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
尽管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当面对危机的时候，人们却或多或少发生了对市场经济的怀疑。重读斯密，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和谐相处。
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和谐的康庄大道
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康庄大道。斯密认为这是唯一的。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格互尼特曾在其《市场经济读本》中指出：“历史的记录其实就是对生存和饥荒的势均力敌的较量的写照，经济增长时期只是几次罕见的例外。英国商人的收入在一二一五至一九七八年的七个多世纪里其实并没有重大差别。正如人类早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强度日一样，两百五十年前，我们的祖先也过着相同的生活。”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人类漫长的、不发展的经济状况呢？是市场经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德国、日本这些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都是步入市场经济较早的国家。一千七百年前漫长的岁月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六百三十年才增长一倍。后来，那些率先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一八二○到一九九○这一百七十一年间，人均收入增长英国翻了十番，德国翻了十五番，美国翻了十八番，日本翻了二十五番。更令人震撼的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先后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就连那些自然资源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也大相径庭，例如，韩国和朝鲜，原西德和东德等，个中原因在于经济体制的不同，有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有的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魅力，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着生动的描述。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力里呢？”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
世界经济的发展源于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源于市场经济。中国的历史是自然经济的历史，五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自我封闭使我们落后了。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进步，什么时候封闭什么时候落后。自给自足，没有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换的自然经济是封闭的，封闭带来了落后。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但最终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使中国经济蹒跚前行以致到了崩溃的边缘，并由此引发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当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当代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体制的不平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果我们为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自豪，我们就应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自豪。
斯密关于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唯一的康庄大道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
（一）“利己心”——构建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前提。
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人的本质与经济体制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伦理学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此即“利己心”。熊彼特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认为人类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此易彼的倾向。他认为“自爱”及利己心是一种美德，并因此充分地调动人的激情和创造力。他注释道，每个人生来和主要关心自己。
斯密把伦理学中的“自爱”或“利己心”应用于经济研究，合乎逻辑地选择了市场经济。在《国富论》里他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实现为社会所接受的惊险跳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斯密批评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他举例说，你所以能吃到面包，不是面包师的大公无私，而是面包师为了自己赚钱。推而广之，法拉第、贝尔、福特、乔布斯等都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然而正是他们的这种追求，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把斯密的“利己心”理解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一种误读。斯密的“利己心”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目标，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是在“红绿灯”规则下、在法制的规范性下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追求，是有利于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追求。那种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商业伦理的。事实上，人类总是要寻找到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体制才能激励人的激情和创造性、运行成本最小，从而是最有效的经济体制。
（二）分工和专业化
《国富论》的伦理学前提是“利己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分工和交易，分工就是专业化，分工和交易就是市场经济。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加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他认为分工，以及由分工而来的专业化可以提高效率，并且以造针为例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可能一天连一枚针也造不下来，更不用说二十枚针了。但如果十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十个工人每天可以造出四点八万枚针。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开化与不开化都在于分工。他说：“在未开化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自然经济所以落后，就在于没有分工，没有专业化。工业社会之所以进步，则在于分工使然。他强调，分工的原则是比较优势，这一原则后来被普遍化地应用于国际贸易。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分工和交易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
（三）经济运行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经济高效运行反映在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反映在它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现代经济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推出市场经济的。对此，斯密亦有深刻的论述，只不过没有使用现代化经济学的概念。斯密曾经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和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斯密所说的“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位置”，既包括他当时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包括他的身份，他和资本的关系即企业的产权问题。多少年以后，同样推崇市场经济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哈耶克认为，专家和领导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并不等同于人们处理解决问题的全部知识和信息，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因而由这种信息决定的决策只能由个人做出，或者必须有他的积极参与才能做出相应的决策。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也认为，由于人们、包括政府官员的理性有限，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可以弥补理性有限，这样的经济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人们掌握的全部信息。计划经济的低效，就在于其要求计划者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超过了计划者的能力。
（四）市场经济与自然秩序
英国学者罗杰·巴克豪斯在他的《现代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广泛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秩序优越得多，自然规律优于人造规律。
在斯密之前，重农学派（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能真正创造财富的学派）就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规律所统治的，强调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秩序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斯密与重农学派过从甚密，深受重农学派思想的影响。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市场经济最好地体现了自然秩序，体现了不管人们认识到还是没有认识到，冥冥之中确实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和规律。
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是“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运行，政府只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已经接受了历史考验的逻辑体系。
