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二零一二年，莫言获得了内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出现了各种说法。现以此为典型案例，分析如下：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置疑与批评指责。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符号，从事这项评奖工作的个别专家，确实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种种表现，对中国的文学常意在指点。中国的一些人士，则对之又爱又恨、又羡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当，既想沾光贴金扩大影响，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变吃亏。有些写作人，像小蜜蜂一样地围着被视为权威的评奖人士飞舞（语出香港作家黄维梁教授），希望通过此奖的认可来为自身加分求证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和平崛起的我国，在文化上还缺少足够的清醒的自觉与自信，对外部事务的知晓也还有待推进。有时候此奖奖给了我们不喜欢的人，主事者们大怒，干脆将之否定。有时候则是可以接受的人选，皆大欢喜，说明我们其实喜欢此奖。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第三，我们现在很提倡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同样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适价值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合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
第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十分个性化、风格化的创造，它的接受、欣赏、评析、传播也是与受众个人的个性与风格爱好分不开的。诗仙诗圣，唐宋八大家，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普希金与拜伦雪莱，哪个第一，哪个次之，岂有公认定论？奖励文学，排名次，是非常困难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在当今信息化、媒体化、市场化的时代，寂寞的文学与它的主体即作家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相当愿意得到社会的扶持乃至炒作。与此同时，一些掌握了相当的社会资源的人士，有志于通过评奖推动文学事业，发现尚未被认识的文学天才，向受众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直至从财务上支持作家并客观上支持严肃的文学出版事业，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欢迎与赞扬的义举。
第五，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不是一个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当然也是已有成绩的文学家的美梦，是名利双收的大喜事，是为自己的作品与知名度进行促销的天字第一号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让你觉得大奖比被奖的文学作品与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书出了，不过如此，大奖拿上了，响动甚巨。原因是大奖调动了社会资源，与国家、权力、财力结合在一起（如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国王授予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高的规格。同样，龚奖也受到为出版商谋利的批评），堂堂皇皇地闯入文学的象牙之塔（如果当真有这样的塔的话），以世俗之力去干预有脱俗之心的语言艺术。这样，各种奖被传媒与大众所十分关注。而单枪匹马的作家，没有这种实力。
第七，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前者我们可以举出海明威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旧俄作家。对此，我们可以客观评价。既不必苛求苛责，也不必对某奖顶礼膜拜。我早就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模仿一个电视广告词，原词是“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我的话是“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第八，文学追求脱俗，作家与做奖，不可能绝对免俗。作家与做奖，都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干的活。获奖者不是神仙。奖不是天赐金钟罩或飞天成仙灵药。各种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误或缺陷，作家与做奖也不例外，这不足为奇。我愿意相信主办此奖的专家的纯洁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断受到世俗因素的影响，也属正常，例如受到国际形势、国家关系的影响，受到本身的价值取向的局限，受到社会风气时尚的影响（有时候刻意地去反时尚，也是受到时尚影响的表现），受到语种与翻译的影响，受到影视戏剧视听作品的咋咋呼呼的影响，乃至存在着某种公关活动的影响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关键的关键仍然是作品。没有好的作品能翻译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响出动静或拉好关系？能碰上铃兰花（瑞典国花）运？离开了文学作品谈某某获奖，那都是庸人论文，是将文学奖与文学干脆八卦化。
第九，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不少碰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的获奖，都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负面反应。但肖洛霍夫获奖，则是皆大欢喜。中国一高一莫，也是一怒一喜。同时，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诺奖颁发也曾与美国龃龉。包括对莫言影响甚大的诺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他曾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并因此受到美国作家的强烈抗议。诺奖也奖过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产党人作家萨拉玛戈，以及意大利左翼剧作家迪里奥·福等。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将此奖视为异己敌对势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将瑞典学者视为中国文学的考官与裁判一样。
第十，莫言获奖当然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象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于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十一年前，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
第十一，有人不喜欢莫言的作品，指出他写作上的某些粗糙乃至粗野粗鄙。这里有个性上的隔膜，也有言之有理的真知灼见。大奖并不能帮助作品的完善，这些说法是完全正常的，乃至是有益的。
第十二，说莫言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衣，不如说许多庞然大物有皇帝新衣即破绽的一面。这奖那奖也未尝没有破绽，人类文明、民族传统、普适价值，吹得上了天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说法，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托尔斯泰大贬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厌烦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都有它的道理，也都不是结论定论。
第十三，至于将对莫言获奖的讨论变成对莫言的政治鉴定，责备莫言尚未做到又白又专、成为现行体制的敌手，那种立论，廉价、偏颇、浅俗、几近疯狂，可以与将文学人一律视作黑线的“文革”重组文艺队伍论并列，堪称难兄难弟。
第十四，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莫言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讲话《讲故事的人》获得了诺贝尔所在地的知识界的好评，也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太好了。它有利于民族、本土、中国特色与西欧、北美、基督教文明即所谓普适或普世的直至对接，用文学的夸张来说，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的繁荣发展走出去与请进来。如果此后中国出现十个二十个更多的莫言与获奖事态，中国将会有所不同，世界将会有所不同。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一些持反面看法的鼓噪者，正是力图用零和模式，用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简化世界。
第十五，诺奖开始运作以来，已经颁奖给一百一十多位作家，真正对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作品，其实有限。有人视诺奖为神明，视本土作家为粪土，这是面对强势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虚无主义表现，也是十足的愚蠢与幼稚无知。
第十六，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一个社会土崩瓦解之时常常会有一批影响巨大的文学人物如鲁迅出现，而另一种情况下，文学有某种边缘化的趋势。加上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视听、网络的冲击，传统的严肃的文学写作目前远非一帆风顺。这种情势下的莫言获奖，是大好事，瑞典学院对于文学事业的坚守，也值得赞扬。顺水推舟，借力打力，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多谈谈文学？
第十七，无疑，此奖是发给莫言个人的，但个人的写作有自己的语境、同行、人文环境。在莫言获奖的同时，我们想到毕飞宇、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刘震云、舒婷、铁凝、王安忆、闫连科、余华、张承志、张抗抗、张炜（以姓名汉语拼音首个字母为序）等优秀作家的劳绩，我们不能不珍视，不能不自觉与自信于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
第十八，与其抱怨旁人，不如当仁不让。我希望。首先，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应该办得更好更权威更有规格。奖金应大幅提高，发奖最好是国家领导人出面。其次，中国（包含委托港澳）应该举办世界性文学大奖，至少是华语文学大奖。
作者：王蒙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