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何以成为最“长寿”的经济学家？
如果按照英国人当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马尔萨斯于一七六六年出生时，预期活不过四十岁。所以，一八三四年以六十八岁“高龄”逝世的马尔萨斯，在当时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不过，说他最“长寿”，其实是指他的学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的理论及其政策涵义那样，集声名狼藉和源远流长于一身。
仅仅从市场流行的角度，看一看他的名著《人口论》，就可知马尔萨斯学说有多么历久弥新。在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这本书被无数次再版，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光是近年来以简体中文在市面上流行的，就有北京大学版、华夏版、敦煌文艺版、陕西人民版和安徽人民版等等。一位有心人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伦敦的市场上，单以最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代表著作的第一版售价论，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为两万英镑，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仅为六千五百英镑，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则高达三万英镑。
应该说，马尔萨斯绝非徒有虚名。众所周知，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中，他描述的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充其量只能以自然级数增长的忧郁人类前景，至今仍被悲观主义者奉为圭臬，也使作者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个人口学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马尔萨斯还是经济学诞生后第一个受聘的经济学教授，甚至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都没有得到这一荣誉，只当了个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更严肃地说，真正使马尔萨斯学说长寿、常青的，是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可以解释有史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时期。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看作是一个新古典式的过程，把土地从考察的生产要素中剔除了出去，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唯有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生产率提高，才能引起长期的经济增长。从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人们不难发现，它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类型——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因此，终究要有一些经济学家（如汉森和普雷斯科特），站出来承认，人类经济发展，至少应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洛命名的新古典增长类型，一个是以马尔萨斯命名的前工业革命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尔萨斯与索洛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以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命名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使其得以成为一个独特发展阶段的，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及其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许多后起工业化经济体，以及如今仍属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分组的国家，就处于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经济发展类型，不难为中国人所理解和认同，因为过去三十五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伴随着人类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
虽然在增长理论圈子里，经济学家们言必称索洛，其实，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理论，能够解释的历史范围，远非索洛理论所能相比。另一位增长经济学家琼斯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设想人类迄今为止一百万年的历史，是沿着一个长度为一百码的标准橄榄球场地，从起点到终点走过来的，在九十九码之处即一万年之前，人类才创造了农业，与单纯靠渔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生产方式相揖别；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距离终点仅为七英寸；而我们熟知的把马尔萨斯时代与工业化时代做出划分的工业革命，一经发生，距球场的终点已经不足一英寸了。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以其理论完美刻画了基本特征的经济学家来命名人类经济活动有史以来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话，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三者之中，虽说是“铁路司机各管一段”，但马尔萨斯理论所能解释的这一段，在时间上是最为悠久绵长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一般读者给予马尔萨斯更加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更加旷日持久的关注，自然有足够充足的理由。
在写作中引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有的版本译为《人口论》）时，一位主编曾经建议我不要引用敦煌文艺出版社的插图版（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菁华彩图珍藏本》，敦煌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而是换成某个更严肃的版本。我当时诚心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对于许多普通读者来说，这个版本中所收集的极为丰富的图片资料，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老照片到宗教的和世俗的绘画作品，本身就不啻为一部人类经历马尔萨斯式发展阶段的历史，与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解说互相补充、相映成趣。
其次，新旧马尔萨斯主义可以帮助思维懒惰的人类解释他们难以理解的现实。其实，在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的时代，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发生了。不仅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更是由于伴随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使得许多没有能力获得技术进步带来机遇的穷人，反而陷入更加无助的境况，以致悲天悯人的马尔萨斯神父在那个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刻，得出了对其做出完美描述的悲观理论和政策建议。从人口增长必然加剧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进而造成更严重的贫困这一逻辑出发，马尔萨斯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张废除能够给穷人带来哪怕杯水车薪般帮助的《济贫法》。难怪浪漫诗人柯勒律治悲叹道：“看看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和聪明的人民竟然听从马尔萨斯的话！悲哀啊。”
