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官营”、王朝“革命”与“李约瑟之谜”
《读书》二零一二年第十期上的《“盐铁官营”的现代反省》，认为民众权利被漠视，无人能有效约束皇朝的财政收支，从而专制国家财政困难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崩溃。该文从财政的视角认为中国的治乱循环不可避免。第十二期上的《王朝“革命”的政治文化解读》也认为，民众权利不受统治者尊重是传统中国社会王朝“革命”周期循环的原因。笔者认为，这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思维方式。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是这样，我们要问的似乎更应该是：为什么同样的战争原因，同样的财政问题，同样的有滥权欲望的专制君主，在英国发生了“管住国王的钱袋子”，进而引发宪政；而在中国却发展出“盐铁官营”，专制统治持续两千余年？——这涉及另一个更大的论题：“李约瑟之谜”。
要看清中国的历史，要解开“李约瑟之谜”，仅仅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是无法破解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尤其是谜题的后半部分（中国的衰落）a放在更大的中英对比视角下，或许更能看得清楚其中的历史真相！
“李约瑟之谜”的前半部分（中国的辉煌），说到底是农业经济的成功（此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其本质正是“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和“盐铁官营”的政策工具的成功。这样的政策使得国家不仅不必依赖高农业税来养政府，而且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可用于救济自然灾害下的民众，所以，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广袤的土地承载了更多的人民，这也是“高水平”的涵义之所在，同时也证明了农业经济的成功。
然而，农业经济仅仅凭借农业技术本身是无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充其量只能通过地域扩大（外延式）和农业技术革新（内涵式）扩大陷阱边界。每当王朝稳定统治后，人口大量的不受限制的繁衍，总会逼近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界。尤其当自然灾害发生时。陷阱边界会缩小，从而导致资源相对于过多的人口而言紧张短缺，引发社会矛盾无法缓解，导致革命、王朝轮替。根据竺可桢、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的因素，气候变化、战争动乱、朝代更迭与人口变化规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其中的逻辑是：气候变化直接引起农业产量的减少、农业与畜牧业区域的相对移动，可能引发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间接地，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所以，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不过是农业经济条件下“马尔萨斯机制”的表现，而不是其原因！
所以，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战争使得人口大大降低，从而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新王朝得以恢复稳定的统治。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头发跃起的。同样，中国“高水平”的成功的农业经济社会也无可能拔着自己头发而跃进工业经济时代。
那么，西方的兴起靠的是什么呢？是宪政民主、是武装殖民、是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干预？虽然经济学界有研究，比如阿斯莫格勒（Acemogle）等人认为英国的兴起有赖于宪政民主，然而我们似乎更应该追根溯源：为什么单单是英国——那么一个曾经落后于欧陆、更落后于中国的小小岛国——最先跃进工业经济社会呢？
事实上，直到十一世纪的诺曼征服以后，英国才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这种封建君主制是一种君主和贵族作为封君和封臣而建立在相互依存关系上的双向契约关系（这种契约理念也是基督教传统，因为《圣经》就是上帝和人的契约），其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虽然不见于成文法律，只存在于习俗之中，但为双方熟知，具有法律效力。其中一方要求习俗之外的权利，或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被视为违法。这时，双方就有权解除契约关系，甚至诉诸武力。这是英格兰封建制度运作机制中的基本因素，也是与中国秦汉以降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之处！所以，从起点上，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就蕴含了国王与土地贵族的博弈关系，由此才有可能需要制衡与妥协，才有可能发生“管住国王的钱袋子”进而引发宪政。而更深层次的基督教文化的人性论假定，也必然要求对人性加以控制：对王的限制（宪政）与对民的惩罚（法治），这构成了英格兰宪政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在那时，英国竟然还没有国税，更遑论国税供养的常备军！国王依靠自己的领地过活，通过封建契约获得土地贵族的效忠。所以，当国家遇到战争，需要财政收入时，受到封建契约约束的国王需要征得土地贵族的同意方能开征税收，所以，一为了开源，二为了制衡土地贵族，国王不得不扶植工商业者。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从经济层面讲，本质上是对伦敦等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特许！一部英格兰宪政史其实就是一出国王、土地贵族、工商业者的博弈！
