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衡量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好坏有个标准，就是看当地的权力人物对待政敌的态度，是宽容大度还是赶尽杀绝。辛亥革命后，各省新贵对落魄的政敌大多采取前一种做法，态度比较温和，甚至礼遇对手，绝少会施暴滥杀。
比如在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后，起义领导人蔡锷没有杀掉他过去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李经羲，而是派人把他及其家属送出云南。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关起门来打内战，为争地盘打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家属尽可在成都安居乐业，胜者绝不报复败者的家人。但这种宽容的风气在贵州政坛却不见影迹。
民初以来的贵州盛行一种残酷的军政权力更迭模式：权力交接转移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而是必置对方于死地，败者又力图报复，就这样陷入了连环追杀的混乱之中。这种血腥暴力的权力更迭模式在民国初年的贵州政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兴义系”的新旧派矛盾的基本面
说起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还要从当时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兴义系”说起。
所谓“兴义系”，是指自1913年开始统治贵州的一个军阀集团，以刘显世、王文华等人为核心。因为刘、王是贵州兴义人，其骨干又多来自兴义所在的黔西南地区，因而得名。
该集团于辛亥革命时入主贵阳，开始了对贵州全省的统治。贵州的军政大权分别由他们二人执掌：刘显世任督军兼省长，王文华担任黔军总司令。在刘显世周围有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组成的“四大台柱”。
熊范舆是晚清末科进士，后去日本留学，著有《行政法总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他倡导发展实业，鼓励贵州的蚕桑事业，时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掌管全省金融。
何麟书长期担任政务厅长，从事政府的行政管理。
张协陆早年官费留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4年后担任财政厅长，号称“理财能手”。
郭重光虽不担任实职，但作为贵阳绅商耆老的代表，是刘显世的主要决策顾问。这些都是当地的精英人物。
此后逐渐在“兴义系”中发展出势不两立的新、旧两派。以刘显世为核心的一批人称为“旧派”，以王文华为核心的另一批人称为“新派”。
为扩大势力，王文华将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等一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贵州籍毕业生延揽入黔军。何、朱、谷三人后来相继离开贵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为了笼络何应钦，王文华还将小妹王文湘嫁给他。
当然新旧两派之间又有盘根错节的血缘和亲谊关系，比如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刘显世的姐姐刘显屏（蒋介石称她为“屏大孃”）既是王文华的母亲，也是何应钦的岳母。旧派的熊范舆、何麟书又是新派王文华等人的老师。
不过，在政治倾向方面，两派确有不同。新派中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更愿意接受新思想。王文华曾参加中华革命党，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而旧派的政治态度就没有这样旗帜鲜明，比如刘显世在护法运动时，一面表态支持护法军政府，同时又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拥护中央”。
在何应钦这些日本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看来，刘显世等旧派人物好像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中的守旧封建领主，而他们则好比日本倒幕运动中的中下级武士。
何应钦还发起成立了“少年贵州会”，号召要改造贵州、改造中国。在五四运动中，何应钦又主持召开贵州国民大会，会后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而在旧派眼里，这些活动则有“过激主义”的嫌疑。
矛盾的激化：与金钱、女色都有关
两派矛盾的尖锐缘起于经济上的冲突。贵州新派的主要势力多在军界，而经济和财政主要被旧派把持。为打破这一局面，新派提出要在贵州修筑铁路，这就是1919年的“渝柳铁路借款案”。
这年3月，贵州驻外省代表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与华侨实业公司主任赵士觐在上海签署了由该公司承筑渝柳铁路（由重庆经贵州到柳州）的草约。条件是铁路筑成后，由承筑人管理40年，每年以溢利5%酬报贵州政府，时限到期后，铁路交还贵州当局。
同时签署借款草约，由公司借给贵州省政府500万美元（折合1000万银元），贵州则以矿山作抵押。
这两份草约如果能成功签订，铁路修成，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刘显世、熊范舆等旧派人物是支持签约的，省议会也无异议。
但在6月9日省议会开会时，对借款如何使用产生了分歧。王文华提出他需要100万美元用于补发军队的欠饷，遭到财政厅长张协陆坚决反对。张协陆认为，借款数额太大，利息将是沉重负担，要将借款限制在200万银元以内，并且要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
他还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刊印，于是省内外掀起了一场反对王文华兄弟“卖省营私”的轩然大波。在争吵了半年之后，签约期限已过，草约成为废纸。
在此之前，新旧派之间的矛盾还牵涉到一桩家庭纷争。
王文华的原配夫人是刘显世从兄刘显慎的女儿刘从淑，本来夫妻间感情很好，但随着王文华地位的提高，他移情别恋，迷恋上了省署职员段家榕的妹妹段小菊，要娶其为妾。
