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怎样炼成的
谈到德国人，人们一般都会联想到勤奋、秩序、节俭、守时、洁净等特点，即所谓“德意志美德”。长期以来，“德意志美德”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并且似乎为德意志民族所专有，也许有些人还会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遗传自其先祖的。但是如果对于德国人的这些美德做一个历时性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似乎一向被视为德意志民族标签的行为标准，是在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生成、定型和完善的。
这些“地道的德国的”、“特别德国”的美德都有一个特点，即不外乎都属于德国历史上市民等级的美德，都源于工作和劳动，与持家和过日子有关，直接服务于经济生活和日常家居生活。所以从德国市民道德的源流来看，这些“最德国”的美德，本来都属于所谓“经济美德”（konomische Tugenden）。而在德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德国市民赋予这些经济生活中有用的行为规范和意识以极高的地位，使这些本来只是经世致用的方法和规则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市民阶级在社会中的立身之本。这些“雕虫小技”的特点非常明显，就是一切以实用为根本，使人力物力的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其中的理论核心则是理性。所以这样的观念只有在启蒙运动时期及以后才能产生最大的号召力。既然是以成效为标准，那么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也以所取得的成绩为评价标准，由是产生了所谓德国市民的“业绩伦理观”。
在中世纪时期的德国，劳动本来并未上升到美德的高度，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劳动。贵族等级作为统治者，其任务是治理其领地，是管理和统治，特别是享受生活。教士阶层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其任务是对人的灵魂安宁负责；具体地说，就是祷告、做弥撒等宗教活动。只有市民、农民等第三等级是需要劳作的，其任务是创造物质财富，供养社会。德国历史上谁是市民？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市民的概念太宽泛，包括在其中的次等级、阶层太多。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给出的方法也许是最简单而最全面的，他用排除法来界定谁是市民：在各个社会等级中，凡是不属于贵族、天主教教士、农民以及城乡的底层民众的，都属于市民。
他的定义包括众多的社会阶层和等级，但是无论涉及哪一个等级或阶层，这些被指称的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要靠劳动吃饭，靠工作生存，都必须劳作。所以如果把市民视为一个社会阶层，那么可以说，市民阶层本是一个靠劳动为生的社会阶层，工作对于市民而言，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市民道德的内容，也全部都直接来自工作的需要，就是那些本来是为了谋生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准则。在德国市民阶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出自生活实践的准则上升到意识，被建构成一种特殊的道德体系，是为“德意志市民道德”。
与法国相比，德国市民阶层受到德国贵族的压制更深，所以他们与德国贵族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对立情绪更加强烈。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市民阶层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加剧，特别表现在市民阶层中处于中等地位的市民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对于贵族强烈的仇恨，可以从莱辛的《爱米莉亚·迦罗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等一系列“市民悲剧”中解读出来。德国市民与贵族地位极度不平等，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像他们的邻居法国市民那样与贵族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像法国市民阶层那样显示出大气。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的特点变为优点，即便这些优点显得“小气”，显得微不足道。
但如果仅仅出于与贵族的社会矛盾，也许德国市民的影响不会像后来那样大。他们所强调的这些特点，即他们所具有的这些工作和家居的“美德”，却又恰恰适应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化以来，这些价值观极其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正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对于后者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正是因为这样，因为德国市民的“业绩伦理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在后来的时代里，德意志市民美德才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影响才远远超出市民的圈子，而渗透进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当然，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所有的“经济美德”都进入近现代德国市民道德体系，德国现代的市民美德在形成体系的过程中，只是选取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巩固市民地位的部分，所以一些经济美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其他市民美德取而代之。而这些本来只是治家和谋生的美德，地位逐渐上升，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跨出小世界——先是扩展到经济领域，然后向整个社会扩展，最终跻身于大世界，成为“德意志美德”。
