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风险与化解
出于一位领导人的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简称《旧》）一书在问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突然在中国“火”了一把，一时间成了“人人争读”（凤凰网上用语）的热门书。“书自有其命运”，倒也不足为怪。
坊间对这本书的评介热闹了一阵，至今也还没完全消停。不少文章关心的是这本探讨法国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书“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用语），似乎有揣摩推荐者深意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一种读法。“读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终归也是想以史为鉴。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此类文章都聚焦于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再无人认为一七八零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二十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们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210—211页）
一
这段文字论及改革可能有引发革命的风险。对于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中国”来说，自然容易触动某种焦虑。有评论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参看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不过我以为，历史毕竟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总是会有很多，“相似性”很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印象。通读《旧》全书，会发觉托克维尔对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状况做了极为细致深入且富有洞察力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而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原则上说，我们如果没有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也做过同样深入细致（洞察力姑且不论）的研究，单凭印象就将之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社会做类比，怕是会失之轻率。而且，从这样一种类比也很难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譬如，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的改革应该缓行甚或止步的结论，显然就很可笑甚而有些可疑。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需要审慎云云，却又不过都是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
引起我们关切的这段文字其实也堪称名言，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我想，之所以广为传播，主要还是由于其中包含着某种洞见，可以启迪读者心智，而非触动了某种焦虑。静心一读，让我有些意外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这段文字有两个自然段，不能笼统论之。两个自然段提示了法国大革命的两种原因或两重动力，而两者可以说是同等重要。在第一个自然段我们看到，苦难“变得无法忍受了”形成了一种内驱力，驱迫着人们去反抗；在第二个自然段我们则看到，还明显存在着一种感召力，召唤着人们“一心朝新事物奔去”。是两种力量叠加在一起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坊间对第一个自然段说得比较多，我现在则想试着从第二个自然段说起。
一开始我以为，那种感召力就出自“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仔细阅读后却发现，那种理论的“产生”其实也首先只是人们受到感召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也谈到，是平等，唤起美国人产生了人能无限完善这个“与世界一样古老”的观念。与美国人不同的是，唤起法国人产生这个古老观念的不是平等的事实，而是有关平等以及“非宗教”的思想（见《旧》书第三篇第一、二章）。阿克顿勋爵认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向法国提供了“将思想变成行动的那个火花”，而托克维尔则强调，尽管不能否认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但是，当时在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及当时法国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执行我们作家的设想：他们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托克维尔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象：文人“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而他们的思想竟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处于一种激发态。他所说的“文人”，指的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著作家们。他从他们有众多分歧的“政治体系”中概括出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所谓十八世纪政治哲学，严格说来，就包含在上述的那个唯一观念之中。”（175页）继而他又指出：“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三千年以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的想象中闪现，但从未固定下来。那么，这回它是怎么占据所有作家的头脑的呢？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的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于是，“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见《旧》第三篇第一章）。
托克维尔用很多笔墨描述和分析了那种奇特景象，并指出，那样一种由许多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复合而成的景象，在法国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读者从中也不难看出，尽管“十八世纪政治哲学”至今仍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再出现法国社会当年的激发态已然是概率极小的事了。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看来那是特殊历史时刻的特殊情况。不过，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有一种洞见却也包含了一种“最普遍的东西”，值得稍加留意。他指出，当时法国的文人、民众、贵族乃至国务活动家在政治上都表现出某种幼稚态度，原因却是共同的，即：“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的论断可圈可点：“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的人，即使不懂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按：指文人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要使主要公民们（按：这里指贵族）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见《旧》第三篇第一章）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对于启蒙理想激发起来的“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的信念，托克维尔虽然认为情有可原（旧制度令人厌倦和绝望），但却持有批判态度。在《旧》一书中他就曾这样写道：“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民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79页）
