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一”之后的日本
二○一一年十月到十二月，我在京都大学做客座教授，得以近距离地感受“三一一”之后日本社会的危机状况。
十二月十六日，野田首相正式宣布福岛核电站的原子炉达到了低温停止状态，事故已经收束。朝野对此哗然，传媒一致指出核泄漏并没有得到控制，野田表述中的“低温停止”之所以是“状态”，是因为无法确认原子炉内部的情况，只是一个外观上的估计。燃料棒未被取出，十二月四日刚刚有含二百六十亿贝克勒尔的高浓度污水因发生泄漏被排放到海里，东电对于此类事故谈不上有效掌控。我从报纸上读到，福岛第一核电站截至去年末的状况是，一至四号机组并没有达到安全指标，这几个机组都处于依靠注水冷却保持一百摄氏度以下的状况，用水带走热量；到十月十七日，一至三号机组已经全部把温度降到了一百摄氏度之下。这个指标意味着它们不会有爆炸的危险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辐射。据说东电不敢把机房里面的水排出去，而是把水面限制在一定的高度，是因为一旦把水抽干，干燥的地面和墙面都会放出大量辐射物。
在地震中被破坏严重的一号机组，目前被罩了罩子，据说里面的放射性物质因此就不能扩散了。另外三、四号机组的机房也有严重损坏，基本上是裸露状态，目前还在清理机房房顶上的瓦砾，计划在二○一二年夏天以后才能罩上罩子。这种高辐射状态下的工作，进展速度非常慢，似乎还没有技术可以有效地完成清理工作。现在局势稳定一些了，才有人关注到清理垃圾人员的健康问题，传媒爆料说，东电提供的工作人员休息室辐射指标很高，而且工作人员的防辐射设备也不到位，最近才刚刚开始改善，传媒开始报道这些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劳保情况，但是并没有连续的追踪报道。
到了十一月初，福岛一号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又出了问题，工作人员检测出一种核物质，证明炉内正在发生中子的核裂变。东电向社会说明这种核裂变不会引起临界反应，至于出现这种核裂变的原因，有推测说可能是因为持续性的注水降温导致了裂变条件的满足。问题是自从那个报道之后，似乎没有再看到相关报道。传媒会疲倦，舆论和读者会疲倦，真希望核裂变也会疲倦。十一月十二日电视新闻第一次近距离播放了福岛核电站的情况，记者穿了防护服，坐在封闭的面包车里通过了几个破损严重的机房，不能下车。他们在经过二号机组和三号机组之间的路段时，车内的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三百毫西弗。
野田首相宣布福岛核电站事故收束的同时，东电也宣布，彻底完成福岛核电站的善后处理工作，大概需要三十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这也不过是一个大致的估算。因为处理善后过程中有几个环节，目前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并没有真正落实。更何况类似二号炉这种突发性事故是否还会出现，是否会影响善后处理工作，都是目前这个阶段无法预料的。
还有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乏燃料池净化所需要的技术，据说目前还在研发阶段，同时，处理后的乏燃料究竟堆放到哪里去，也是一个未知数。报纸报道，一位曾经在核电站任技师的退休人员在某个研讨会上打比方说，核电站就像是一个没有设计厕所的高档公寓。可以说，核电站从它开始运作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认真负责地处理核垃圾。这个高档公寓的排泄物，是以“某种方式”被处理的，如果不是福岛核泄漏爆出了猛料，可能就连日本人也蒙在鼓里。最有影响力的反核科学家小出裕章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核废料需要进一步处理，从中分离出一种叫做“钚”的成分，这也是制造核武器的原料；这种原料需要用一种叫做高速增值炉的设备才能转化为发电的能量，所以日本就以此为前提请法国和英国分离出了钚，准备通过高速增值炉转化为热能。目前日本已经拥有四十五吨钚，足够制造轰炸广岛、长崎那种规模的原子弹四千枚。但是他们的高速增值炉却屡试屡败，至今还是事故连连，不得不停工，根本无法把如此巨大数量的钚转化为热能。按照国际公约，日本这样的无核国家是不允许持有如此大量的非发电用核材料的，所以日本必须消化掉这些材料。高速增值炉没有成功，他们就尝试在普通的以铀为材料的核电设施中混入钚，这不啻是在煤油炉里混入汽油一样，属于高风险行为。福岛发电站中的三号机组就是这样的混合型机组，据说日本国内的内行一直为此捏了一把汗。小出说，事实上日本一直在维持一个恶性循环，不断提取的钚必须消化，为此他们目前正在开发更危险的“MOX”混合型发电站，同时也在尽力建设提炼钚的设备。