汪）。初时以为吕先生偶误，从四库本改作“尤”，然终感二字字形差异较大，不像手民之误。后来花了好几天去查，还向同事求教，终查得“尤”的本字为“尢”，“尩”的本字为“”（参《康熙字典》寅集上，二二页），二字至为相近。
那么到底是“去尤”还是“去尩”呢？这个“去尤篇”里收了我们很熟悉的一则故事，就是智子疑邻，一个人丢了斧子，疑心邻居的孩子偷了去，越看越像；后来自己找到了，再看邻居的斧子怎么看都不像了。这篇中其他几则也都是讲偏见先入为主的。尩的本意为“曲胫也”，就是腿骨弯曲不直，于是引申出偏曲之意。这篇东西强调“平查”“去偏”，与“尩”义近。而“尤”的含义里勉强说得通的只有“责怪”一义，但联系文意，其实扞格难通。陈奇猷为当代子学巨擘，其人亦意识到“与此处所用之意未合”，然不识字源，释“尤”为“疣”，越释越远。而吕思勉于此“单词只义”处颇能悟入，一字之择，至为精当，令人拍案叫绝，一纠通行本之讹。
近来亦有人攻陈奇猷，话很难听，因为陈先生已故去，不能于泉下做辩，其事我们亦不能详知。陈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怀有很大的敬意，但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有点疑问，这个“尩”字怎么没校出来呢？当然，当时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总之，吕先生读书之精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吕先生的见解也值得大家注意。我审稿的习惯是遇到疑问和碰到好句子就随手抄下来，编辑看稿和读者读书可能稍有不同，我们要一字一字读，容易割裂，但也容易把好句子“拎出来”。《九种》审完，我写过一篇书评叫《吕思勉的“执微”》，把笔记本上几个句子抄了进去，其中一句是：“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这句话颇可启蒙。另一句说：“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出这话，后来邓小平时代提出这口号，现在看看怎样？真令人不知今夕何夕。后一句被网友称为“吕思勉的马前跑”。因为这些话，这篇文章在网上哄传，“哄传”一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词，但这里我愿意理解为大家为早已逝去的一位严肃的思考者鼓掌。
什么是“读史早知今日事”？吟出这句诗的义宁陈先生也应该为他的这位同行鼓掌。
我们就是这样，依据片段又重新认识和走近吕思勉先生，逐渐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中去。
前面讲到方面之博、数量之大、读书之精，“博大精深”四个字占了三个，但就是最后一个“深”字，吕思勉受到质疑。“四家”之中“二陈”不消说，路数趋旧的钱穆也有《先秦诸子纪年》和《朱子新学案》，所谓能“占领学术制高点”。吕氏著述除了写史就是讲义，几部专著如《经子解题》、《理学纲要》，似皆不够“专门”。但我认为，以《经子解题》为例，虽名为解题，开门径、度金针，似不以精深为指归，其实不然，这书相当深。专题研究有“表面深其实没什么妙处”之失。吕先生的好处与精妙散落在著述中，这算是旧派之“失”。能不能不丢其妙，又补其失，值得思考。我读钱穆先生《钱竹汀学述》和《读段懋堂〈经韵楼集〉》，他声称调和汉宋，排斥门户，但实际上是信奉理学，排斥汉学。热爱传统文化太过，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集权专制。与之相比，吕思勉门庭广阔。
严耕望的“四大家”再分，二陈是一派，钱吕是一派，新旧正相平衡。似是细审新旧之间学术流变之后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思考和选择。
最后我想问一句，陈寅恪先生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求问题方为预流，否则为未入流。”那我们现在的新材料和新问题是什么呢？要是新材料不够能不能研求新问题呢？
现在清华简和北大简都是新材料，周边国家的汉语文字遗存也是新材料，于是简帛成为显学，“从周边看中国”无疑是“新问题”。但如果以罗王二陈那时候敦煌材料、殷墟甲骨、西陲文献（流沙坠简）、内阁旧档来衡量，这些材料规模远远达不到；何况这中间还有一些顶着“新”字的无谓工程。
读陈先生那句话，不能死于句下。寅恪先生自己晚年碰到的新问题，是心灵深处的问题，他写《柳如是别传》就是用旧材料来解决的。
新旧既难一划而分，旧中有新，新又返旧，更趋复杂。我们讨论新旧之间的吕思勉先生，不过是借以唤醒那些已经过去但又值得琢磨寻味的东西罢了。
参加吕思勉学术研讨会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李永圻先生，李先生八十四岁，致辞时说：“今天真的很高兴，老先生……”话说了半句就哽咽说不下去，张耕华赶紧过去扶住，致辞作罢。“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们读吕先生，不太能想见其为人，但这次我从学生身上看见了老师的影子。
（《吕思勉文集》，十六种、二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作者：张旭东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