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末年．周天子已无能力控制诸候，我国进入历史上由奴隶制时代转向封建制时代的大动荡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诸候争霸，诸子百家争相亮相，各种学说、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各行各业生产力大有提高，家具的制造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空前的水平，并总结出完整的经验。据载：战国铸造铜器讲究“型范（模具）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剂得”。制造出的青铜乐器、家具、兵器、工具等日益精美，炉火纯青。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云南出上的战国“虎牛铜案”“六牛铜枕”“虎噬牛铜枕”，以及河北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龙风方案”均为稀世珍宝。
那么，青铜家具为何在战国时期达到顶峰呢？
首先，夏商时期，青铜冶炼技术还不发达。我们知道，铜制家具起源于“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几个朝代。夏文明和商代早期文明，虽已逐渐进人青铜时代，但青铜冶炼技术还不发达，还未出现大量青铜家具。商代中晚期后，随着冶铜技术与翻模铸造工艺水平的提高，铜制家具逐渐兴起，最终取代陶制家具，成为中上层贵族的“座上宾”。不过，此时青铜器用于日常生活的还比较少，成套的青铜家具与陶礼器寓意相同，那些做工精美、浑厚庄重的青铜器，一般都被陈设于贵族的殿堂或宗庙里，仅在重大礼仪、宴乐或祭祀等场合才陈列出来，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制度和程序，代表着贵族的身份、地位和财富。也就是说，青铜家具是贵族阶层用来光宗耀祖，或者显示其尊贵地位的“身份证”。
其次，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家具仍属于礼器的职能。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的基础上，春秋时期的冶铜技术进一步发展。从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铜器数量之多，用铜量之大，说明当时的冶铜业还是较发达的，因此商代与西周的冶炼水平也是不低的。只是当时受商朝影响，青铜家具仍属于礼器的职能。据《越绝书》载，欧冶子曾应楚昭王之邀与干将（传说与欧冶子同师）一起“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工市）”。楚王曾引泰阿之剑大破晋郑王三军。上述载，尽管带有传说的成分，但也足见欧氏所铸之剑之绝妙。可见，这时期青铜铸造技术之精湛。
再次，进入战国，青铜家具技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家具，逐渐向生活日用器物方面发展。种类除了部分保留以前的形式单调、一物多用、功能交错的特点，但出现的坐卧类家具、置物类家具、储藏类家具、支架类家具、屏风类家具等，也已初具规模。
青铜家具还出现了新款式的青铜案，且无论是从造型还是装饰看都有别于前朝。尤其在制作工艺方面，从商周时期的浑铸发展到分铸，又采取了焊接、镶嵌、蜡模等新技术，使青铜家具款式更加丰富，样式更加玲珑精巧。可以说，其技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一）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家具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各诸侯国、各地区的经济逐渐形成各自的区域性特点，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及联系，随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艺术，即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为家具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家具工艺的制作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采用先进技术。这时期，在制作工艺上，青铜家具采取先进技术。由于青铜工艺制作技术的改进以及众多的加工方法，极大地增强了装饰艺术表现力，丰富了工艺形象。如１９９７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案的四缘饰有错金银云纹，足为梅花鹿足，动物造型栩栩如生，上面的镶漆木案面已腐朽了。
出现并运用失蜡法。这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方法为，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熔液，便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如１９７８年出土于河南省浙川县下寺号春秋楚墓的“云纹禁”，禁面中间为长方形平面用以置物，禁面四边及四个侧面由三层粗细不等的铜梗相互套结成透雕的云纹，四周攀附有十二个立体龙形，１２个怪兽作足。此器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用失蜡法溶模工艺铸造的产品。再如１９７８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青铜联禁大壶图，也十分精美。
总之，战国时期的青铜家具，无论是在品类还是在工艺造型上，都与同时期的青铜器有共同的时代风格特征：精致秀气。其造型曲折、圆润规整，简练而不失庄重；镂空的纹饰、轻薄的器壁，给人轻巧灵活之感，商周时期青铜家具的神秘威严不见了，标志着我们青铜家具进达到了顶峰。
附：战国青铜家具珍品
（１）虎牛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主体为一立牛。腿为案足，牛背略呈扁平椭圆形为案面，一虎猛扑牛尾部作案耳，一头小牛藏身母体之下，立牛健壮，双角前伸、肌肉丰腴，造型均衡、稳重，栩栩如生，充满一种母爱以及牺牲精神。
（２）错金银龙风方案。由４只伏鹿承一圆圈组成。其中有４龙４风蟠绕成半球状，龙的上面又各有一组斗拱支承案面，十分富于幻想以及造型生动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