这些设备都设置在日本东北盛产黑鲔鱼的青森县，一九九二年就已经在该县的六所村建立了核废料处理工厂，巨大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当初的预算，所以目前的处理计划里不包括稀释排出废料浓度的部分，尽管这个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但是为了节约成本，核废料处理工厂依旧准备把提炼后的高浓度核废料直接排到海里去。据说英国处理核废料的工厂就一直是如此操作的，而且不受法律制裁。截至去年底，至少已经有三千吨核废料运抵青森的六所村处理厂等待处理。根据《东京新闻》今年二月十四日报道，这个核燃料处理工厂由于包含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在日本核电设施中是最机密的设施，它包含了铀浓缩工厂、再处理工厂和低度辐射废弃物掩埋中心，行内称之为“核燃三组合”。
“三一一”地震、海啸夺去了至少一万五千多人的生命，破坏的家园更是不计其数。现在，灾区还堆放着大量的瓦砾和垃圾，由于福岛核电站的事故，这些垃圾很可能都有核污染。福岛县被放射性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现在很多人仍然流离失所，无法返回家园。政府已经开始关闭避难所，让避难者回家。有些人无家可归，只好考虑用领到的救济金以及过去的积蓄重新盖房子。所以据说现在日本东北部地区，除掉少数污染严重的地方之外，地价都在猛涨。原来房子没有被破坏的那些地区，人们希望政府可以负责清除污染。目前当地政府一直在做除污工作，做法就是用高压水龙头冲洗水泥墙，铲掉几厘米的土皮，然后铺上油毡纸，再垫上没有污染的新土。这个方法集中用于学校，也尽可能地用于居民房的除污。但是接下来最麻烦的问题就来了。冲过墙面的水已经污染了，它流进下水道就意味着地下的污染；铲起来的污染泥土被装进了袋子，这些袋子需要一个堆放的场所。福岛人已经严重受害，他们不愿意继续住在堆满了这种放射物的地区，但是其他地方也不愿意接受。目前关于这些除污的垃圾如何处理，看不到准确的报道，所有的说法都是含糊其辞的。对福岛居民而言，除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传媒不时报道一些事与愿违的消息，证实除污的有效性很有限。此外，地震海啸造成的瓦砾垃圾构成的另一部分污染物，据说总共有二千三百万吨，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有效的仪器也可以迅速测量如此大量的垃圾的放射性污染程度，更无法在短时间内处理它。所以日本政府决定让各个都道府县帮忙，把这些垃圾分配到全国各地去，然后由各地焚烧垃圾的设备一起焚烧处理。为了让各地有个判断依据，政府临时出台了一个标准：焚烧后的灰烬，每公斤含放射性物质八千贝克勒尔就算合格。但是政府并没有公布焚烧时的标准，而焚烧是直接接触空气的，这不啻是一个全国性的人为污染计划。
日本国土有限，不可能把福岛变成无人区，如果福岛人继续留在家乡，那么让他们自己消化这些垃圾显然是不人道的。但是因此把整个日本列岛都变成放射性污染物的焚烧填埋场，似乎也不是个人道的选择。往海里倒？不要说全世界会谴责，日本自己也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现在东部沿海的微生物已经检测出了高浓度污染，据说鱼的检测技术还在开发，目前只是零星地知道某些鱼受到了污染，整体上污染究竟是什么情况，从传媒报道上看不出确实的消息，很多事情要靠猜测。垃圾处理问题到目前迟迟无法推进，因为日本各地的自治体都陆续表示了拒绝接受垃圾的意见，从而也附带引起了日本各个地区之间的龃龉。这个问题也很耐人寻味。二○一一年四月份的时候日本政府曾向各地方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征求意见，基本上所有地方都有接受这些垃圾的意向；但是到了十月，绝大部分地区都开始拒绝了。这中间间隔了半年时间，我猜想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这半年里日本的老百姓自我教育，开始了解了核辐射的危险，于是开始拒绝了。由于他们的坚持，目前的垃圾焚烧计划无法顺利进展，事情在拖延。而到了今年初，有些地方的市民已经开始酝酿起诉日本政府这个人为的全国污染计划了。这是一场困难的拉锯战，因为它在道义上涉及如何支援福岛受害民众的问题。日本政府也正是利用了民间的这种道义感情推行它的政策。到去年十一月初，日本政府决定，福岛的垃圾由于污染严重，只能就地消化；邻近县例如宫城县、岩手县的垃圾，则需要全国来分担。十一月初，东京都开始接受了第一批来自岩手的垃圾，这批垃圾经过抽样测试，据说辐射指标在国家暂定标准值之下。这批垃圾将要填埋在东京临海的江东区垃圾填埋场。当地民众有抵制，但是也有舆论支持这种做法。支持福岛和东北灾区的重建，毕竟还有民间的基础。还有一种呼声，就是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信息透明化。自从福岛核泄漏事故曝光之后，不断爆出来的信息证明日本政府一直是避重就轻地向国民隐瞒真相，在信息传递上做了很多手脚。前一阵政府官员又公布了一个数字，说人一生可以承受一百贝克勒尔的内部辐射，所以如果按照活一百岁计算，平均每年承受一贝克勒尔没有问题。这很有些数字游戏的味道。
