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大学？最后的教授？
在美国学术界，曾经一直流传着一则轶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时任哥伦比亚大学第十三任校长，他在遇到一九四四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I. I. Rabi）时向其表示祝贺，但因为他称拉比是哥大的员工（university employee），结果拉比面带愠色，说道：“校长先生，教师就是大学（the faculty is the university）。”教师甚至教授是大学的主人吗？奥布莱恩（Dennis O’Brien）认为，这充其量是半个真理。不过，在读过巴罗（Clyde W.Barrow）的《大学与资本家的国度》和多诺霍（Frank Donoghue）的《最后的教授》后，突然发现，这半个真理恐怕都成了问题。
传统上，无论是早期带有行会性质的中世纪大学还是近代德国由国家包养的研究型大学，人们往往称之为学者或学术共同体。然而，巴罗在指称美国大学时却使用了学问公司（或企业）（corporation of learning）的称谓。在他看来，以往人们把大学作为学问或学者避难所、视学者为仅仅追求知识本身的知识分子等理念，更多带有理想化色彩，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现代知识人离开了他们从事精神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几乎无法生存，而这些物质资源主要来源于公共或私人恩主的赞助。故而他认为，我们要理解美国大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最好把它本身视为工业革命的一个文化要件，并把它与美国进步时代阶层结构的变革、社会理性化运动所带来的巨变关联起来。
巴罗对美国大学的研究所截取的时间段是一八六一至一九二九年，这近七十年间美国社会产业与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变，在铁路、矿产和钢铁等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农业人口大大压缩。铁路业的发达促成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也引发了各个行业内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为控制成本、价格以摆脱利润减少的困境，铁路、各种制造、矿山等行业不仅越来越重视引进新技术，而且酝酿形成了一场范围极为广泛的公司兼并运动。为解决兼并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大公司又不得不向商业银行求助，通过持有公司长期的借贷、债券和股票，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库恩雷波和梅隆等银行资本家逐渐做大，成为众多庞大的金融卡特尔。在这场兼并运动中，据统计，仅在一八九七至一九零五年间，美国五千三百多家工业公司被合并为三百一十八家，到一九二九年，二百家非金融性公司拥有全美48%的非金融性资产。伴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美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革，在大量农场以及自我雇佣小型企业破产同时，美国社会不同区域间发展极为不均衡，财富也更趋于集中，到一八九三年，美国9%的家庭拥有全美71%的财富。
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崛起，意味着一个社会由资本所全面主导时代的到来。经济领域的运行逻辑迅速蔓延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如凡勃伦的观察，到二十世纪初，传统上由神职人员主导的大学和学院已经基本为商人所接管，这从美国高校董事会主导的治理结构特征中可见一斑。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美国一百四十四所私立高校董事会中商人、企业主和银行家占51.4%，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占38.2%；一百零九所州立高校的董事中商人和银行家占了46.7%，专业人士占27.5%。作为董事会成员，商人与银行家以捐助方式向所在高校提供了大量资金，如仅在一九零五年，全美高校收入的33%便来自捐赠。故而，巴罗认为，垄断资本家通过以控制董事会和提供善款的方式，为大学注入企业理念并使之合理化或者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要求高校不仅训练合乎工业实验室需要的科学家以及其他技术人才，而且还培养能够满足自己政治诉求的法律、国际关系、外语、工业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人才，特别是为谨防劳工运动、大众反叛为自身利益所带来的风险，他们还试图通过对社会科学的规制来校正人们对商业概念的“错误认识”。然而，正是这一大学的理性化过程，引发了大学内部知识分子与商业精英间频发的冲突。故而，为了获得更为稳固的大学主导权，垄断资本又诉诸更为强大和广泛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教育组织——基金会来强化大学对企业理念的认同。
一九零四年由钢铁大王卡耐基出资创办的卡耐基教学促进会（CFAT），其理事会成员虽然囊括了众多知名大学的校长，但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却几乎都是大公司和财团的高层人士。一九零七年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建的通识教育委员会（GEB，六十年代并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其成员中商业界精英占了48.6%，加上成员中有公司背景的律师，来自商业界的成员占60%。该两大著名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基本宗旨，就是如何让美国的大学完全接纳企业理念，形成一种与工商业组织性质一致的大学经营模式。CAFT的第一任主席为MIT校长普里切特（Henry S.Pritchett），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推动美国大学科学管理的“泰勒模式”，他委托泰勒弟子库克为大学制订了一套严格测算大学教师工作量、支持竞争、旨在提高效率的标准化管理方案。GEB则委托铁路公司的审计师按照企业管理模式为大学量身订制了一套财政管理与会计制度。两大基金会的大学企业化方案显然难以让学术界接受，如凡勃伦指出，这种企业化的运作把大学纯粹视为一种建筑物和有形资产的集合，它更看重花钱改善校园的外观而不是满足更抽象和更纯粹的智识需要。刚性的会计制度把一切都变成统计数据，对学生的学业长进评价与监督矿工的开掘进度无异，整个系统完全是迎合“外行人”而不是“学术阶层”。部分大学校长例如哈佛校长艾略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对此大为不满，但为了赢得这两家教育托拉斯以及企业界充斥着“石油气息”和被有些学者称为“毒药”一样的捐赠，许多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还是不得不就范。对此情形，辛克莱（Upton Sinclair）极尽嘲讽地说道：私立大学为向垄断集团表忠诚纷纷投身垄断财团的门下，“哥伦比亚大学其实就是J.P.摩根大学，宾大不过是联合气体改进公司大学，明尼苏达是矿山信托大学，芝加哥是标准石油公司大学”。
