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有耶无耶，是耶非耶？
二零零八年以来，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社会危机。在全球经济暗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不仅保持着近乎两位数的增长，而且 GDP 在二零一零年超过日本，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这份亮丽报表，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乃至激烈辩论。
“中国模式”之逐渐成形，肇始于当时任职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Bering Consensus）的理念。雷默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北京共识”。当年五月十一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北京共识”概念直接挑战在西方流行十五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二零零五年，该报告的中文版刊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二零零六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及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五十名权威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中国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结集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为《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六月第一版），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二零零九年，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版）一书进一步强化“中国模式”的概念，从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诸多研究层面解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的独特发展经验。潘维提出了“中华体制”的构想，认为“中华体制”或“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等两分法，认为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及“中国学派”的崛起（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展开，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论辩行列。比如，程恩富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载《经济学动态》二零零九年十二期）。
张宇等人指出，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二零一一年三期）。
综合来看，“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持续保持9.8%的平均 GDP 年增长率，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同时，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也存在着相反的观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基本认为并不存在独特的规律性的“中国模式”。比如，经济学者陈志武指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不过是又一次地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经济规律，自由法治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用陈志武书中的表述来说，就是“基于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更促发展”这样一条普世规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超越这一规律；对于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来说，“民间自由每增加一点，经济发展就增加一筹”（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零年八月版）。经济学者黄亚生在其二零一一年的新著中，通过中印对比，中国与拉美经济发展的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经验和缺陷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而未来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法治”来解决（《“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六月版）。经济学者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中，对于黄亚生的观点可谓是有所呼应。他同样对于“中国模式”一词表示异议，认为“模式”过于强调特殊性，而他所谓的“中国道路”则比较中性、客观，具体描述中国三十年经济崛起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及意义。他指出，之所以不赞同“中国模式”的说法，是因为“模式”的提法过于强调特殊性，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在他看来，并无多少特殊性，都是要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版）。
有些学者即便承认“中国模式”之说，关于“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也存在着不同评价。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二零一一年的新著（《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一版）即对于“中国模式”可能存在的需要警惕的问题进行了评价。丁著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几大社会成本：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体制性的腐败，污染和环境成本，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
丁著的论点，与一系列国际研究可谓异曲同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二零零八年有一期关于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的专题，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国民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势。卡恩和里斯金（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的研究——基于二零零二年的一次关于中国家庭收入的调查——发现，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中国城乡的收入不平等都有所降低。然而，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保持不变。该研究还指出，中央政府致力于公平导向的一些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减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某些方面。农村移民开始纳入城镇人口，提高了城市的不平等，而使城乡差距有所降低，但这一城乡差距以国际标准来看，仍然是非常高（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1995 and 2002，”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 （Jun.， 2005）， pp.356-384）。
周莹莹（Zhou Yingying）、韩华（Han Hua）和哈雷尔（Stevan Harrell）的研究也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不平等显著增长，但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不平等。即使在内陆农村地区，村庄之间和村庄内的不平等也大大增加。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他们与四川民族研究所合作重新调查了三个村庄，他们原本在一九八八年调查过这三个村庄90%的家庭。他们发现，在这三个村庄，收入不平等大幅增加（Zhou Yingying， Han Hua and Stevan Harrell，“From Labour to Capital： Intra-Villag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1988-2006，”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5， September 2008，pp.515-534）。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可以想见的经验是，人们并非无法容忍收入不平等，只是对于缺乏机会平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更缺乏容忍。这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验证。比如，吴晓刚（Xiaogang Wu）调查了香港和内地社会公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认知态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制度发展路径不同，收入不平等在内地和香港都大幅增加。香港较之于内地，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要高，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认知程度也高于大陆。在这两个社会，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规范性支持与人们对于机会的认知呈现正相关（Xiaogang Wu，“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0， December 2009， pp. 1033-1052）。
在微观的视角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宏观比较的视角。比如，德国波恩大学的韦德（Erich Weede）在比较中日经济发展时，从宏观比较的视角，提出了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Erich Weede.“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 ）69-90， 2004）。韦德指出，三百年前，中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大致相等。但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七倍。他把这种巨大差距的原因追溯到清朝和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他指出：第一，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都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起安全的、完整的保护商人、生产者的产权的制度。但是，日本政治上的分裂和封建制，提供了对于专断的政府力量的制衡，这一点是中国所缺乏的。第二，日本自上而下的革命，较之中国的自下而上的、彻底摧毁帝制的革命来说，破坏较小，使得日本的政治秩序恢复得更早、更快。日本的革命（其实是明治维新）保存了日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中国革命（推翻帝制和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则对此二者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第三，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比中国更早地被引向了对外征服和寻求海外市场。第四，日本追赶西方的脚步，比中国早了大约一百年。尽管历史上看，中日两国都有着高额的国民储蓄和投资，也都注重人力资本培养，但中国的发展先是受到二十世纪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的阻碍，继而又因为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被扭曲而落后。
根据韦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获得了难得的机遇：中国重建了激励机制，开放了经济，并且基本建立了私有产权的替代物。韦德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将在总体规模上超过日本经济并迅速拉大与日本的距离。这在今天当然已经是实现的目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韦德认为中国距离日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追赶。
韦德的中日比较分析，可谓既指出了我们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的根源，也警醒着我们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谨慎前行。吴敬琏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根基）和传统社会（如农业社会）不一样：在基础上，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充分保护创新者的权益；在发展实质上，依赖人的创造力，而非要素投入。如果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满足基础与实质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对于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的建构，与对创新者权益的保护、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才是“中国模式”的正道（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
国际学术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之辩，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规律——的见解，可谓异见歧出，纷繁多样。这应当说是件好事——在这种国际视野中，我们所引入的广阔的学科参照系，对于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或许别有教益。这些研究所体现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取向的“中国模式”的研究路径，对于我们比较精确地研判现状、预见问题、评估风险和未雨绸缪地筹划全面的对策、决策和战略，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借鉴。
作者：刘军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