反观中国，“盐铁官营”的背景也是战争，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需要财政支持，而经历了七十年休养生息的商人拒不支持，才导致“告缗令”、“盐铁官营”等釜底抽薪之举，其中逻辑又与英国截然不同：由于没有制衡力量与之博弈，专制皇权并不需要借助于商人的力量去抗衡，而是直接经营以获取更大的垄断商业利润，所以，“盐铁官营”顺理成章；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下，对于民间商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同时，平准均输制度保证了市场价格的平稳，对于商业利润而言无异于无源之水；垄断的市场中介制度（市侩）不仅提高了市场价格，而且限制了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而经济政策成功的背后是文化心理因素，儒家文化秉持的人性论假定认为，“帝”是至善的代表，“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司马迁：《史记》卷一，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1页），自然不需要限制；民“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重在教化，而不是惩罚。这样的文化观念映照在国家上，就是家国同构，“国家”这个词就意味着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意味着作为最高权威的“帝”对“臣民”统治的合法性。
所以，以上这些政策成功地抑制了民间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一是维持了政府统治的稳定；二是不必依赖高农业税（相对于同期的欧洲大陆），农业得以高水平发展；三是使得国家有能力建立储备制度，赈济自然灾害时的民众，所以，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中国土地承载的人口密度相当的大，这也正是前述的“高水平”之涵义。
当然，抑商的成功、重农的成功，使得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成功延续了两千多年。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英国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前已述及，直到十一世纪，英国才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到一二七五年，爱德华一世国王才开始征收关税（羊毛出口税），从此英国才有了实施国家“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的工具。与中国的“重农抑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重商主义”产业政策。早期的“重商主义”也称“重金主义”，以货币平衡论著称，主张只卖不买，将金银财富留在本国以使国家富强；后期的“重商主义”又称“重工主义”，以贸易平衡论著称，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国内产业，认为只要保持贸易顺差即可致富国家。“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取得了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到地理大发现前夕，英国的羊毛出口逐渐让位于呢绒出口，同时，沟通生产和国际市场的外包制度（putting-out system）创新并发展起来。为了获得稳定的货源，商业资本逐渐向产业渗透，出现了商业资本控制下的手工业工场的生产组织制度创新，并成为以后技术革命的组织载体。这一过程，正是“重金主义”向“重工主义”的过渡与转换。
不能否认，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可能促使哥伦布探险，从而开辟了大西洋航线，使得欧洲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转移，英国才有了崛起的机会（而早于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八十余年的郑和下西洋，却是以政治作为其首要目标，而且并未伴之以殖民掠夺）。直到十六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才具有了民族国家形态（而早在秦汉，中国已具备了此时英国的绝大部分国家特征），并且更为娴熟地运用“重商主义”的国家产业政策，一方面以法律和高关税拒其他国家于国门之外，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国产业，比如被亚当·斯密称颂的针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航海法》、针对中国和印度的《棉布法》等等，当然还有针对本国的“血腥立法”迫使失地农民不计报酬地加入雇佣大军，使得国内的航海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产业得到很大发展。由于有国内产业的支持，英国在英西海战、英荷海战中大获全胜，并于一七六三年战胜法国，从此奠定了英帝国的雏形，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手中抢得大量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和北美。殖民地巨大的原材料供应极大地缓解了英格兰本土的生态紧张（彭慕兰：《大分流》，江苏人民出版社，338页），更重要的是，殖民地巨大的市场需求，成为产业革命的导火索！
亚当·斯密说，分工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这没错，但他没说，可能性如何变为现实。如果我们全面看待一七六零年前后的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史，便会发现其中的玄机！恰逢其时，英国相继获得了西、荷、法等国大片的殖民地，而英国本土人口与生产技术水平根本不足以通过外延式扩大供给来满足如此庞大的殖民地需求，生产效率的提高——技术革命迫在眉睫——这提供了发明新工具的必要性。在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作用下，技术创新首先在棉纺织业一个一个突破，机械化才得以发生，并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蒸汽机、煤炭、钢铁、机器制造、运输等行业的技术瓶颈一个又一个被突破，产业革命得以发生。
由此看来，西方的兴起真的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海外扩张、武装殖民，产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谓宪政，其实并不能完全算作“光荣革命”的产物，而是长期博弈、制衡与妥协的结果，它只不过保证了英国的国家目标与基本国策——“重商主义”正好迎合了工商业者的需要，而同时又恰恰符合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仅此而已！