三、人们曾经对市场经济的功能表示怀疑，但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
面对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久久不去的危机，人们开始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开始怀疑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开始，迫不及待地实施了政府干预。而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则是在很多做法上如同胡佛一样的继往开来的政府干预。罗斯福就职以后，在处理危机的问题上，请求国会赋予它相当于发动一场战争的权力。罗斯福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积极全面的干预。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很多，具体包括：（一）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接受并实施财政赤字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观点，扩大政府支出；（二）人为地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私人投资；（三）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包括宣布美元贬值、组织美元集团等。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点就是政府推动和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怀疑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大，危机提供了政府权力扩大的契机。
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通论》认为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在于危机期间信心之崩溃，靠市场力量难以恢复，必须政府出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举债、多发货币等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予以干预。
凯恩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一经出现，就受到了政府的普遍欢迎，并且因为该政策建议的实施，似乎促成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以致成为政府经济学的核心瑰宝，因为政府潜意识里有一种干预市场的欲望。危机给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机遇，凯恩斯经济学给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好景不长，实施政府干预的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始料未及的现象——滞胀，即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经济学不得不重新认识凯恩斯主义，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会造成人们的不良预期，例如，如果政府扩大货币供应量，人们会预见到价格上涨，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当即调整他们的商品价格和工资。假定政府年初宣布将提高货币供应量百分之五，那么，名义总产值也将增加百分之五。据此人们将立刻修正他们对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厂商认识到增加百分之五的名义总产值，将被成本增加百分之五所抵消，工人知道生活费用将增加百分之五，因而要求名义工资至少也要增加百分之五，这样，价格普遍增加了，并最终形成了通货膨胀，但却没有降低失业率。政府的干预直接导致了滞胀。弗里德曼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让市场去解决问题。政府所要做的，仅仅是按照预期增加的GDP，提供一定的货币供应。
奥地利学派更是全面反对政府干预。奥地利学派有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米塞斯。米塞斯认为，离开了市场价格，你将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不知道资源如何分配。随行就市的市场价格反映着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着资源分配的流向。哈耶克更是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场大危机，是因为扭曲了资源配置的信号，使整个社会的投资过度扩张，投资了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哈耶克反对通过宽松的货币供给人为地制造繁荣，因为政府宽松的货币供给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扭曲，即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的真实情况。在他看来，市场是会自动矫正的。面对萧条，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效果都不会好，刺激措施会适得其反。他甚至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熊彼特同样反对政府干预，他深刻地指出，对于危机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地恢复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本来发生危机就是因为过剩，刺激政策虽然可以增加当期的需求，但却造成了进一步的产能过剩，从而会产生更复杂的问题。
除了理论上的反思，在实践上则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更推崇市场经济，更相信市场的调节功能，并因此使其经济走出了滞胀，使当时的美国和英国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时期。人们所谓的市场“缺陷”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去掉这样的“缺陷”也就没有市场机制了。
扩大政府作用的更为典型的案例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最初思想似乎来自马克思。马克思看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危机，看到了发展初期的剥削及两极分化，马克思试图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重演鲁宾逊的一切，通过“社会将有计划的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马克思描绘的蓝图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人们对计划经济满怀期望，然而计划经济却由于自身的组织成本太大而低效。人们试图通过遵循价值规律，努力提升计划经济的效率。但因为价值规律能否发挥作用说到底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计划经济则缺少这样的体制基础，以致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结果恰恰是以违背价值规律而告终。在经济规律的驱使下，我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更多地依赖政府的体制。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几乎又回到了斯密的传统：更多的市场调节，更少的政府干预。原计划经济国家也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这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体制。
四、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市场经济的功能
严复曾经指出，牛体不能马用，马体不能牛用。据此，没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功能的。现实经济中的种种不如意，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不像市场经济的问题。例如：（一）像有的人的“体质”容易感冒发烧、容易过敏一样，我们的“体质”容易追求速度。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有我们特有的有着时间要求的“献礼”，任期内的“政绩”工程等，这就很难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二）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一些部门热衷于审批，用审批的方式分配资源，热衷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手段。这样做则会影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仅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果，而且极易寻租，产生腐败。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减少审批，然而当审批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利益时谁都不想放弃。（三）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遏制了平等竞争，而公平竞争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之源。由于不能平等地进入还产生了大量的民间“游资”，对健康的经济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四）经济发展方式迟迟难以转换，很大程度上在于现行的资源环境的价格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作为企业，什么便宜就使用什么。资源环境便宜就浪费资源和环境，热衷于低层次的拼资源、拼消耗，以致创新能力不足。（五）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然而好多地方政府都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上项目、拼经济，欠下了大量的“地方债”，这就颠覆了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常识。（六）不是依靠体制的力量，而是人为的过度宏观干预。过度宏观干预会给人以短期的信号和短期的行为，使得经济大起大落。本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特别是其危机阶段，有强制性挤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泡沫、强制性创新、强制性兼并重组的作用，人为的压抑这样的作用，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二○○八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要纷纷忙着救市，然而至今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相反使问题更复杂了。记得萨缪尔森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只有在事后很长时间之后，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甚至在那时也不会——某一次扩大政府的权力是好的，还是坏的行动。在政治上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回顾历史，重读斯密，我们应当相信体制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作者：李义平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