何应钦是王的妹夫，历来主张女子要从一而终，男子也不能得陇望蜀，故而与妻子王文湘苦劝王文华，王文华却执意不听。5月3日，刘从淑服鸦片自杀。
刘显世得知消息后，亲自去王文华家问罪，指责王文华为了娶妾逼死发妻。有人还添油加醋地说，王文华要从借款中挪出100万美元不是为了补发欠饷，而是要偿付这笔风流债。
把铁路签约的事弄黄了，激怒了新派，他们向旧派发起了猛烈进攻。
被逼自杀的张协陆
何应钦、谷正伦在黔军官兵中散布对反对借款诸人的不满。他们说：总司令本想借得美金，给各位兄弟补发欠饷，但张厅长等人硬是反对，眼看到手的银子一风吹了。
在何应钦、谷正伦的鼓动下，几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前索要欠饷和抚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张协陆家吵闹。
何应钦、谷正伦还按王文华的主意，私下游说省议会议员，以每月另给津贴80元为诱饵，收买了一批议员，在省议会表决要审查财政厅的历年账目。
张协陆虽临时指使人加工、涂改账目，但近两年的年度预决算还是难以对得上，另外还被查出账目中有十处明显的漏洞。
这些问题在报纸上披露后，弄得张协陆狼狈不堪，慌张之下赶紧把尚未查出但已冒领的千余元退还，又被抓住把柄，说是如果没有问题，岂有主动还款之理？各种质询、攻击劈头盖脸而来。
实际上，两派人都曾从贵州的财政中浑水摸鱼，如今全都归罪于张协陆。新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扬言将刊载《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指出贵州物价暴涨、捐税苛重、人民生活疾苦等诸多问题，都是“因为省长的昏聩、掌财政的腐败、司政务的黑暗、管银行的狡诈、主议会的不顾民意”。
在这一片混乱中，王文华策划了一个刺杀陈廷策（时任贵州省政务厅长）的计划。他认为陈是旧派中的“阴谋家”，惯于在背后煽风点火。
1919年11月26日，王文华在家请客，邀请陈廷策赴宴，刘显世、张协陆、熊范舆、郭重光一同出席。席间，王文华等人表示将捐弃前嫌，双方重归于好。
然而在当天深夜，陈廷策在回家途中遭到枪击，幸而未中要害，免于一死。次日一大早，王文华、何应钦赶到陈廷策家“慰问”，要求警察厅长迅速破案。陈廷策死里逃生，连声道谢，哪敢有半点怀疑的表示。
11月28日，省议会审议历年的决算案，发现财政支出与收入不合，于是正式提出查办财政厅案。刘显世迫于压力，几天后咨复省议会，同意查办张协陆。
这时新派开会决定，要将库存的旧军服散发给街头的乞丐、流氓，并派军官化装指挥，并约定在12月3日召开“平民大会”，然后去张协陆、熊范舆家，声称他们两家一家办财政，一家办银行，却不赞成借款解决贫民的生计，趁机煽动乞丐、流民分了他们的家产，再将两人押至省议会参加公审，之后将两人枪毙在省议会门外。
不久，张协陆就得知了他们的计划。12月2日，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下，张协陆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4封，分别给刘显世、王文华、财政厅同仁及妻子罗氏，要求刘显世退位让贤，希望王文华维持地方大局，向财政厅同仁表明自己的清白，嘱咐妻子养育子女。
张协陆一死，社会上传出王文华、何应钦逼死人命的说法。王、何二人于12月3日清晨去张家吊唁，原决定当天召开的“平民大会”自行取消。
原本熊范舆已被新派锁定，欲与张协陆一并除掉，却因为张协陆的自杀而活了下来。这就是贵州历史上的“民八（民国八年）事变”。
腥风血雨何时了
这次事件后，新旧两派的冲突趋于激化。
1919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职位。而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他开始考虑积蓄力量“倒王”。
刘显世在四川组织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并广为印发传单、文告，历数王文华的罪恶。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在向贵阳移动。
1920年10月初，王文华召集谷正伦、朱绍良等高级将领会商，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10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3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再作其他打算。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11月10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孙剑锋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殃及池鱼。孙埋怨“三哥”（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作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
据目击者称，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他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这就是贵州历史上的“民九（民国九年）事变”。
止于何应钦
但事情并未了结，结果却是“他日之寻仇报复，为祸更烈也”。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被黔军另一首领袁祖铭派人刺杀于上海英租界的一品香旅馆门前，背后有刘显世和张协陆弟弟的指使。
此后，暗杀成为贵州政坛派系斗争的一大特色。何应钦怀疑逃亡昆明的刘显世参与了刺王阴谋，派唐念益前往昆明探查情况。不料唐到昆明后，行踪暴露，反被刘显世派人刺杀于郊外。
1921年何应钦在黔军的内讧中被逐，避居于昆明。12月的一天，何应钦与副官去华丰茶楼喝茶。当他们进入茶楼时，看见茶座上有两个年轻人起立向何应钦行礼，其中一人操遵义口音发问：“长官是否何旅长？”
何见这二人有些陌生，不免狐疑。这人便谦恭地笑着说：“我曾在旅长手下当过班长。”何应钦见是老乡和部下，就繁衍了几句，便起步上楼，遭到其中另一青年用手枪射击。
何应钦身中两枪，一在胸部，一在腿部。后来查明，是刘显世的子侄收买刺客所为。何应钦为了迷惑对方，放出风声说他的伤重难治，恐怕只能活3年。对手果然没有再加追杀。
后来，何应钦成了军界的显赫人物，他身边有人主张对刺杀他的幕后主使者进行报复。何应钦严加禁止，不许他们乱动，并放话不再追究。
(作者：陈仲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