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的黄昏
自从美国学者拉塞尔·雅戈比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其《最后的知识人》一书以来，西方学术界基本上一致接受了他提出的论点，即以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自由的知识人时代已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知识人从此进入了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一个特定领域的博士文凭成了任职于任何学术机构不可或缺的敲门砖；那些以有教养的公众为生的白雪阳春刊物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之下，也日渐成了明日黄花。在雅戈比看来，导致美国文化中知识人衰落的致命因素是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文化，以及知识日益专业化的趋势：战后高等教育的“爆炸”把知识人的身份从独立的变成了依赖的，从自由撰稿人转变成了拿薪水的大学教师（参阅Russell Jacoby ：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1987， New York，14页）。
但雅戈比首次创用了“公共知识人”这一语词，来概括那些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而向普通公众阐述一个民族国家的道义问题和公共关怀的文化。差不多与此同时，随着法国知识巨人萨特在一九八零年去世，福柯在一九八四年英年早逝，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Lyotard）也发出了“知识人已经死去”的惊呼。当然，这样的知识人时代概括和惊呼只是一种文化隐喻，标志着那种像伯特兰·罗素和萨特那样代表“社会良心”，为“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以及像丹尼尔·贝尔、欧文·克利斯托、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加尔布雷斯这样解剖和批判美国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以及那些靠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知识人，不是寿终正寝，就是销声匿迹了，同时也标志着公共知识人拥有“一呼百应”影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简言之，标志着“知识人的黄昏”。
作为一个小插曲，美国上世纪的知识巨人丹尼尔·贝尔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仙逝，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九六零）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九七六）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西方学人。对中国读者来说，那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九八零）可能更有点像当年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的轰动：想当初，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学人看了贝尔的书之后，曾放言“小心被开除球籍”，也不知那种“忧患意识”究竟对今日中国的转型起过多少作用。那种意识今天看来，已经恍若隔世了。但贝尔在美国则是一位典型的“最后知识人”，最后一个不靠博士学位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的独立学者。他的去世更标志着美国独立知识人时代的终结。
无独有偶，二零零一年，美国的一位上诉法院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也写出了一本题为《公共知识人的衰落》的书。波斯纳沿袭了雅戈比所创用的“公共知识人”的界定，然后以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惯用的实证方法，用一个知识人学术著作的被引用数、上媒体的频率和网页点击率，来衡量一个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他以为现在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社会作用与其说是为“社会公正”呼唤呐喊，还不如说是给公众提供“娱乐消遣”；公共知识人的头上早已失去了“道义良心”的金色光环，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愈益减弱；现在公共知识人出现在媒体上主要是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资讯，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高见了。媒体之所以看重公共知识人，是因为知识人提供的娱乐和鼓舞作用要大于普通的记者（参阅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 200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6页）。在波斯纳看来，这种公共知识人“娱乐化”和“知识化”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代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琐细和狭隘，任何知识人都难以跨越分工精细的专业鸿沟。
就社会商业化的总体趋势而言，雅戈比和波斯纳的分析基本上也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人命运的演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还有不少靠稿费为生的文人学者，或者没有博士学位而当上大学教授的，但从新世纪开始，在社会商业化和学科专业正规化的大潮之下，上述两种昔日的知识人已经越来越像是凤毛麟角了。中国知识人的“道义良心”作用也正在逐渐丧失，而“娱乐消遣”的味道则愈益明显。从前国内流行的“报告文学”的体裁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不见了，代表“道义良心”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者大都也改用了专业性比较强的现代新闻报道，而让“道义良心”的评判功能主要留给了读者和观众自身。知识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义良心”的化身，而同样是充满“七情六欲”的世间凡人。在一个法律秩序趋于日渐正规运作的社会里，知识人与普通有教养的公众之间的距离愈益缩小了，而作为社会“道义良心”代言人的知识人已经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自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以来，“社会公正”和“道义良心”一直是知识人的核心关怀，或者说是知识人的乌托邦。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最好是由注重知识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对孔子来说，一位“贤君”则是“行天下之道者”。但是现代知识人的正式形成则要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以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知识人纷纷挺身而出，抗议政府当局诬陷犹太人德雷弗斯。直至今日，文艺评论家爱德华·萨伊德对知识人的定义，仍然是“拥有自由精神的‘终身牛虻’”。他们的职责在于公开地提出令当局难堪的问题，抗拒正统和教条，以道德勇气对抗当局。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知识人就是用激烈的辞藻为受到侵犯的权利辩护的人，他们也为受到压制的真理、被延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他们的存在则有赖于一个能够随时回应，并且资讯充分的公共领域，以及那些得到人人确认的普世价值。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经典定义，知识人的职业是自由飘浮，独立不依的，他们属于社会秩序中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属于社会上不依附于人的阶层。
纽约大学的一位自由派历史学家托尼·贾特（Tony Judt）在二零一零年初出版的一本新著《沉疴遍地》中指出，美国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愈演愈烈的物质主义崇拜和贫富之间鸿沟的扩大，已经像一种病魔侵入了这块曾经是神显的国土。这种病魔便是物质主义的贪婪和丧失了公共美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它在侵蚀着美国社会的神经系统——体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种种机制；而且病魔早已使得美国社会在社会公平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贾特引用了诗人奥利佛·哥德斯密的一首“荒村”的小诗，来作为他全书命题的隐喻：
