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问题 ：中研院的隶属与胡适的英文
王汎森教授著《傅斯年》把傅斯年放在整个时代的思想、学术脉络之下，叙述其一生的思想历程，特别是对傅氏“史学只是史料学”和其与兰克史学的关系，均有圆融精到的解释，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史佳作；此书译本也翻译得流畅、清晰。但是其中存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中央研究院的问题
在第六章中，该书说：“孔祥熙很快得知了傅斯年的弹劾，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度为了报复傅斯年，孔祥熙甚至试图缩减中央研究院的预算，并将中央研究院的地位从隶属于总统府的机构降低至隶属于孔祥熙领导的行政院的机构。直到国民政府另一位实权人物朱家骅担任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中研院才免于这场灾难。”（193页）
中央研究院从一九二八年成立，命途多舛，一路磕磕绊绊，此处记载的是抗战期间面临的一次劫难。因无缘看到“傅档”，故无法确知全部情况。但是此处说中研院隶属于“总统府”，是不对的。查王氏英文原著，确实作“the Presidential Office”。
那么中央研究院究竟隶属什么机关呢？中研院那时全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此后一直未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宪，进入宪政阶段；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总统蒋中正和副总统李宗仁就职，国民政府改制为总统府。那时《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与国史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隶属于总统府。所以，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隶属于国民政府，而不是总统府，其时尚不存“总统府”也。
另一个关于中央研究院的问题是其一九四八年的院士选举。中译本（110页注5）中说：“钱穆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上。胡适、傅斯年和史语所的成员对准备这一名单起了很大作用。”
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先由推举出的评议员草拟一个候选人名单，但此名单不具候选效力，只是作名额分配之用，如胡适、傅斯年草拟的候选人名单。院士候选人需要被正式提名方能当选，被提名的方式有两种：（一）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著有成绩之专门学会或研究机关提名；（二）评议员五人合署提名。这一程序被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的评议会二届四次年会通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予以制度化的确认。此次候选人被提名者共五百一十人，选举筹备会审查后筛选提交评议会，评议会最后开会讨论确定一百五十人的大名单，登报公布四个月。第一届八十一名院士就是由评议会在这一百五十人中选出的。在五百一十人的大名单中，史学领域被提名者三十一人。遗憾的是钱穆不在此列，也就是说，并无机关提他的名。虽然大部分学校只是提名本校教员，但中研院、北大、清华、武大、中央大学、河南大学都不以本校学者为限。其后的选举完全按程序走，不在此列者不能当选，无话可说。
至于进不进得了这个名单，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胡适、傅斯年一派人可以影响本机关的提名单，但无法左右大局。一九四八年，尚在美国就医的傅斯年写信给国内诸友，提议候选人中进行增删，得到的回复是：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
至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钱穆在晚年《师友杂忆》中多有论述其与胡适之不和。在《维新与守旧》一文中说：
以余一人所交，在北大如孟心史、汤锡予，清华如陈寅恪，燕大如张孟劬，其他南北名学者，如马一浮、熊十力、钱子泉、张君劢诸人，余皆尝与之一一上下其议论，固同对适之有反对感。
结合其他文献可以看出，钱穆把他自己对胡适的反感强加于很多人身上。至于他迟迟不能当选院士的原因，有几种说法，其中李敖说：
一九六零年，院士提名会议之前，胡适曾经自己拿钱搜集钱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定，因此钱穆不得提名。其他萨孟武等之不能挤进院士行列，大率此类。（李敖：《教育与脸谱》）
许倬云说：
钱穆很晚才选上院士，也不是东南被排挤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没人反对钱先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他喜欢拿西洋跟中国做比较，他一比较，李济老他们就觉得欠妥，认为钱先生知识层面不够。（陈永发等访问、周维朋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
各种说法，孰对孰错，真令外界旁观者云里雾里！
二、胡适的英文水准
“胡适学”上有很多公案，如博士学位问题、老子问题、“星星月亮太阳”和惧内问题、“上半部书”问题、《水经注》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支持反对两造兼具，人言人殊，未能达成共识。《傅斯年》中也牵引出一个问题，即关于胡适的英文水准，为研治胡适学的人所未尝涉及，因为此前并无人怀疑过他的英文水平。
中译本（64页）说：
傅斯年在伦敦的学习情况是困难的。可以猜测，十多年前曾经困扰过胡适的问题——英文能力不足——可能也困扰着他。
该句的注释为：
胡适：《胡适家书手迹》（安徽，一九八九年），36页。胡适承认学习英语的困难让他很痛苦。
查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原著，原文是这样的：
Fu’s studies in London proved difficult. One may surmise that the horizontal Western alphabetical or“crab-walk language”（hsieh-hsing-wen）， which troubled Hu Shih more than ten years earlier， might also have bothered Fu.
注释为：
Hu Shih， Hu Shih chia-shu shou-chi （Anhwei， 1989）， 36. Hu confessed that he was seriously troubled by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English.