按照加州学派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江南与英格兰发展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呢？新制度经济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不是市场水平，而是生产组织与市场的关系不同，决定了产业革命的可能性不同。英国棉纺织业的手工业工场的生产组织制度，作为深化分工的组织载体，实现了斯密所说的“增加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进而成为技术创新的组织载体；而中国高度发达的市场水平下，交易成本很低，工场组织制度反而成本更高，所以并没有发生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盛行外包制度下的个体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不是市场规模，而是市场扩张的速度的差异，决定了产业革命的必要性不同。相对于急剧扩大的市场需求，英国棉纺织业的供给不能通过外延式扩大来满足，必须技术创新才能实现产出效率上的大跃升；而江南经济的原工业化过程是渐进的，市场需求的扩大同时伴随着供给的外延式扩大，而不必通过技术创新引发产业革命。
第三，不是封闭经济，而是开放经济，导致了原工业化的不同结果。莫基尔的工业化模式（Mokyr， J.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795-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姚洋对“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证明（姚洋：《高水平均衡陷阱：李约瑟之谜再思考》，载《经济研究》二零零三年一期）、龚六堂和陈昆亭的模型（陈昆亭、龚六堂：《〈大分流〉模型化解析——文化、制度与增长》，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零零六年二期），只是证明了封闭条件下，原工业化不能导向产业革命；而彭慕兰的《大分流》更像是对这一结果的注解。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导向产业革命，只是催生了更多的人口，以及又一次“马尔萨斯陷阱”的高水平均衡。而这一次均衡的打破，才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大分流：英国完全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人均收入的突破性增长；而中国仍然陷在其中无力自拔。
当然，明清之际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还有着农业本身的发展对“马尔萨斯陷阱”边界的扩大。首先，新大陆传入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等，可以在以往贫瘠的土地上栽培，人口可以通过垦殖移民到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农耕土地面积；其次，人口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农耕技术的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出；第三，“摊丁入亩”的税收改革客观上鼓励了多子多福观念的实践；最后，最为成功的是政府有效的赈灾制度。据估计，赈灾政策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拯救了一点一至一点七亿人的性命，清朝在鸦片战争前从没出现过严重饥荒（Deng，Kent. Sweet and Sour Confucianism，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Qing State and the Fate of the Qing Empi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 Conference， Washington， USA， September 2006. pp.28-42）。
按照麦迪逊的估计，直到一八零零年，中国的GNP仍然占世界三分之一，转折点发生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巨额赔款与国门洞开，尤其是协商关税制度，使得中国失去了像德国那样运用“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进而发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能力和工具；而从一八四零年起，中国又进入一个新的寒冷期，并引发一八五零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使得经济从内部开始崩溃。大分流已是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李约瑟之谜”的根源在于中英两国的国家目标以及产业政策的根本不同，英格兰追求国家财富最大化而实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中国追求农业产出最大化而实行“重农抑商”产业政策。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重农”为什么要“抑商”呢？深层的原因在于：商业取利较农业容易，示范效应会伤及农本；商业的流动性会增加国家治理成本；更严重的是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引起土地兼并导致失地农民揭竿而起，从而威胁国家政治稳定。所以，“重农抑商”成功地保护了农业的同时，也成功地抑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这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力量——工商业阶层从未形成足以改变博弈结果的博弈力量，而工商业阶层的兴起正是英国社会变迁的源起。“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版，25页）。
历史的吊诡之处由此可见一斑：英国国王对工商业的扶植最终使自己变成了“虚君”；而中国皇帝的“抑商”使自己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时光。中国皇帝真是富有“远见”啊！
作者：黎秀蓉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