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节制地热爱民主
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的《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堪称研究托克维尔的众多著作中最精彩者之一。马南深受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影响，在这本薄薄的却很有分量的小书里，读者可以领略到马南“解经”的深厚功力，以及他以古典政治和基督教为参照全面审视现代性的宏阔视野。不过在如何应对现代性的危机这个问题上，马南表现出了与施特劳斯的重要不同：马南不像后者那样，把“回归古典政治”视为解决现代性危机之道。在这个问题上，马南是托克维尔的追随者，他用一种富于张力的论述表明了自己对民主的希望和忧虑：民主是正义的和不可阻挡的，接受民主这一现代人的“命运”因而是反思民主危机的前提；然而民主自身中存在的侵蚀公民德性的、妨碍人变得卓越和伟大的因素，又使民主需要不断地克服其内在危机。有意思的是，马南这本初版于一九九三年的著作，恰恰是在东欧共产主义政治神话幻灭之后、民主话语在欧洲大获全胜的时刻面世的。马南这位赞同民主的自由派，在民主得胜的时刻对民主的内在危机进行的清醒反思，显示出他具有和托克维尔一样的“超越党派激情”的能力。这种以比较不偏不倚的态度直面问题本身的能力，在有着“学术政治化”传统的法国学界，并不多见。因而对于想要了解民主的本性的读者而言，马南的这本小书十分值得一读。
马南的著作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民主何以既是正义的，又倾向于侵蚀公民德性？对于不少爱好民主的中国读者而言，前半个问题几乎是不言而喻和无需论证的，后半个问题又是令人奇怪和不解的。在他们看来，现代民主政制不仅不会侵蚀公民德性，它恰恰通过一整套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保障了底线道德。当他们这么说时，往往隐含的另一个意思是：前现代的政治（无论它是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其他的）由于用不切实际的道德理想规定了人的目的和政治生活的目的，往往导致强制和虚伪的盛行。很显然，持这种想法的民主的爱好者不容易体会到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的独特价值。他们多半会把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忧虑当成敌视民主的保守派的胡言乱语弃之一旁。然而马南提醒我们，不要轻视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一位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逝世的思想家，不可能在有关民主的问题上说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不可能帮助今天的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处境。在马南看来，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既能激发对民主的明确期望，同时又能深究民主的痛苦奥秘”。那么，就让我们暂且放下党派的激情和现代人的骄傲，和马南一起领略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奥秘”吧。
要读懂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和马南对托克维尔的阐释，首先要了解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定义。马南用整个第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表明他认为这是理解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的一把“钥匙”。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定义的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突破了民主的传统定义——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政体”。根据马南的阐释，托克维尔一共给出了三个有关民主的定义：一是作为“政治”的民主，概言之，即人民主权原则；二是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概言之，即身份平等；三是公共舆论。第一个定义是与传统的民主定义一脉相承的，后两个定义则是托克维尔的创新。在马南看来，人民主权原则、身份平等和公共舆论被托克维尔共同视为民主的“源发性事实”，而《民主在美国》要考察的，正是这三个民主的“源发性事实”给现代人的各个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家庭等带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进一步对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趣味、心态结构发生的形塑作用。从这种独特的民主的定义出发，托克维尔在对旧制度的法国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做了经验观察之后，构想出了两种理想类型的社会——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两种理想类型的人——贵族和现代人。他反复考察比较这两种社会和两种人的好处和坏处，从而得出了他关于民主的基本论断。