再来看看现实生活。福岛核事故之后，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地变化。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成为一个日常性的问题，人们逐渐了解到，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结束的灾难，它一旦发生，将持续很多年。可能几代人都会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核辐射分很多种，其中半衰期最短的只有八天，最长的却有二万四千年。有的放射线一张纸就能挡住，有的则是钢筋水泥也挡不住。我目前没有搞清楚的是，据说自然界也有放射性物质，所以有人认为人类有抵挡放射线的能力，但是我很想知道所谓自然界的放射线跟核电泄漏的放射线是否是同一个种类。因为核电人为制造出来的种种放射性物质，似乎不是自然界的放射性物质，至少应该不完全一致。不过科学家说到这地方就不说了，留下一个悬案。
日本人目前生活在污染程度各不相同的环境里。有个关于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区分，叫做“外部辐射”和“内部辐射”。前者指外部环境中的辐射物对人的影响，后者指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后的影响。我在报纸上读到，小出裕章在东京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日本全国都被污染了，只是有程度之差而已，所以日本人要有心理准备，要接受被污染的食品。他建议一定年纪以上的成年人吃污染的食物，因为相对来说成年人受到污染后的损害轻一些，越是年轻，受到损害的程度就越重。所以要保证孕妇、哺乳期的母亲、婴幼儿吃不污染的食品（我想按照他前边的说法，应该是吃污染程度轻的食品）。事实上这个判断很难变成现实，因为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政府出台的食品安全标准大大超过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比如牛奶和奶制品的安全标准是二百贝克勒尔，鱼肉蔬菜谷物等等是五百贝克勒尔。报纸上不止一次地把这个标准跟当年苏联比较，发现苏联制定的安全标准容忍的辐射物数值上限很低，不允许这么高辐射指标的食品进入流通。据说有位俄罗斯科学家很不理解，说日本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远远高于人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针对儿童的标准值，都比当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苏联的标准高出好多倍。但是除了少数商店具体标明食物的贝克勒尔值之外，其实多数商店都是把五百贝克勒尔之下的食品笼统地作为安全食品提供给消费者，并不具体标明它的辐射含量。所以，小出呼吁应该让日本人明明白白地吃，标明了具体数据，才能让高危人群可以吃到相对安全的东西。他甚至提出应该在超市建立“六十岁以上人群可食用专柜”，让进入低风险年龄阶段的人主动食用那些辐射程度高的食品。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出台了二○一二年四月开始生效的新的安全标准:辐射物含量在一百贝克勒尔之下。这个标准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日本进口欧洲食品的安全标准还要严格。如果真的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超过这个指标的食品都不流通，那么今年四月之后日本的食品安全危机情况将有所改善。但是从野田首相不顾事实地宣布日本核危机已经结束的做法推测,真实的有效执行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注意到，传统的生活智慧在今天正在失效。比如米饭最有营养的是糙米，但是现在精米的贝克勒尔含量比糙米低，所以大家不仅需要改吃精米，而且需要把米洗干净后再做饭；二○一一年的新米上市，历来讲究吃新米的日本人却在悄悄地抢购囤积陈米；蔬菜生吃比熟吃有营养，但是现在不仅要洗干净后煮熟，而且最好先用开水焯过再烹调。至于那些瓜果，自然一律要削皮。