私立高校如此，在资金上更多地依赖于州政府的公立大学也未能避免垄断资本的介入。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州立大学飞速发展，一九零零至一九三零年间其规模增长了435%。面对公立高等教育扩展所带来的资金压力，许多州政府在对公立大学的管理中也多采纳了CAFT和GEB的治理方案。不止于此，为了能够间接地对公立高等教育实施控制，两大基金会在各州乃至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广泛的“调查运动”，通过大量调查出版年度报告为州政府和联邦教育署提供解决问题方案和决策依据，并游说政府和大学行政部门建立统计数据库，对大学的运行效率甚至教师个人业绩实施监控。巴罗认为，在基金会的全力推动以及垄断资本有针对性的捐赠导向下，到二十年代末，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基本形成，大学逐渐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关注产出的规范化测量和投资回报率的企业官僚行政系统，美国的整个高等教育被纳入到地方和区域劳动力、信息、研究和专业性人才市场，在垄断资本的积极运作下，联邦政府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越来越多介入了这一过程。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罗认为这场战争又为联邦政府与军工集团全面介入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之窗。战争不仅要求大学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宣誓效忠，而且所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要服务于备战和战争需要。据统计，一九一八年，美国94%的大学建立了学生军训练营（SATC），74%的男学生加入了训练营。联邦政府不仅在大学中建立各种实验室，而且在全国征调最杰出的大学教授参与联邦政府的军事研究。“一战”期间，“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密歇根等大学流失了几乎所有杰出的物理教授，宾大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化学教授几乎全部流失，而威斯康星大学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指向战争需要”。在巴罗看来，战争不仅塑就了美国大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科学认同，而且为美国大学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产：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企业化理念，并促成了美国大学行政管理的国家化和规范化。这种由垄断资本所主导、政治力量予以积极配合、以商业界人士为主组成的董事会实施控制的大学企业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巴罗所认为的美国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
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的具体表征为：由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越来越关注效益表现与可量化特点，教师的工作与产业工人一样具有计件管理色彩。“教师的生产能力通过班级规模、生师比以及发表数量来测定；教育资本的增加以建筑物、土地、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规模来核算；教育产出根据授予学位的数量和单位学位授予的成本来计算，甚至大学的声誉也转化为机构的劳动力产出水平（如教师）、资本（如工作间）和市场份额（如招生）等指标。”在刚性刻板的量化管理制度下，大学教师的工作负荷越来越重，而收入状况却在不断恶化。有资料表明，一九二九年，一位教授比销售员和工厂的工头的收入还要低，一位铁路的主管要比大学副教授的收入高出56%。大学教授的这种经济困境被辛克莱视为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两极分化的表现之一，它难免会唤起教授们的阶级意识和参与工人运动的热望。一九一九年，美国大学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工会组织，伊利诺伊大学、密瓦基师范学院、密苏里大学和蒙塔纳州立大学等纷纷成立旨在维护自身权益、类似劳工组织的教师联盟。该组织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由垄断资本控制的董事会以及大学行政系统与大学教师之间存在一种敌意和无法弥合的鸿沟，而且在巴罗看来它根本上反映了资本与脑力劳动者间的阶级对立。
这种对立在冷战期间，因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所倡导的教授终身制在各大学的逐渐推行以及美国政府与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一度有所缓和，但是八十年代后再度趋紧。多诺霍认为，美国高校教师目前已有40%加入了工会组织，而且还呈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因为经济不景气和财政压缩以及大量博士生毕业所带来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紧张，美国大学又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化理念。因为受到教授终身制限制，大学虽然无法如企业一样可以随意裁员，但是，却通过聘用越来越多的非终身轨和终身职教师来减缓财政压力。目前全美的高校教师中65%为非终身轨或终身职教师（一九七五年的比例为43%），其中85%为一年或少于一年的合同岗位，二零零一年该类教师的时薪仅为2.12美元，没有其他收益，许多教师身兼数职，工作缺乏基本的保障。即使是终身轨和终身职教师，也未必就能心安。如在新奥尔良卡特琳娜飓风之后，该地区的大学也发生巨变，迪拉德大学解雇了三分之二的教师，该地区最富裕的杜兰大学裁掉了二百三十名教师。