与卢梭一样，托克维尔不仅把同情视为一种善德，还颇为赞赏个体的“自我统治”。自我统治意味着个体不服从他人的意志，除非这个意志同时也出于他自身。由于民主承认了平等的权利，因而自我统治同时还意味着追求自我统治的个体不应把“己所不欲而他人亦不愿的事强加于人”。自我统治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成了民主加诸现代人的两种“苦行”（马南语）。前者意味着不能因为怯懦或懒惰而屈从于未经我的意志认可的他人意志，否则我就失去了自尊；后者意味着需要凭借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节制我的权力欲，不对他人施行强制。这两种“苦行”中蕴含着“公民雄壮自豪的美德”。自我统治的个体之间实现自由的联合，这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期待。如果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到此为止，那他就只是一个民主的爱好者，然而事实上，托克维尔同时还是一个民主的批评者。他既看到了民主的积极面向——激发现代个体产生“公民雄壮自豪的美德”的可能性，又看到了民主的消极面向——侵蚀公民美德的可能性。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呢？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消极面向的病理性诊断，是马南格外关注的，他因而在《民主的本性》的多数章节中贯穿了对民主的消极面向的分析。在马南看来，托克维尔之所以敏感到民主的消极面向，得益于他对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贵族与现代人的深入比较。罗马城邦中的贵族是作为享有特权的公民存在的，他们在荣誉的指引下参与城邦的政治，并由此培育其公民德性。现代民主的降临，意味着这样一个假设成为一切事务的前提：所有人在权利上都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持各种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们把人从各种传统的关系、影响中抽象出来，假定他们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取代了“德性”，成为首要的原则。追问人存在的目的和寻求有德性的生活，这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失，但它已经退居私人领域，成为平等的个体自由选择的对象。现在的问题在于：现代个体被赋予了“自我统治”的权利，他只服从他自己加诸自己的律法，但他会加诸自己什么样的律法呢？怎样才能避免“自我统治”成为自我意志的任意统治呢？民主的教义的几乎全部道德内涵就在于对个体独立或自主的肯定。民主的教义因而是一种“令人眩晕地空洞”的形式性的教义（马南语）。它必须与某些被“继承”的道德内涵达成一种妥协。只有这样，个体才能成长为公民，民主才不至于堕落。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民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妥协，就是这样一种“幸福的妥协”。反过来说，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民主与宗教传统之间的敌对，则促成了法国民主革命中的种种不幸。
既然民主要保持健康，或者说，个体要成为公民，其条件是个体自愿地与某种道德内涵达成妥协，那么现代个体是否“愿意”或“能够”这么做，就关乎民主的命运了。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会用《民主在美国》的几乎整个下卷来考察现代个体的思想、情感、趣味、心态结构。那么，在托克维尔所描绘的现代个体的画像里，哪些方面可能妨碍公民德性的养成呢？
与贵族时代的人相比，民主时代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主义。它是民主的社会状况最直接的产物：民主社会的降临意味着原本从属于不同等级的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脱离出来，成为身份平等相互独立的个体。托克维尔定义的个体主义不同于利己主义。后者是“对自我的一种充满激情和夸张的爱，这种爱使人把一切都只与他自己关联，视自己先于一切”。个体主义则是个体对其“自足”的肯定：他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影响，也不愿意影响他人。前文提及过“自我统治”原则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后果：自主和不强制他人。不难看出，当托克维尔谈论个体主义时，他担心的是“自我统治”原则会导致一个消极的后果：个体的自我封闭和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于这种状况，将给民主政治带来威胁：个体的相互疏离将给觊觎权力的专制者可乘之机；同时公民美德也将受到致命打击，因为公民精神需要在个体经常的相互往来和共同行动中才能得到培育；更重要的是，当个体封闭于自身之内时，他是难以获得成长的，因为要认识世界和自我，他需要走出自我，需要他人的影响。