而日本人每日食用的鱼类，在福岛核辐射物百分之六十进入海水的情况下，就很难再让人毫无顾虑地进食了。人们如果希望以自然的方式生活，就要尊重自然，现在一切都被搞乱了，日本人的生活智慧也将发生很大的混乱。最受打击的是日本的有机农业。包括福岛在内的很多有机农业生产者，辛辛苦苦地经营了几十年，总算是搞出一块农药化肥含量很低的净土来，生产的有机稻米和蔬菜也有稳定的口碑；但是核污染一来，一切都变了，这对于福岛的有机农户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可能中国人会发生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不让福岛人到其他地方去避难？如果看看其他地方的情况就会知道，日本全国已经没有可以避难的世外桃源了。日本电力供应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来自核电，全国有十七座核电站，五十多个发电机组，它们遍布日本各地。虽然目前多数发电机组进入了检修状态，但是停运并不等于废炉。所以目前日本各地都在做防灾准备，除了训练人们地震海啸来了如何逃生之外，还在进行核泄漏时如何应对的准备。我逗留京都期间从报纸上读到，京都府跟关西电力公司正在打拉锯战，为一旦核泄漏是应该划定二十公里辐射区还是三十公里辐射区讨价还价。
目前福岛的核泄漏问题并没解决，而日本全国的其他核电站多数在检修，有乐观的说法是到了二○一二年中所有的机组都将停机检修。民间的反对核电运动一直在持续，所以日本政府一度表态说要向停止核发电的方向推进政策。但是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口头上的停止核发电和事实上的维持乃至推进核发电是并行不悖的。去年十一月初，九州玄海发电站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已经恢复了运转发电；福井核电站目前正在申请恢复运转。报道此事的NHK的说法是：申请恢复运转需要一个漫长的流程，大概最后到批准需要五年时间。但是显然，一旦进入了申请运转的流程，被批准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目前的这个状况就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实际上真正操控着这件事情的是商业资本，仅仅依靠居民的常规性抗议，看来未必能有效地彻底阻止核电站的运转。
有日本学者在报纸上发牢骚，说世界上只有日本政府把核发电这种事情委托给以赚钱为目的的民间企业，其他国家都是由政府掌控；但是他忘记了一些基本的事实，一个是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原子弹受害国，也作为曾经的军国主义国家，同时作为宪法规定不能拥有军队的国家，它的政府不具有掌握原子能控制权的正当性，虽然日本内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原子能推进委员会，而且一直是“有作为的”；另一个是更隐蔽的事实，电力公司这种民间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去年十月份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曾经揭露说，在赔偿受害者问题上哭穷的东京电力公司，却在同一时期拿出大笔经费来支持议员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政府在核问题上从未退场，最近武藤一羊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潜在的核保有与战后国家》，揭露了日本政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直到现在一直顽固推进的核政策。政府不仅拿出大笔的预算投入相关研究，而且在某些阶段也有直接的态度（例如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佐藤内阁）；不过这些还都是隐形的，浮出水面的是所谓“核能的和平利用”。武藤先生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日本的核能发展是美国在战后不久强加给日本的，因为美国如果保持自己的核武器生产，就需要一个不断消化它的市场，除了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输出核能。所谓“核能的和平利用”与这个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而日本内阁乃至科学家则出于各自的考虑积极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核电问题上，日本的公司（及其背后的政府）遵循的是与军队打仗同样的逻辑：只管取胜，不管善后。