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诊断措施十分有限，血管造影也刚刚处于萌芽期，我记得Taussig医生可以将查体发挥到极致，她只需将X线片置于光下，观察肺窗，就可以判断出是否存在肺动脉血供不足，这就是我们除了听诊器而外，唯一拥有的诊断手段。
——Denton Arthur Cooley
医学史学者们通常认为，标志着心脏外科的开端性事件是1944年11月29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实施的第一例针对法洛四联症的姑息性手术——Blalock-Taussig分流术。60年后，美国导演Joseph Sargent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拍成了电影Something the Lord Made（中译名《神迹》），影片艺术地再现了几位医学先驱为拯救法洛四联症紫绀患儿，冒着极大的风险创立Blalock-Taussig分流术的故事。
电影《神迹》，艾伦·里克曼、茅斯·达夫主演。
遗憾的是，影片重点突出了外科技术员Vivien Thomas（1910~1985）和外科医生Alfred Blalock（1899~1964）的光辉形象，而作为这一伟大事件真正的核心人物Helen Brooke Taussig却在影片中沦为了配角。在这一心脏外科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当中，为什么并非外科出身Taussig反而会成为第一功臣呢？
Alfred Blalock
Vivien Thomas
Taussig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教授，其母是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该校为女子学校与哈佛大学渊源颇深，两校于1977年正式合并）的植物学家。在Taussig 11岁时，母亲死于结核，少年丧母的打击非常巨大，这也许是后来Taussig选择医学的原因之一。很难想象这样家庭的孩子居然会在学习期间饱受读写障碍折磨，在父亲不懈的帮助下，Taussig克服了这一困难，并像母亲一样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坚持申请继续攻读医学学位，但哈佛大学医学院却拒绝了她，因为当时哈佛不收女生，哪怕你有一个身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亲。后来Taussig辗转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最终成为了该院的一名医生。
在20世纪初期，女医生凤毛麟角，更不必说在高手如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了。但Taussig巾帼不让须眉，硬是以其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赢得了导师们的称赞，在前辈们的指导下，一手开创了小儿心脏病专业。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因先天心脏畸形而发生青紫的孩子，已超越了手术可以纠治的极限——也许这是造物主早已判定了的死亡。应该没有谁比Taussig经历过更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死亡了，在多次目睹并倾听着这些可怜家长诉说的丧子之痛的人间惨剧之后，Taussig坐不住了，她决心挑战这一手术禁区，为这些濒死的孩子们找到生之路，向死神反戈一击。1938年，她经过反复观察、系统研究之后发现，那些罹患法洛四联症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动脉导管闭合后才会明显发生青紫。这一临床观察提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管道来增加肺动脉的血流将有可能缓解患儿紫绀的症状。
这一开创性的理论，当然需要一个有胆识的外科人才来帮助验证，可到哪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呢？1939年，波士顿儿童医院Robert Gross（1905~1988)报道了他于1938年完成的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由于这一手术开创了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先河，因此为其带来了巨大声誉（其实德国医生Emil Karl 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时候完成了该手术，不过其发表较晚）。获悉这一报道之后，Taussig认为，既然外科医生可以将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的管道闭合，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在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建立管道，这对那些可怜的法洛四联症的孩子们一定是有帮助的，这将改善他们肺部的血液供应。
1941年之前的某一天，Taussig辗转找到了当时声望正隆的Gross，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恳请他出手相助。可Gross仍沉浸在因他的创举而带来的赞誉之中，未能发现Taussig理论的价值所在，他直截了当地告诉Taussig：“我的工作是关闭异常开放的导管，而不是把已关闭的导管打开。”关于Gross的这一回应，后来被广为引用，但在1979年的一个学术会之后的晚宴上，作为荣誉嘉宾的Taussig却提供了一个另外的版本，她说：“既然Gross讲了这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也来说一说吧。当年我问他是否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人造管道时，Gross医生回答道，Oh, yes!我已经这样做好多了，小菜一碟。我几乎是低眉顺眼地说，这对那些因法洛四联症肺动脉狭窄而发生青紫的孩子，将有很大帮助啊。可是Gross先生对此毫无兴趣，我只好回到巴尔蒂摩等待时机。”但无论这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可以肯定的是，Gross的轻率使他失去了一个足以使自己再创辉煌、登坛入圣的机会。
Robert Gross
并不气馁的Taussig最终同另外一个外科医生联手开创了一个时代，创立了一个以二人名字命名的，一直沿用至今的经典姑息手术方式——Blalock-Taussig分流术，这一巨大贡献使其名动天下，一举奠定了二人在心脏病学专业领域内的大宗师级的地位。彼时，Gross是否会因为自己的错失良机而懊悔万分？ 2006年一位当年曾在Gross手下学习的医生提到这件往事，他说Gross后来十分懊悔没能对Taussig的理论给予足够重视，轻易错过了这个本可改写心脏外科历史的机会。也许是造化弄人，上帝为了使这一段历史群星灿烂刻意剥夺了Gross一枝独秀的机会，转而去垂青另一个幸运儿了。
这幸运儿是Alfred Blalock（1899 ~1964），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心外科奠基人之一，其早年的经历却远说不上幸运。1927年，郁郁不得志的布莱洛克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要知道真正有效的抗结核抗结核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分别于1952年和1965年才出现，可Blalock居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也许是因为他在等待他事业中的那位幸运女神Taussig。
Alfred Blalock
Blalock与助手Vivien Thomas（1910~1985）曾试图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来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不过，他没能通过这种分流如愿地建立肺动脉高压的模型，这说明在肺循环中，可以在不增加异常压力的情况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这不正是Taussig所需要的么？1943年，Taussig找到了Blalock，动情地向Blalock描述着那些可怜的孩子的惨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外科手段让肺得到更多的血液。Blalock接受了这一理论，通过系统的改进，Blalock-Taussig分流术的雏形得以确立——吻合锁骨下动脉与肺动脉。
患儿是一个叫Eileen Saxon的15个月大的孩子，已出现青紫了。由于Blalock的助手Thomas是个天才的实验员，手术技巧十分了得，为保证患儿的安全，Blalock要求自己先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后再由自己主刀，Thomas作为助手做一到两个。但准备工作还没能如期完成时——Blalock只作为手术助手协助Thomas做了一次动物实验，患儿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了，再拖，就一点儿机会也没了。
Vivien Thomas
1944年11月29日，护士将那个已极度脆弱的孩子转运到手术室，手术中Blalock要求不能上台的Thomas和Taussig都要在手术室。当时还是低年资住院医的Denton Arthur Cooley（Blalock的众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也是一位心脏外科的先驱，创立了德克萨斯心脏中心)记录到：“1944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在心脏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Blalock医生将第一次施行这样的分流手术。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由深蓝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
这种手术虽然没有改变心脏的畸形，但由于增加了肺的血供从而使患儿的青紫情况明显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也得以极大提高。到1949年，已有1000多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实施了Blalock-Taussig分流，心血管外科以无可辩驳的益处迅速推广。当Blalock和Taussig提倡的原则被医学界确切接受时，心脏外科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Taussig一生在小儿心脏病领域建树颇丰，1954年她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号称“美国的诺贝尔奖”，是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1959年她成为了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全职教授……但其最卓越的功绩还是参与创立了Blalock-Taussig分流的手术，1986年5月21日， Taussig在结束了一次会议之后死于一场车祸，那一天距离Taussig的88岁生日只差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