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同与异
一九三一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哈耶克在一九七四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也拉开了他与凯恩斯持续了十多年的理论论战的序幕。一九三○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两卷本的《货币论》，立即遭到哈耶克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院刊《Economica》上数篇文章的尖锐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回应哈耶克的理论挑战中，凯恩斯从一九三二年起开始埋头构思和写作，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了写作《通论》，凯恩斯甚至决定停止了与哈耶克的通信，并向哈耶克解释道：“我正在试图重新打造和改进我的中心论点，所以应当把时间花在这方面，总比继续辩论要好。”（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540页）《通论》的出版，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场理论革命，随即凯恩斯本人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九五三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Seymour E. Harris）曾宣称：“与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通论》是过去一百年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一九七五年，当代经济学中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P. Minsky）则宣称：“如果说凯恩斯是与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都属于最宏伟层次的创新性思想家从而导致现代思想革命的话，那是由于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其中包括对经济科学和政策指导的贡献。”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本被世人公认的晦涩难懂的著作。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曾承认一开始读不懂《通论》，并回忆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半载中，在麻省剑桥（这里指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汇聚的地方——引者注）没有人真正懂得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几十年后，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还在《凯恩斯的无妄之灾》的文章中自谦地说他一生都“读不懂《通论》”。
现在看来，如果从瑞典学派的创始人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均衡论”的思想传承关系再读凯恩斯，《通论》的思想脉络就显得比较清晰了。虽然笔者数年前也数次教过凯恩斯的《通论》，但多是在表皮上讲讲凯恩斯的术语和思路，并没有真正进入凯恩斯的思想世界。由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大致同源于魏克赛尔的思想，多年后以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为切入点再重读《通论》，笔者才发现，整本《通论》是凯恩斯在继承、转换、改造和发展了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思想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整部著作看成是他沿着魏克赛尔的理论框架继续与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进行的理论论战的结果。
在扬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而改用“资本的边际效率”后，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并认定有效需求为“预期的消费和预期的投资的总和”。根据这一思路，凯恩斯认为：“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可能改变。”（《通论》,268页）凯恩斯进而认为：“投资与储蓄是为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它们是经济制度中的决定因素——即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所产生的后果。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都会由于其他两个因素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但是，在其数值不能被推算出来的意义上，三者仍然是自变量。”（188—189页）
在《通论》中，凯恩斯指出，由于“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分析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沿着这一分析思路，凯恩斯建构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要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uncontrollable）和不服从的（disobedient）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通俗地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individualistic）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328—339页）。
由此凯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条件下，除非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使自己毫无理由做出这样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331—332页）凯恩斯还具体解释道：“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337页）
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这种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多年来受到以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批判。譬如，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一九八二年为他的《美国大萧条》第四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就指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结论必然是：政府应该无为而治，即政府应该尽快从对货币和经济的干预中解脱出来，而让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自行运行。”这应该说代表了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一贯主张。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本人也对他自己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并且在很多地方与凯恩斯《通论》的理论思路有很多相同之处——尽管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在《通论》出版三年后，哈耶克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他的《利润、利息和投资》。在这本小册子中，像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但是，与凯恩斯把魏克赛尔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替换为“资本边际效率”有些差别，哈耶克较倾向于用“利润率”（有时哈耶克也使用“边际利润率”）与“货币利息”的关系来讨论信贷、投资与商业周期问题。哈耶克明确指出，尽管他仍然从储蓄与投资均衡的角度来探讨资本的稀缺问题，但他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利润率是比利息率更有效和更具根本性的一个概念”（4页）。现在看来，哈耶克这时所使用的“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与凯恩斯所用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是指一回事，且分析思路也大致相同。