而且战争的逻辑是一定要死人的，所以核辐射被视为必要的代价。但是这个情况一直不为人所知。据报纸无意之中揭露的事实，千叶一家科技机构多年来监测稻米的辐射含量，据说现在监测出的辐射含量甚至远远低于一九六四年。世界上集中进行核试验的时期，核辐射一直存在，但是没有被作为问题。这与当年美国在比基尼群岛进行核试验，导致当地居民受到辐射，也导致日本渔民受到辐射时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核电站由企业经营还是由国家经营，而在于它的性质本身——它是潜在的核武器元素，只要不发生类似福岛这样的大事故，日常性的辐射对民众的危害几乎不被视为问题。最近日本宝岛社出版了一本关于辐射能的普及读本，里面谈到美国一个统计学家针对美国核电站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离核电站距离在一百六十公里之内的地区，白人女性因乳腺癌导致的死亡率大大高于远离核电站的其他地区。
几个月前日本的《图书新闻》刊登了池上善彦对美国反核电活动家杨（Manuel Yang）的长篇访谈，里面谈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美国在七十年代兴起过反核的民众运动，虽然并没有直接导致核电站停滞，但是却间接地使得核电站的成本增加。这是因为人们的抗议运动使得不修厕所的高级公寓不得不降低合法的辐射指标,增加防止泄漏的措施；不仅是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反核运动也形成了呼应关系，最后使得ICRP（国际放射线防护委员会）降低了辐射允许的数值，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指标。随着辐射允许指标的降低，核电站不得不增加运营成本，客观上牵制了核电站的发展。
从这次日本的核泄漏事件看，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做法也是尽量降低成本，提高辐射耐受值。日本政府出台的所谓“暂定标准”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仍不断重复宣传“不会对人体立刻产生影响”，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政府与资本的相互勾结，而且可以看到各大传媒集团也同样受到资本的掌控。就连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一样被收买。现在日本学界特别是学生们挂在嘴边的“御用学者”，并不是政府的马前卒，而是商业资本集团的马前卒。我在京都大学校园里看到学生们挂出巨大的条幅，说要把御用学者某某赶出京都大学，不由得万分感慨。京都大学是日本科技界获得各种诺贝尔奖的集中地，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是京都大学教授；他也曾经是日本政府一九五六年建立的原子力推进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在是自主研发还是直接引进外国核电设备的问题上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但是一直反对核试验，支持核发电。现在京都大学校园也不平静了，因为价值中立的天平显然无法摆平了。
要创造无核的世界，需要首先消灭战争，尤其消灭核战争。这似乎是个离我们百姓太远的问题，其实不然。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一种持续性的核辐射状态中，只不过辐射的程度不同而已。造成这种状况的，是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贪欲和基于这种贪欲的社会机制。日本的民众正在行动，他们并不仅仅是在游行。用池上的说法，日本正在出现一个叫做“辐射测量运动”的自发性运动。这仅仅是出于“活下去”的欲望而发生的行动，并不具有任何政治目标；人们不再道听途说，而是自己动手去确认那些被政府跟官僚乃至部分学者刻意隐瞒的基本事实。最近，福岛的农民也开始行动了。NHK的一个专题报道说，福岛几个重灾区的农民不再空等政府和科学家的拯救，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他们正在进行各种实验，在污染的土地里掺进各种物质，或者改变农耕方式，以期降解有害放射物对农作物的影响。当民众主体性地介入核电问题，并在技术上学习对辐射进行控制的时候，当民众希望不再按照消费社会的既定法则生活的时候，反核才真正开始。
作者：孙歌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