在德国市民建构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德国市民知识分子大力弘扬市民的优点，把市民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拔高，使之上升到美德的高度，以激励和彰显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市民所具有的特点却遭遇一个尴尬，即这些特点都只是一些居家过日子的、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如勤劳、守时、爱干净、做事有条理等等。与骑士、贵族或教会所提倡和歌颂的美德相比，例如审慎、正义、勇敢、崇高、关爱、信仰等，这些家居生活中的优点当然显得琐碎、小气、不值一提。但是为了提升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加强自我意识，所以德国市民再一次显示出了他们在长期历史逆境中练就的本领，即变坏事为好事、变逆境为顺境，或者说“从困境中打造出美德”。
德国市民阶级的发展虽然受阻，但是德国市民阶级毕竟还是在发展，并且是以加速度发展。德国市民先是树立自己的观念，等到其力量壮大后，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市民文化终于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取代贵族文化，上升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比德曼说：“这个世纪（即十八世纪——译者）下半叶，特别是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产阶级即使在政治上依然不成熟并且处在特权阶级的压迫之下，但是却在精神上、社会中脱离贵族获得了解放，可以说，他们渐渐地开始影响贵族。”在这种形势下，市民文化取代贵族文化，向全民辐射他们的道德观念，德国市民的道德准则也逐渐演变成德国全民的道德准则，正如埃利亚斯所说：“许多原来属于中等阶级的社会特征，通过社会环境渗入了人们的行为之中，变成了民族特征。”如今人们谈论的德国人的特点、德国的民族性，指的就是这个德国市民建构起来的市民道德。当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市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融合，贵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市民化的过程，而市民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贵族化，打上了某些贵族色彩。此外，随着普鲁士在德国统一进程和第二帝国中的主导作用，“普鲁士化”波及德国，普鲁士道德体系中特有的一些元素，如军人道德的某些元素也渗入德国的市民道德，使德国的市民道德独具德国特色。进入二十世纪，德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市民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德国市民文化已经潜移默化进入德意志民族的意识深处，构成当今德国文化的主体。
当然，所谓“经济道德”或“经济美德”古已有之，而且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观念，并非为德国人所专有。不仅如此，就连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也是在历史中不断经历各种事件的锤炼，被历史这位最强大的设计师塑造而形成的。据德国史学家保罗·闵希的研究，十六世纪时，德意志人的品性与现在多有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大相径庭，不仅远远谈不上是一个严肃的民族，而且德国人现在具有的所谓“德意志美德”在当时还杳无踪影：“当时的一些木刻艺术作品以简短的方式对各民族的道德做了一个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一六零零年前后，德国人生活的格调还很粗放，喜欢酗酒并喝得酩酊大醉，生性欢天喜地，无论什么事情上都缺乏节制。二百年后，如上面提及的康德之言，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们把热爱秩序、爱干净、勤奋以及节俭视为德国人的特点；从此，这些特点也在他们做自我评价和外人对他们评价时刻画着他们。”
闵希还指出，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世纪，是德国市民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三百年中，德国社会各种机构齐心协力，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自十六世纪以来，德意志地区各界、各机构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美德宣传运动，以及建构的许多制度，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德意志人的性格。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不但是德国市民道德，而且是整个德国市民文化最终成型，成为他们根本性的观念意识，而德国市民的美德也从经世致用的技能型美德发展成为市民生活的伦理型美德。换言之，所谓德意志美德、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主要是在近代历史上这三个世纪里被训练和养成的。
在德国市民道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这之前，德国市民阶级受到贵族阶级的广泛压制和排挤，只得专注于经济和文化生活。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分道扬镳，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市民阶级的政治诉求受到压制，他们与政治有关的道德同样被迫淡出其道德范畴，让位于社会道德。可以说，启蒙运动后的德国市民道德体系被实施了一次功能化的手术，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诉求未被接纳进德国市民道德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秩序、勤奋、守时等工具性的次级美德。