工业革命以后，在工业和农业乃至崭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技术进步像列车车轮一样不可阻挡，同时也不断地碾碎许多人心中的乌有之乡。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独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败再次与人口爆炸联系到一起；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仍然无处不在；人们为了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质量，却破坏了子孙后代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人类竭泽而渔般的经济活动，还造成全球变暖，甚至威胁着地球的生存。此外，迄今无法征服的艾滋病、癌症和不断冒出来的传染性疾病，不绝如缕的局部战乱，人类无法把握的自然灾害，在许多国家仍然蔓延的饥馑……
在各个知识领域的思想家们辛勤工作，尝试对各种现实问题给出科学解释和正确建议的同时，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具有难以想象的思维惯性和惰性，而马尔萨斯的解释可以最直截了当地满足这种智力需求。无须煞费苦心地判断技术变迁的可能性，不必因加入制度变量而把问题复杂化，甚至可以罔顾历史事实，只需把人口因素与发展相关问题逐一对应，就像往计算机程序中输入了数据，简单的“因果”便立等可取，且能使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群都耳熟能详。此外，政治家也发现，这种简单却古老的逻辑，可以为自己的无知、无助及至政策失误，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解或者托辞。
第三，马尔萨斯关于如何对待贫困人群的论点和论据，为一个长期辩论中的反方提供了思想武器。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始终与一部分人群的贫困如影随形。因天灾人祸、劳动能力或技能不足，或者干脆由于运气不佳，许许多多劳动者的手工劳动被机器所替代，又不能短期内适应新的岗位，以致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之中。这时，各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便成为一种公共政策选项摆在政府面前。在许多国家，这样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项目，也确实在工业化的早期便应运而生。
然而，从这种社会救助机制产生之日始，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学理上，穆勒将其必要性和潜在的弊端一并概括出来。他警告人们，社会救助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救助行为本身，一种是对救助产生的依赖。前者无疑是有益的结果，后者则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其危害性之大甚至可能抵消前一结果的积极意义。围绕这个“穆勒难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被划分为正方和反方，分别赞成或反对政府实施对穷人进行保护和救助的社会政策。马尔萨斯人口学说所引申出来的政策涵义，必然是救助越多，越会引起蜂拥而至。
凯恩斯曾经以掩饰不住的钦佩之情，引用了马尔萨斯所举的一个例子，似乎是赞成后者对待穷人的态度——“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在马尔萨斯的寓言里，如果宴会的受邀客人不顾女主人的警告，愿意与不期而至者同席分享食物的话，一旦消息传开，宴会厅就会挤满未被邀请的来宾，必然造成女主人和原来的宾客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宴会的秩序与和谐被破坏，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匮乏，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痛苦和依赖的场面，得不到食品的人们哄闹不休。最后，原先那些貌似慷慨的受邀宾客后悔不迭，才承认女主人斩钉截铁拒绝任何不期而至的态度是正确的。
在今天这个比之马尔萨斯时代远为富足的世界，各国都未能完美地解答“穆勒难题”，以受邀与否区别来宾的宴会仍在上演。例如，许多欧洲人或许在后悔选择了过于慷慨的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移民政策，美国人仍然在医疗保险和移民政策的立法上争执不断，日本人担心老龄化造成过高的赡养系数，中国的市长们担心农民工的市民化会摊薄原有居民的福利，不一而足。在公说婆说、莫衷一是的理论和政策辩论中，马尔萨斯的理论，始终为这场辩论的反方即社会保护政策的反对者提供着权威性的背书。
最后，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被凯恩斯主义借尸还魂，使其间接影响至今未有丝毫的减弱。我们知道，凯恩斯最核心经济观点中关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建立在现有资源利用率不充分的观察的基础上。而这个被总结为“有效需求”的理论假说，很可能是直接受到马尔萨斯的启发。很久以来，人们认为凯恩斯先发明了有效需求假说，然后才发现了马尔萨斯。但是，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则认为，凯恩斯发现的顺序，很可能是颠倒过来的。
无论事实究竟如何，对于这位剑桥前辈思想的重新发现，使凯恩斯异常兴奋、欣喜若狂。凯恩斯对马尔萨斯本人获得这个灵感后的生动描写，其实也反映了其当时的心情：“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至于他骑上马从黑廷斯跑到镇里……”在一九二二年就完成初稿、一九三三年付梓出版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一文中，凯恩斯无比感慨地说：“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特别是在阅读了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通信之后，凯恩斯大胆地臆想：“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十九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
建立在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本人于一九三六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政府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和持续经济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凯恩斯革命。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每逢经济危机特别是现代世界经常发生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重新祭起凯恩斯主义大旗，出台各种各样版本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果说，凯恩斯经济学因金融危机发生而不断死灰复燃，马尔萨斯则因此而阴魂不散。
二百多年中，许多与时俱进的学者，尝试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拒绝马尔萨斯管用上千年的贫困陷阱学说，以变化了的人口转变阶段论证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和政策建议的荒谬，从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批驳马尔萨斯对贫苦大众的漠视，借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试图一并“埋葬”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观点，甚至以新老马尔萨斯主义的不合时宜对其极尽妖魔化之举。事实上，与马尔萨斯这个人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也的确误导过并且仍在误导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但是，他的理论却依然“长寿”，超越大多数其他经济学家。或许，消除其错误遗毒的最佳策略，应该是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历史地对待马尔萨斯的学说，更深入地理解和评判其理论遗产，及至达到去芜存菁的效果。
作者：蔡昉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