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在《通论》发表后，尽管哈耶克接受了凯恩斯《通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的“预期”、“消费倾向”、“乘数”乃至“加速原理”等概念，但哈耶克还是坚持了他之前在《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所拓展出来的货币供给和利率变动对社会生产结构之影响的研究思路，认为利润和利率的变动会对“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通论》中，凯恩斯曾认为：“与其说利息率是一个具有高度的心理现象，更精确地毋宁说它是一个高度的惯例化现象（conventional phenomenon）。因为，利息率的实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观点认为它应该是多少。任何一个被足够大的信念所认为会持久不变的利息率将会持久不变。”（203页）与此不同，哈耶克则认为，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货币利率的决定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和“任意的”因素，可以提高和降低，但是它的变动可能更迟缓或变化太小，从而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由此哈耶克认为，只有利润率的变动才是“最决定性的”。这一点现在看来又与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在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互关系上来研究生产的扩张还是收缩这一点上，哈耶克又与凯恩斯一样，既抛弃了他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概念，但又保持了他的基本思想。譬如，在《利润、利息和投资》第二章，哈耶克在谈到二者的关系时，就首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生产的扩张并不总是要达致边际利润率等于利息率的均衡点？”（这实际上又在不点名地与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观点进行论辩）哈耶克的回答是：“现在看来，对边际利润率来说，可能完全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边际利润率而是所有给定产出和给定所有生产方法的利润率（或言所有产出和生产方法利润表〔profit schedule〕和利润曲线）。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下，要使边际利润率等于任何既定利息率的，是使用更大比例的劳动和较小比例的资本。”（16—17页）进而，哈耶克提出要研究消费品部门生产和资本品部门生产的调整与比例。譬如，哈耶克认为，如果在经济上升时期相比利息率而言利润率太低，利润率与利息率失衡，这时候如果对投资方向加以错误引导，增加资本品的生产部门的投入，就会为未来的“大麻烦”埋下种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品生产部门就业的增加将会使“危机必不可避免”（《利润、利息和投资》，60—61页）。
由此看来，到了《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九三九）阶段，哈耶克仍然坚持他的《价格与生产》（一九三三）中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观点，从而与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在一九二九至 一九三三年大萧条之后，如何使深陷经济衰退的各国从危机中走出来？如果像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判断一样，利息率的减低并不一定能撬动投资从而并不会使深陷萧条中的经济自动复苏，那么究竟什么因素才能使一国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哈耶克认为，传统的魏克赛尔的从储蓄与投资的货币均衡分析所得出“危机理论”并不能说明和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哈耶克本人在这个阶段上似乎也没有提出更加明确的思想和更可行的政策主张。哈耶克还只是坚持他原来的思路，主张在资本并不稀缺的情况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应该研究：（一）消费者如何分配他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二）企业家们在各个阶段上是如何分立和独立地为生产消费品做决策的——而后者又与企业家的预期有关。但是，哈耶克却明确提出：“任何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必须假定企业家会犯错；然而事实是仅凭企业家会犯错这一因素又很难对任何危机做出充分的解释。”（141页）最后，哈耶克相信，在将来需要有对危机和商业周期发生机制的“内生理论”和“外生理论”的解释，尤其是需要一个系统的资本理论（141页）。
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本人也确实是闭门多年而殚精竭虑地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但后来看来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不仅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中哈耶克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经济周期的“内生和外生理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资本纯理论》中，哈耶克也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资本纯理论》这本中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而艰苦写出的四百五十多页的皇皇巨著，几乎耗费了哈耶克近十年的艰苦思考，但最后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哈耶克本人在“前言”中就直率地承认，现实中的许多重要的问题，他的这部纯理论著作并没有提供多少答案，因而在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对工业波动的理论解释“依然是一项须待努力完成的任务”。根据这一点，哈耶克最后承认，目前我们大都还只是在一种“更加表层的货币运作机制”上做文章，或者还只是在凯恩斯所倡导的“短期分析”上兜圈子，因而我们还只是处于“经济学的前科学阶段”（prescientific stage of economics）（409页）。