在越来越关注投入与收益的企业化经营理念下，美国许多大学中人文学科教授的处境更为艰辛，恩格尔（James Engell）等人认为，当前美国大学可称之为“市场模式大学”的现代版。该模式在考虑增设领域和教师聘任方面体现了三个标准：“金钱承诺，保证该岗位能够赢得高于设置该岗位所需要的平均终身收入；赚钱的知识，所设置领域本身就是与金钱有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如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挣钱的渠道，所设领域必须能够获得重要的外部资金，如研究合同、联邦和企业资助等。”因此，除非在少数声名显赫的大学人文学科还能够勉强生存，因为它至少还能够给学校的声誉加分，即获得所谓的声誉市场收益，大多高校的人文教授将身陷窘境。在低层次的如大多公私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中，为满足董事和立法者问责标准，其办学方向已经与外部市场需求深度衔接。面对这种境况，他预测在一些高校终身职的淡出应该是预料中事。
多诺霍认为，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的思维方式正在替代传统自由教育的价值观和逻辑，他深信，两代人即五十年后的未来，美国大学的企业化进程将宣告完成，届时美国的大学更像一个企业而不是社会机构，文理学士学位将被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所替代，少数精英大学或许依旧发挥它在今天的功能，但更多的将成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机构，类似目前的阿波罗集团的凤凰城大学，以及WEBCT/Blackboard、Pearson-eCollege、Sakai Fundation等在线教育公司。网络技术使得大学课程教学成为一种课程管理工业，借助商业资本的介入，大学管理者无需再依赖传统的终身职教师而是通过对兼职教师的控制，来自行决定课程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如何上课。
对少数精英大学及其教授的当下和未来境遇，多诺霍指出：美国精英大学是用金钱打造出来的。在学术声誉市场中，声誉被作为可以消费的符号助推了私立大学学费的高企。为争取更多有钱的恩主支持，招生政策也往往对特殊对象有所倾斜，如在耶鲁大学二零零零年的新生中14%为校友子弟。哈佛大学的资源委员会，其成员资格要求至少为大学捐款一百万美元，这当中拥有达到或超过入学年龄子弟的成员有三百四十位，其中三百三十六位的子弟正在就读或已经毕业于哈佛。声誉让一张哈佛的入学录取证书的价格令人咋舌，“把入学准备成本与学费累加起来，超过了最昂贵的汽车”。因此，声誉对精英大学而言就是财富，是让学位价值保值和提升的本钱。尽管在现实中，声誉的符号象征意义常常与真实状态大相径庭，如研究发现，在声誉调查中，很多人把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作为美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而真实的情形是普林斯顿从来没有法学院。
在美国的大学声誉市场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为大学间的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不乏大学对这种排名采取抵制和不配合的态度，但是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本来就具有强烈商业意识的大学董事会，甚至把大学排名提升作为对校长奖励的依据。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因为本校排名提升而获得六万美元的奖金，据说弗吉尼亚联合大学校长特拉尼（Eugene Trani）口袋中总揣着一个卡片，时时提醒他让自己的大学进入更高一个排名层次的策略，每年只要大学晋升一个层次他会获得两万五千美元的奖金。颇有些滑稽的是，多诺霍指出：为了迎合排行对个性和特色的要求，许多大学甚至邀请市场专家来精心策划，如让校名缩写更为优雅，重新设计标识等。
美国另一类精英大学——州立研究型大学又称为旗舰大学，因为无论在财力还是实力上难以与财大气粗的私立名牌大学匹敌，就把精力转向其他众多领域，如耗巨资精心打造高水平的美式足球队来提升品牌价值，以吸纳外部资金。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多诺霍认为，市场取向、商业价值、工业逻辑已经被植入到学校的学术和研究文化，声誉获取本身成为效率的体现。他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例，该校创建了一个十三人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声称：“人们已经公认我们的美式足球队位居前十，我们要争取第一；在学术方面，尽管他们认我们是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很少有人会认为我们是全美最好的大学之一。”为此，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十/二十计划”，其目标是到二零一零年，十所院系能够位居全美前十，另外二十所要进入前二十。多诺霍质疑道：为什么计划就列入三十个院系？为什么是二零一零年而不是二零一三年？为什么是前十和前二十而不是前十五？在他看来这种“计划”思维本身就反映出所谓质量已经为大学化约为商业性质的指标，质量水平仅仅体现为排行榜中竞争的名次，而对于质量真实的内涵却少有人关注。
八十年代以来新的一波大学企业化浪潮，或许并非由垄断资本所主导，但是，政府却以最大的恩主和消费者的身份全面介入高等教育。在强调质量、效益、问责和仿市场竞争的治理框架下，多诺霍总结道：学术职业的“超越专业化”取向（hyperprofessionalization）、教授终身制的迅速瓦解、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崛起、愈演愈烈的声誉竞赛，已经让教授们无所适从。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对本来熟悉的工作和工作环境似乎越来越陌生，在未来，他们是否会灭绝，是否正在成为最后的教授？
（Clyde W.Barrow：Universities and Capitalist State：Corporate Liber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94-1928.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Frank Donoghue：The last professors：The twilight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作者：阎光才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