热衷于追求物质财富，这是现代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也可能妨碍公民德性的养成。对物质财富的爱并非民主时代的人独有的特征，然而在贵族时代，追求物质财富不会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激情，因为贵族社会的两种人——生来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和没有希望获得财富的民众都缺乏热切追求物质财富的动力。而在民主时代，由于人人都有机会获得财富，同时每个人都面临和所有其他人的竞争，因而穷人渴望获得财富，富人害怕失去财富，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物质福利，并为此焦虑不安。托克维尔担心，现代人致富的激情，将限制其视野，使其只关注私人事务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并将降低其趣味，久而久之使其对于美、崇高、神圣和其他精神性的享受不再有感受力。这最终将妨碍个体成长为公民。同时，它还会使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由于自由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实惠，追求和保持政治自由甚至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时间和财富，那些只注重实利的人因而会轻视自由，甚至乐意用自由换取物质福利。而当人们不爱好自由时，自由是难以争取或维持的。
托克维尔关于现代个体的特性的另一个著名论断，是现代人有屈从于多数的意志的倾向，从而使“多数的暴政”成为可能。乍看起来，这个论断与托克维尔关于个人主义的分析自相矛盾。既然现代人爱好独立和自主，并且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影响，他又怎么会轻易屈从于多数的意志呢？在托克维尔看来，爱好独立自主和屈从多数的意志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于现代个体身上。因而现代民主是否能够保持健康，部分取决于现代个体身上这两种倾向拉锯的结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现代人为什么会有屈从于多数的意志的倾向。一方面，用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社会权力”，它代表着多数的意志，并为多数所认可，因而比任何一个“欧洲已有的所有其他权力”更加强大。这正是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形。相比之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由于存在着独立于王权的中间团体——贵族、自治市镇、高等法院等的掣肘，绝对王权即便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民主时代的“社会权力”那么有影响力。另一方面，现代个体虽然感到“自足”、努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和行动，但同时现代个体具有的某些特点又会妨碍他最大程度地获得这种力量。在妨碍现代个体变得强大和卓越的因素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身上、同时也构成了现代社会之动力的“对平等的激情”。在马南看来，托克维尔对平等的激情的刻画，是他关于民主的思考中最深刻和最具原创性之处。在第六章“民主时代的人”里，马南区分了平等的激情的三种表现形态：首先是由它激发的某些普遍的情感，从积极的方面说，例如正义感，从消极的方面说，例如嫉妒心。其次是“每个人与每个人以及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认同。第三是驯服“自然的不平等”的无止境的努力。马南对平等的激情的第三个表现形态的概括乍看起来了无新意，因为它像是同语反复——对平等的激情自然意味着对不平等的驯服。不过这一点恰恰值得读者注意，因为马南认为它最为重要。他在第七章“民主与人性”和第四章“社会权力”中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民主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平等的。尽管民主并没有在原则上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资上的“自然的不平等”，但它严格要求这种不平等不能使弱小者屈服于卓越者。民主致力于尽可能地减弱智识或德性较高的人对其他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包含着前者对后者的权力。民主严格要求人们依据平等原则相互交往，个体因而必须遮掩他们自己身上“所有可能违背这一平等的情感、品质和行动”。民主的这一教义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平等相待使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另一方面，它又使每个人小心翼翼地封闭在自我当中。这种状况有利于个体变得卓越么？马南认为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自我封闭只是一种“自负”的表现——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样优秀。然而，对于个体而言，他要获得成长，获得支撑他的独立和自主的内在力量，他必须走出自我，而只有一个在某些方面比他更为优秀的人，才能给予他成长的阶梯。由此，托克维尔揭示了民主的一个悖论：民主认可了个体独立自主的渴望，赋予了他追求自我超越的自由和权利；但民主固有的对平等的激情恰恰又妨碍了个体的自我超越，进而损害了他抵御多数意志的力量。民主时代的个体“只能相信自己，可是他却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因而既不信赖自己也不信赖他人，而是信赖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多数：“既然所有人的才智都不相上下，那么真理不可能不在大多数人这一边。”