可以延伸一说的是，两百年来，人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此后多次发生的革命中吸取教训，不断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及其引起的那种激发态进行了反思。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当然是坚持“致力于追求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的“自由派”思想家们的反思。就近可举为例的人是力主“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雷蒙·阿隆。他认为，当启蒙思想批判一切信仰，只承认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时，就趋于成为一种浅薄的思想了。这种浅薄的思想导致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态度，他称之为“政治乐观主义”。基于这种乐观主义，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每每将暴力视为“最后的手段”，时常受到暴力的诱惑，并因此容忍甚或支持极权政治。不止于此。雷蒙·阿隆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给黑格尔提示了一个主题：“为理性服务的暴力。”经过一种历史哲学的论证，暴力不仅具有了合理性，成为必要手段，而且，在“历史必然性”的光照之下，暴力自身几乎具有了价值（想想“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那样的论证并不陌生。言及此，顺便再多说一点。雷蒙·阿隆说过：“无论是论述美国或者法国，他（托克维尔）所思考的都是革命后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社会。”我们或当记住，我们其实也生活在“革命后社会”之中。从这一点出发去阅读《旧》一书，也许会有另一种收获。
二
回到那段文字的第一个自然段。与习常之见不一样，作者托克维尔在这里断言，最激烈的反抗（革命）往往是在统治者着手改革，因而压迫减轻、情况变好的时期发生。这一断言得自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观察，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细想一下，我们习常的看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其实却不是得自观察，而是从某种历史哲学做出的推论。孟德斯鸠就曾反驳过这种推论：“从上面所说，就好像人类的天性将会不断起来反对专制政体似的。但是虽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多数的人们却还是屈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容易了解的。”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托克维尔这里所论述的改革（以路易十六为例），大体上是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相对而言，一个以增强国力为本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目标就不会在于“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改革中或改革后的政权也往往不会“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维尔的论列。这里的“更好”，当然是以臣民的感觉为准。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随着改革的进行，臣民们对专制弊政的容忍度会日益降低。为什么会降低？一方面是改革滞后的弊政会显得更加扎眼，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臣民们的“感觉却变得更加敏锐”。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也许会认为臣民们太不知好歹，甚至认为人性就是贱，只配接受最残暴的统治。但实际上臣民们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视为改革的一大成果，只不过统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原先“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可以说，是改革让人们意识到苦难并非不可避免，事情完全有可能得到改变，变成（改革者承诺的）另一种样子。因此，容忍度降低表明，臣民们对统治者从而也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抱有希望，心智因而才变得活跃起来。有什么改革成就会比臣民在精神上的解放更为根本？所以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改革者也希望看到的，至少对于以改善民生为本的改革者来说是这样。所谓民生，从来就不是只包含物质生活一个方面，“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也不会仅从物质生活方面着手，除非认定臣民如牲口。
问题却在于，改革的进度似乎总是慢于臣民容忍度下降的速度，这或许是由于统治者改革的意愿总是与臣民被唤起的希望有较大距离？当臣民们的容忍度下降到接近零时，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托克维尔于是说道：“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听上去像是一句感叹，在我看来却是这段文字中最为要紧的一个论断。风险的确巨大，但成功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总还是存在的。托克维尔不是凭空道来，他心目中显然有实例在。
这个论断的中文译文有可能会引起某种歧义，即：似乎需要有另一个“伟大天才”去拯救想要改革的“君主”。我请法文很好的一位朋友查对过原文，原文中那个“伟大天才”的意思很确凿地是指君主自己的“伟大禀赋”。澄清这点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澄清它却使我得以找到一个佐证——阿克顿勋爵也有一个很相似的论断。他说，古希腊的梭伦就是靠着自己伟大的“政治天才”在雅典完成了一次“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有理由相信，托克维尔也必会同意把梭伦引为自己论断的一个范例。
梭伦是怎样做的？事虽古远，阿克顿做出的一个精辟概述却可帮助我们得见其荦荦大端。梭伦的改革启动于雅典城邦做出的一次选择：“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级所烦扰，为避免暴力任命梭伦修改法律。”阿克顿说：“这是历史记载中最令人愉快的选择。”接下来轮到梭伦做出一系列选择。“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其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让民主的因素进入国家。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光荣就是创造一个公众的政府。’”于是，“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服务对象的带有警惕性的控制之下。……他将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家免于专横统治。他说，民主的要义是不服从任何主人而只服从法律。”不难看出，梭伦所完成的变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彻底程度而言）其实已然是一场革命，他成功避免的只是流血与骚乱。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希望避免并认为可以避免的也只是流血与骚乱。雷蒙·阿隆有言：“他（按：指托克维尔）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可避免的是民主运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而且给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伤害。”
从今天看过去，梭伦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招妙策。他所做的，不就是我们这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反复申说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或者说以法治取代人治？或许值得一说的是，在梭伦那里，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手段，即便在“维稳”一事上也是如此：“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反对政治骚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权力的集中。梭伦则开始以分散权力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改革得以进入了良性循环？
梭伦是以伟大立法者的不朽声名载入史册的，他是人类法治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人类复兴这种古老传统的努力尚起步不久（路易十六就未必完全认同），时至今日则早已成为世界潮流。人类在推进法治方面确已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要完成梭伦式的改革，已不必依赖梭伦式的“天才”人物。现如今改革所需的智慧，似更多地体现在以完善法制为主的“顶层设计”上。梭伦改革也许还像是一个传说，但近现代完成的“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已不算罕见。
附记：这篇札记涉及的主要书籍有：《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法〕雷蒙·阿隆、〔美〕丹尼尔·贝尔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阿克顿勋爵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中译本：《自由史论》（〔英〕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和《自由的历史》（〔英〕阿克顿著，王天威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其他还涉及《论美国的民主》、《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回忆录》以及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等。为避免繁杂，只对出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引文注明出处。
作者：朱正琳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