市民美德的实施和强化，创造了社会财富，不但使市民自己获益，同样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因而各邦国大力促进这种美德的宣传。在强调劳动的价值、树立工作至上的市民美德的过程中，天主教地区与新教地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大力推行这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有利的美德。这一点，通过当时这两个地区大量的宣传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使工匠（后来被称为“德意志美德”）和商人们的美德在全民的头脑中内在化并扎下根来，成为人人遵守的准则，使之上升为民族的特点。至于宣传的手段，则是多种多样，当时最有效的舆论工具全都粉墨登场。
十六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的各种机构都被动员起来，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手段，为新道德摇旗呐喊、架桥铺路。各种手段中，有官方的，更有民间的；有用于公共领域的，更有用于家庭、私人领域的。就机构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各邦国的政府。这些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政令、法规，动用国家的强力手段来推行新道德。其次是教会。教会在各机构当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牧师们的布道词一直是民众最重要的意识资源。牧师们的布道引导着信众们在内心中树立起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事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教育的载体如学校通过教育培养人生观和世界观，学生们通过语文的学习、课文朗读与背诵等训练，在儿童的心目中从小就树立起官方需要的观念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官厅颁布了种种法规和政令，依靠制度建设来促进劳动美德的建立。例如，既然勤劳是美德，那勤劳的对立面必然是罪孽，所以懒惰变成了万恶之首，德语中的一句谚语“万恶始于懒惰”便是这种观念的证明。在德意志地区，不但对于懒惰的批判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官厅也明令禁止乞讨。早在十六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就已颁布政令，禁止乞讨，视之为一种罪行，把懒惰进一步妖魔化：帝国“秩序与改革厅”于一五三零年就已颁布政令，其中对于乞讨和好吃懒做者大加挞伐，政令中明文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者均不得乞讨，都必须工作，自食其力。
本来教会对于工作的态度并不是积极的。《圣经·旧约》的《创世记》里，神对亚当惩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罚他劳作：“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商业革命的潮流也席卷了教会，导致教会对劳动的态度也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近代以来，在倡导劳动观念的宣传攻势中，教会所起的作用同样也很重要，教士们的宣教活动直接触及人们的意识深处，直指人心。在新教地区，宗教改革后的教会更是礼赞工作与劳动。宗教改革的发动者马丁·路德本人就不遗余力地弘扬劳动观念，为把德国人打造成“工作动物”着了先鞭。在他的著作、布道词及其创作的圣歌中，都把工作和劳动的意义拔得很高，把“召唤”变成了“职业”。
德国各地的教会更是借助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号召德国人努力工作。一五六六年，德国黑森地区的一个教会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如何工作、如何做好工作：“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收益、对于所有事物有多大的必要性，就必须在多大的程度上切实地、有效地完成好工作。”在全民皆信徒的时代，教会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经过教会长期的宣讲和熏陶，工作神圣、劳动光荣的观念逐渐被树立起来，工作是人生第一要务的观念逐渐被神圣化和内在化，终于成了德国人的第二天性。
在这个进程中，学校的作用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海涅的《哈尔次山游记》里，未脱稚气的小学生就已经懂得努力学习，并且以学识渊博为骄傲。在学校里，为了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老师准备了“勤奋激励卡”，用以奖励学习努力的模范学生。“勤奋激励卡”虽然始自十九世纪，但却继承了三个世纪以来德国市民的业绩伦理观，是这种观念的学校版。在德国的学校里，这种卡片颇为流行，它印有各种图案，配以励志和奖励的话语。学习努力并成绩优秀者，可获得卡片，积累得多，说明学生的优秀，鼓励学生勤奋学习。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德意志各邦国的某些君主也身体力行，大力推行勤奋的美德。其中腓特烈大帝就起到了典范的作用。腓特烈大帝习惯早起，夏天早四点钟、冬天早五点钟他即起身工作，穿衣服时一边扣着扣子一边就开始发布命令。晚年的腓特烈大帝经常躬身驼背、提着他那根手杖漫步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在许多市场中，如果没有顾客购物，市场上那些贩妇们往往聚在一起聊天说话。当他看到这种情景时，都会勃然大怒，抡起手杖向贩妇们打去，同时训斥道：“你们这些懒骨头！没有人买东西，难道你们就不会织织毛衣、干点别的吗？”君主的身体力行，无疑也起到了一些作用。腓特烈大帝用手杖抽打着普鲁士，逼迫这个德意志邦国的人民勤奋工作，普鲁士人俨然成了工作机器。腓特烈的继承者们接过先辈的手杖，踏着先辈的足迹，继续驱赶着普鲁士人毫不懈怠地拼命干活儿。
就这样，在三个世纪中，所谓“德意志美德”被历史一锤锤打造出来。先是承认和肯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伎俩，使之成为美德；继之而来的，则是赋予这些美德以更深的含义、更高的境界，并使之道德化、体系化；然后把它们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一个行业、一个阶层的自我意识。最终，借着市民文化取代贵族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契机，德意志美德上升成为德意志全民族的美德体系。这种非常实际、实用的行业道德准则居然成为一个阶层、阶级的文化内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实在是历史所造就。现实植根于历史的原理再次得到证实。
作者：李伯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