在追随托克维尔考察完民主的本性之后，马南继续追随托克维尔探讨缓和民主弊端的办法。托克维尔提示了努力的方向。他首先提醒现代人要节制对平等的激情，马南在第七章“民主与人性”结尾的这段话仿佛出自托克维尔之口：“我们不能退出民主，因为身份平等化的进程是无法抵挡的……我们能够并且应该节制民主，对其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在受益于其与自然的一致的同时节制其对自然的敌意。当民主与自然一致时，就肯定并希望实现民主，而当民主与自然对立时，则对其加以限制——这是民主国家实现繁荣和道德所需要的最高技艺。”
在马南看来，为了使民主保持健康，必须节制民主。然而，由于平等的激情构成了社会的动力，民主社会将越来越彻底地消除贵族制的残余，越来越倾向于减弱“自然的不平等”带来的“影响”，那么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可以节制民主的力量呢？托克维尔认为宗教可以起到规制民主的作用。除了用宗教来缓和民主的弊端之外，托克维尔还提示了另一个努力的方向：维持和激发政治自由。如果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呈现了一个民主的消极时刻——民主与自由分离的时刻，那么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个民主的积极时刻。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的是自由与民主颇为成功的结合，以及有利于保障自由的各种制度与民情——乡镇自治、结社自由、司法独立、联邦体制、宗教，这促使他相信当时法国的保守派试图阻挡民主进入政治领域是不明智的。民主并非洪水猛兽，关键的问题在于掌握用自由的制度和民情“节制”民主的技艺。不过，很显然，令马南更感兴趣的，不是美国的民主，而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的、与法国的民主化进程相伴随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疏离和政治自由的失却。它们是旧制度时期由绝对王权的行政集权主导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后果。在马南看来，由于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缺乏美国式的缓和民主弊端的因素与之抗衡，因而最充分地暴露出了民主的“自然缺陷”，以及民主与自由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在大革命中继续发酵，并促成了大革命从追求自由到走向奴役的反转。
马南格外重视并不惜笔墨剖析民主的种种病理，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欧洲民主当前遭遇的危机的感受。前文说到，在马南看来，造成民主的脆弱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民主的教义除了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之外，缺乏更多的道德内涵。他因而认为现代民主为了良好地运转，需要与某些前现代的道德内涵相调和。然而，伴随着欧洲近几十年来的去基督教化进程，传统的道德资源本身遭到了削弱。个体与公民、人的权利与人的目的之间的紧张因而更加凸显。这正是马南在本书的导言中所说的：“民主时代的人信奉人对其自身的行动拥有主权这一信条。这个信条对人的行为的内容和目的保持沉默。对于人存在的目的，人的各项权利保持着而且愿意保持沉默。人越是自认为是一个拥有各项权利的存在，对各项权利的保障越是得到发展，人的目的这一问题就越是遭拒斥，而这种沉默就越发刺耳。”
不过，尽管马南对民主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打算反对民主原则。在他看来，以人与人的“自然的不平等”为理由拒绝接受民主，并试图恢复所谓的“必要的不平等”的那些人严重低估了民主的力量。他们没有看到民主在何种程度上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在何种程度上他们自己已经是民主时代的人。他们像托克维尔批评的保守派一样，盲目地仇恨平等，认为人们应当而且可能回到他们想象出来的过去的“黄金时代”里。他们本该用切合民主时代的方式去缓和民主的弊端，但他们不仅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反倒在平等的恶之上，加上了不平等的恶，并使它们相互激发。马南因而坚决地反对这种类型的“民主的敌人”。不过，马南认为还有另一种民主的敌人，他称之为“民主的过分的和不节制的朋友”。这种敌人，由于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一种，因而更为危险。这种人声称自己是“彻底的民主派”，拒绝与“前民主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内涵”相妥协。他们因而任由民主的弊端发展，甚至主动将其推向极致。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巧能迎合民主时代的人对平等的激情，因而很容易赢得人们的尊敬。很显然，马南写作此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后一种民主的敌人发出这样的忠告：
“为了很好地热爱民主，应该有节制地热爱它。”
（《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马南著，崇明、倪玉珍译，华夏出版社）
作者：倪玉珍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