哈耶克的《资本纯理论》已经出版七十多年了，这一状况是否有所改变了？要回答这一问题，且不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多少本关于货币经济学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大萧条研究的专著，甚至出现了多少计量模型和“实证检验”，乃至近几年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日本等国的“新魏克赛尔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又创新出来了多少种“自然利率”的估算方法，只要问一些简单问题，就知道这一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是否有真正的理论进展了：在二○○七年前，全世界有几位经济学家曾预测到了二○○七至二○○八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乃至接踵而至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目前又有哪位经济学家敢说自己已经为深陷大萧条中的欧盟各国乃至美国和日本经济找到了复苏的药方？
自二○○九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相继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银行的借贷利率也一直被人为压低到几乎接近于零，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种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药方全失灵了。另一方面，尽管数年来西方国家采取了量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无疑也宣告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预言的破产。一方面在现实层面西方各国深陷经济萧条的泥潭无力复苏，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们又找不到任何复苏的药方，甚至对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还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这能说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论战后，当代经济学中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有过实质性的进展么？
历史还在向前延伸，且又好像总是会不断重复自己。在二○○八至二○○九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美国的失业率数年来居高不下，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判断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8％之下的可能性不大，欧盟各国的失业率又大都在10％以上，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则多年超过了20％。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病”，上了点岁数的人好像还记忆犹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日本病”目前看来还没过去，现在则又出了“美国病”和“欧洲病”。那要治愈这新时代的“欧洲病”、“美国病”和“日本病”，是需要再来一个凯恩斯，还是需要再来一个哈耶克？
再看中国国内。自二○○八至二○○九年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在货币政策上催生了三十余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以致到二○一一年底中国的贷款余额是GDP总量的123.4%。多年来，中国央行又人为地压低利率，使利率大大低于可能的“自然利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结果导致“铁公基”和各种高资本化的生产项目盲目上马和极度扩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一些盲目扩张的企业资不抵债而“走路”甚至自杀。进入二○一二年，鉴于诸种宏观经济指标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行，中国政府决策层目前似乎又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宏观经济下滑……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正沿着“哈耶克三角”的运转逻辑酝酿一场新的经济大萧条？中国经济这列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驾驭的“无轨电车”正在奔向何方？
当我们经过魏克赛尔、米塞斯、哈耶克、凯恩斯各自晦涩且幽暗的思想路径而一路走来，我想我们对人类当代思想史上的这些大家的思想脉络有了初步的梳理和把握。到现在如果你还不怎么相信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也不妨看看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二章《略论经济周期》中是如何说的吧：“在经济下降的阶段，当固定资本和原材料的存货都处于多余状而运营资本（working capital）又处于削减之中时，资本的边际效率可能会下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致在实际上没有可能通过利率的降低来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新投资率。从而，在以现有方式组织和易受影响的市场中，对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波动，以至它不能为利率的相应波动所补偿。……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能有一个毫无任何理由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逆转的。”（331—332页）凯恩斯的这一判断，好像已经被东西方各国的商业周期中的衰退时期的现实证明无数次了，但问题是否像凯恩斯主张的那样把投资完全交到政府手里就能全面避免这一点？凯恩斯在《通论》最后坚持说：“除了要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调整中的中央控制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更多的理由来使经济生活社会化。”（392页）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计算机高科技时代，经济学也已经高度公理化和数量化了，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法则和机理，对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说，目前看来仍好像是一个“必然王国”，还不是一个“自由王国”。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断言，只要还有人类社会存在，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还会不断再争夺人类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制高点。故事还将继续延续，理论还会有新的进展。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本文中《通论》的引文均为笔者根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的。Hayek, Friedrich A., 1935, Price and P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Sons. Hayek, Friedrich A., 1939, Profit,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George GeorgeRoutledge& Sons. Hayek, Friedrich A., 1941, Pure Theory of Capital, Norwich: Jarrold& Sons)
作者：韦森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