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大革命为什么会在法国爆发？托克维尔讲了诸多不可能：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力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力压迫最轻的地方；政府已经着手改革，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政府也没有过去专制；普通法庭的独立性较之欧洲各国更甚；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他们比以往更加自由；文人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包括宗教），享有出版自由等等，但这些恰恰构成了革命爆发的原因。
大革命前夕，国家、社会、人民都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行政集权与“非正规的、病态的”自由精神并存。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权力统揽一切，地方自治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贵族保留着其自由传统，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留着独立精神，法官从不向王权屈服，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
一、旧制度：中央集权制下的法国
中央集权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首因，托克维尔是这么说的：“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四十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其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中央集权制，巴黎的至高无上不过是行政集权的表现，而且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理论认可了行政权力无限扩张。
但中央集权制并非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之前早已有之”。问题并不在于中央集权，而是集权以及体制转换导致的各阶层地位失衡、法治无效、行政混乱、社会分歧与冷漠。
革命前夕权力高度集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整个行政设置由御前会议、总督（省长）、总督代理（省长代理）构成。御前会议作用重大，它直接听命于王权，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十八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常常是世袭的。他们还享有荣誉，但是却没有了权力），他叫作省长（intendent），拥有权力。如同御前会议一样，他也有两项权威：行政权和司法权。他与所有大臣保持一致，他是政府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省长代理（sub-delegate）。
在权力隶属关系上，国王高高在上，他控制了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控制了各省省长（即总监），各省省长又控制了各省长代理。“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
“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乎人们想象之外。”于是，“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即，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但司法机构还是不断地受到侵犯。
中央集权导致巴黎成为法国本身，托克维尔说：“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重要地位远比它的城墙扩张得更快，结果“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巴黎成为法国，这种现象具有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巴黎在干什么，“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
另一方面，农村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挤往城市，“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有钱的贵族首先抛弃了农村；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农民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心灵上的地主制。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无须再去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而农民也形成了奇怪的逻辑：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巴黎集中，而一切都集中到了国王手里，行政改革并没有根除旧政权下的官僚弊端，反而增加了混乱，这就是大革命前夕的政治。
革命前夕，“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其结果只是唤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穷人的权利更难以得到保证，他们的人身权利时常受到侵害。“穷人在抵御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正如我在别处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于是就有了“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的现象。托克维尔认为“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是最有害的教育”。
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于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这也让人民懂得了一个道理：法律只适用于穷人。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政府现身说法，教育了民众。
中央集权制破坏了贵族和教会主导的地方自治。以往地方社会的治理一直是由教会和领主来主导的，他们的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领主应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但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领主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改革破坏了旧体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新体制；没有建立国家权力的扩张所必备的国家官僚机构，中央集权埋葬了地方自治，它却无力填补留下的空缺。
大革命前夕的几个世纪，各阶层的地位变化剧烈，他们的相互关系失衡；作为个体，他们非常相似，作为阶级，他们之间非常区隔。
在旧政权下，各级官员享有特权。“在六十年来法国永久确立的九部或十部宪法中，有一部明文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
在旧制度下，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接触国家行政，他们地位下降了，但特权依旧，甚至倍增；而且他们享有的司法权也逐渐变为一种特权。但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权的领主便不再把它视为一种权力，而视为一项收入。对于贵族而言，他们的政治部分已经消失，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而且有时还激增。结果人们难以忍受贵族的特权。
教会领主地位也下降了，但也享受同样的好处，因为教会最终却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的势力随之削弱。教会地位几经变迁，最后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农民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地位却下降了，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土地所有权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证，甚至整个国家都压迫他们。
还有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他们是新贵阶层，却苦于没有政治权力，无法享有政治权利，他们也不满旧政权。
民主社会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前的法国民众“作为个体彼此非常相似……但作为阶级，他们之间彼此区隔，老死不相往来”。法国公民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彼此相似，而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最容易被摧毁。
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法国社会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
后果就是，他们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二、怪异的文化现象：文人议政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
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法国的文人的：“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不同于英国的作家们，法国作家不参与公共事务（根据英译本），他们也从未如此超脱过；而且他们不担任公职。但是，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政府事务（根据英译本），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
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于是作家“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总之，在旧建制下，国王不受法律限制，而且他可以改变司法；行政改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政府直面民众却无法满足民众之需；贵族和教士享有各种特权，却消失了责任和权利；法律庇护官员，却不保护穷人；社会形成原子化的个体和区隔化的阶级；社会分歧不断加深，各阶级相互敌视，彼此封闭；农村空心化、城市学巴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破坏了旧秩序，却没有及时填补旧秩序消除之后留下的空白；它以自己不守信不守法的实际行动教育人民，法律不帮穷人；它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引起了各阶级的相互区隔，加深了社会的分裂，旧政权是自己走向灭亡的。
三、国家建设的两难
旧制度减少了奴役与依附，它是向“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很少有人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理解这场革命，我们在集权过程中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影子：集权的政府、统一的官僚、统一的税收体系。当时的经济学家对这个新政权的设想：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从国王到国家——国家的这种变化是整个政治秩序的转换。
暴力终止了旧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新秩序。因为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十分强大：国王专政、特权严重、司法不独立、法律不公、阶层对立。破坏旧秩序并不能保证新秩序的确立；王权和国民的直接相对既是现代国家的要素，也隐含了巨大的风险；政府备受责备，忍受各种煎熬。“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旧制度当然会消失，大革命只不过把这个过程大大缩短了。
法国大革命告诉我们的是：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政府必须平衡各阶层利益，明确各自权责；政府必须带头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保卫弱者，因为，相较于强者，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政府必须取消各种特权现象；政府必须致力于消弭各种社会的分歧。否则，看似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因为它无力可借，它只能摧毁社会本身。换言之，王权所做的正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但它与旧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这种旧制度，却无法适应新秩序。现代国家的建设十分艰难：它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杜赞奇曾将其比作一场事关政权生死的竞赛，即旧秩序被破坏之前，新的秩序已经建立。很显然，十八世纪的王权没能胜任这一重任。托克维尔讲的很明白：在十八世纪，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好理解了。
法国革命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诚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译者所言：“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没有陈旧过时，哪怕我们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托克维尔对革命爆发前的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复杂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值得任何改革中的当政者关注。
作者：周建勇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