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一九五一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等等，蔚为大观。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在对于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伯·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瞩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自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四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或者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但是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是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辉，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吉尔伯·李斯特著，陆象淦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作者：陆象淦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