可以看出，译本在该句正文部分并非直译。直译该句并不是“英文能力不足”，而是“横写的西方字母文字或者‘蟹行文’”。
但是查《胡适家书手迹》所引页码，并无此语。且据我所见版本，《胡适家书手迹》为北京的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出版地不是安徽。经过查找，原来这段文字出自《胡适家书手稿》，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36页，原文如下：
……近常作诗文否？吾乡文献衰歇，老叔为桑梓文人魁杰，此责不容旁贷也。适近年以来，为蟹行文字所苦，国学荒落不可问，偶有所感，间作诗词，惟都不能佳写。去冬所作古诗三首，奉寄足下，即乞削正。此三诗皆写此间景物。……
这是写给他的族叔兼朋友胡近仁的信，信中还有这样的话：“适今已毕业，且不归来，拟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然后作归计。适岂不怀归？顾求学之机难得而易失。……适离家七年余矣（适丁未归省一次，庚戌去国）。二年之后，归期在丙辰之夏。九年之别，此情不易受也。”按信中所述推算，写信时应是一九一四年左右，且他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康奈尔毕业，此信当写于毕业后不久。
抛开注释等技术问题不讲，即便原著没有“英文能力不足”，也确实是认为胡适“seriously troubled by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English”。那么胡适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有人会说，证据俱在，拿来胡适的英文著述看看不就一清二楚了嘛！可是，英文水准是个综合评价，只看写作恐怕不够。且英文水准是个很难评价的项目，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觉得流利是高水平，有人觉得精准是高水平，有人觉得典雅是高水平。
先看他的经历。未出国前，他在上海就修习英文，且尝试翻译。后来中国公学闹学潮，他加入新中国公学，因教员紧缺被邀请担任低级各班的英文功课，他“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这对提升他的英文很有帮助。
留学期间，胡适在给家人和友人的信件中，并无提及学习英文之苦。这虽然可看作报喜不报忧的孝心之举，但他那时在美邦，以演说著名，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功课学习，都确实如鱼得水。在留学期间，胡适阅读广泛，他读小说，读散文，读《圣经》，读英诗，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读麦考莱等人的历史著述，等等。有一次通过努力，在考试中英文得了九十一分，颇为自喜；后来甚至得到免考的待遇。除了英文，他还学习德文、法文、拉丁文，且在德文上用功甚勤。从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可看出，那时他几乎不间断地修习外文课程，包括很多英国文学专题，英、德、法文成绩都在八十分以上且不少是高分，写作与阅读能力尤长。
一九一七年，他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除教授哲学系课程外还在英文系授课，第一年所开课程，“哲学与西洋文学是各占一半”。
胡适留学期间带着对文学的兴趣，选修了很多英文系的课程。可以说，他受过相当的英语文学训练，英文水平不会低于专攻英语文学的学生。事实上，他跟他那些专治英美文学的朋友们也很能搭得上话儿。
只看经历或许还不够，再来看别人的评价。林语堂在其翻译演绎的《胡适之》篇末说：“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对于这句话，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可能会读出“胡适英文好”；有的人可能会读出“揶揄胡适中文不好”。可是，此句读不出“胡适英文不好”，却是一定的。而唐德刚、何炳棣等人只是说胡适英文口语有中国“腔”（intonation），但“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其实，胡适自己也曾说到英文水平：
先生今天再看给福特基金会的信稿，觉得这是小孩子写的英文，不能用的；决定等他的体力稍为恢复时，自己来写。因而谈起“现在一般出国的学生，都是年纪太大了。学外国语，要年纪轻出去才好。像丁文江、叶公超、温源宁、我，都是年轻出国的。丁文江写得好，叶公超也写得好，温源宁也写得不错”。
还在就事论事时谈起：“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的更好，……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他在我们一班人之中，他说的最好。”
从胡适的言语中看出，他自认为英文挺好，属于“我们一班人”之列。劳幹接受华盛顿大学聘约前往美国前去向胡适辞行，胡适和他说：
你到了之后，一定要把英文弄好。宣读论文时要叫人家听得懂，不仅能写，还要能说，还要能听得懂人家的话，不要给外人看做“他是中国人”的英文，给人家一个特别体谅的印象。
胡适好为人师，却处处替别人考虑，自己做不到的事不会要求别人做（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321页）。所以，此处他对劳幹说的话，定是他自己已然做到的。康奈尔时代是他一生中英文应用最多的时候，其后的英文水准都不会超过那时，英文应该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他是绝不可能在大学读完时还抱怨英文学习有困难的。那么，既然并无学习英文困难，他为何要说“为蟹行文字所苦”呢？
胡适在康奈尔的时候很用功，完成了三个“程序”（sequence，亦即major），包括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胡适口述自传》，43、54页），大学四年的课程三年修完，第四年就读研究所的课程了（同上书，84页）。在哲学研究所两年，他共选修了八门课程（《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260—262页）。那段时间其课业是相当繁重的。而他放洋时，“此行携有古籍千三百卷，惟苦暇日无多，不能细细研读，甚恐他日学殖荒落，有手生荆棘之惧也”。因此，再看那封引出这一问题的家书，便可知他是抱怨须用大量时间来看英文、德文等外文书籍，以至于无暇看中国书，导致无力在国学上用功作诗作文。
因此，大体可以断定，此处之“苦”并非为外文“苦痛”之意；此处的“蟹行文”也并非指语言文字，而是由蟹行文组成的课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于清华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四十自述》，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胡适日记全集》，胡适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二零零四年版）
作者：刘猛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