财富聚集之地，芸芸众生危亡，
病魔肆虐无忌，国土病入膏肓。
（参阅 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2010， New York， 扉页）
也是在二零一零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在其新著《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指出了罗尔斯以公正制度描绘绝对正义的正义论的不足。在森看来，正义原则不应是由体制来界定的，而是由改善人的生活和自由界定的；体制正义论没有考虑到人的行为的偏差可以在正义体制下同样造成极端的不公正（参阅Amartya Sen：The Idea of Justice， 201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I页）。因而森的正义论更加关注于“可纠正的明显不正义”，而不是从一种假想的社会契约演绎出绝对公正的抽象正义原则；从而这种多元的正义论也就更多地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
托尼·贾特在其二零零五年的一部杰作《战后欧洲史》中便讲到了欧美公共知识人的命运。在最后一章“欧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贾特说道，公共知识人在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已经愈益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那些上世纪留下来的著名知识人也都陷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The Penguin Press， 2005，785页）。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欧洲一些最为著名的领军知识人，为了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一些最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起事先计划好的联合行动：德国的哈贝马斯与法国的德里达，两位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人，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欧洲的再生：我们在战后的新生》。他们指出，美国最新的危险途径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人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公共认同，吸取他们共享的启蒙价值，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一种独特的欧洲立场。
在同一天，欧洲一些同样著名的公共知识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学家兼小说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国日报》（La Republica）上，他的同事哲学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则在意大利最为著名的《新闻日报》（La Stampa）上，瑞士的“日耳曼艺术学院”主席阿道夫·默奇（Adolf Muschg）在《新苏黎世日报》上，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国家报》上，以及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南德意志日报》上，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做出了相应的呼吁。贾特说，在上个世纪的任何时刻，由如此出众的社会著名人物发起，同时发表在这样大型的报刊上，这样一种规模的知识人呼唤，注定会是一个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种会冲及政治和文化社区的宣言和宣战书（同上书，787页）。
然而这一“哈贝马斯—德里达倡议”，尽管澄清了许多欧洲人所共享的愿望，但是却静悄悄地过去了而未受到人们的重视。首先欧洲各国的新闻记者并没有报道这一“事件”，各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根本没有想到邀请这些名人学者去出谋划策，而广大的民众更是当其为专家的奇文怪谈而充耳未闻；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没有积极响应。当年左拉和萨特时代的知识人登高一呼，公众群起响应的日子，仿佛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早已为足球明星和摇滚歌星所取代了。“哈贝马斯—德里达倡议”的命运恐怕更为明显地显示了他们已经是濒临灭种的最后公共知识人了。
公共知识人在其专业之外起到了“指导民意，激扬文字”的作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识人”也缺乏一种可以号召民众的社会目标，从而出现了热血的公知与冷淡的公众所形成的鲜明对照。今日的公众已经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与狂热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昔日的狂热曾产生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今天的公众冷淡症同样可以造成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无形专制，以及贫富差别所带来的社会不公。
《知识人的黄昏》这本书收集了笔者在跨世纪二十年时间里所写成的一些有关知识人与文化批评的论文和随笔。那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成的论知识人的文章在当时仍属于领风气之先，打破了当时国内知识界依然弥漫着左倾激进主义的神话，引发人们重新反思知识人的社会作用；也引发人们重新反思“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人偏重破坏远远超过注重创新的偏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人创造性的贫乏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本书的后三分之二的文章则大都是一些文化随笔，是作者在美国经受了十多年的洋插队之后，以切身之体会，对欧美社会做出的一些思考和感悟。如果说九十年代在国内写成的论文主要批判了国内知识人的文化激进主义偏向，那么近几年有关欧美社会和知识人的随笔则重新祭起了一个知识人“道义良心”的旌旗。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中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的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需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23页）罗素并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企图既尊重传统，又保持个人独立的尝试。由此想到，一个知识人的立场也在于尊重传统和维护个人独立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在尊重传统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认识到世界上的“社会公正”都是相对的，终结的“社会正义”只存在于哲学家和诗人的想象之中，而且有众多的版本；那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实现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而一个知识人的职责，就像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所说的那样，在于评判各种政治体制下的相对非正义时维持一种适当的道德责任感，做一个带着卑微公民角色的独立观察者。
最后就本书所用的“知识人”一词做一点说明：二零零八年五月的一天，余英时先生到寒舍来与纽约读书沙龙的朋友们座谈，讲起大陆至今仍沿用革命气息浓重的“知识分子”一词来指称知识从业人员，为什么不用比较中性的“知识人”一词。仔细想想，“知识人”作为一个翻译词语，与本土的“文化人”一语相当接近，不过是指带有公共关怀对大众答疑解惑的专业知识人士，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用文字和言语替天行道者，有时颇像一种缩小了的“蝙蝠人”或“蜘蛛人”，因而将“Intellectual”译成“知识人”更加具有形象的魅力。所以本书将以前文章中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语一律改成了“知识人”。
（《知识人的黄昏》，傅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者：傅铿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