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我瞧不起他,工作后他成为我的领导报复我

大学生袁迪在学校和家中受尽排斥,只有同寝室的张锐一直陪伴着他。当袁迪在工作中获得一点权力,他开始欺凌比自己更弱势的人。

2016年夏季,阳光如瀑,学校旁边几乎没有绿化,热浪在校园里涌动。

寝室空调坏了有一阵时日,室内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恶臭味儿,味道源于阳台。室友袁迪洗完澡后,直接把内裤放进阳台的水盆里。一个星期后,内裤和脏水融为一体。整个宿舍被雾状气体烟笼雾罩。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这他妈谁的!能不能洗洗!”一个室友吼道。

袁迪低着头出来,他皮肤黝黑粗糙,两颊有浓浓的高原红,嘴唇外凸,厚厚的自来卷中夹杂几根白发,看起来有点像猴子。袁迪端起水盆,脏水随着他的步伐而波动,全宿舍的人都怕水洒出来。

他平时就懒、又邋遢,四五天洗一次澡,床上用品已经泛黄,散发着一股头油味儿,一年没洗过几次,也很少见他洗衣物。他在一家拍卖会兼职,回来就直接躺床上,被罩和床单吮吸了汗液,我们宿舍六个人全是烟民,再加上这个烘臭味,更是让人苦不堪言。

阳台事件后,室友有事没事都会当袁迪的面儿说他不卫生,还总是爆笑。从那以后,他们不叫他袁迪,而是叫他猴子。

即便没有阳台事件,也没人爱理他。我们在京郊一所三本院校读书,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躺在宿舍的床上,消耗前一天攒下来的精力。只有聊历史人物,或者是哪个姑娘好看性感时,才能像个活人蹦起来,看起来不是个废人。

袁迪总插不上话。一次,舍友们正为聊姑娘耳热心跳时,袁迪莫名蹦出来《穿越火线》里的装备黄金AK。氛围瞬间尴尬了起来,室友纷纷埋怨他煞风景。

我倒乐意和他做朋友。大家来上学,像是花钱买学历,几乎全是攀比潮牌球鞋、谁泡的姑娘多,语调富含社会风气。从不沾这些的袁迪显得单纯得多。刚入学的时候,来自内蒙的他把老家的牛肉干奶糖等特产分享给大家,看到我们一抓一大把的样子,袁迪咧嘴豪爽地大笑起来,还说如果不够,就让亲戚再送几箱。

在我心里,袁迪是个善良的人。

大一的时候,我和袁迪去网吧打游戏。我在网吧接到叔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爷爷走丢了,让我回来一起来找找爷爷。

当时爷爷年岁已高,患上老年痴呆。叔叔觉得他总待在家里太闷,就带上妹妹和爷爷一起去超市买东西。结完账后出来,爷爷不见了,家人报警,也无功而返。

身旁的袁迪狂点鼠标,油光满面,映着精彩的游戏特效。我问他:

“袁迪,我爷爷走丢了。你能陪我一块儿去么?”

“啥?”袁迪惊讶了一两秒,没再说什么,啪地一下关掉电脑。

下午,天气炎热,城市像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我们结伴寻找,心急的我看到一个老人就疑心那是爷爷,想象爷爷热晕倒在街头,或因为对路人傻笑而被打。这些想法不断地充斥在我的脑海中,令我异常焦躁。

袁迪时刻走在我旁边,没有任何怨言,还帮我买水。我们找累了就在街边蹲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找到凌晨两点多,夜色漆黑,凉风飕飕,还是不见爷爷人影。

我沮丧地回到小区,正要往家走时,叔叔突然打来电话,有人报案说小区的一栋楼的地下室门口发现了一位老人,让我过去看看。

我循着叔叔的指点找过去,楼道黑乎乎的,我和袁迪打开手机的手电筒,顺着护栏,一步一个台阶往下走。黑暗中看到一张人脸,是爷爷,他目光呆滞,看到亮灯都不眨眼。鱼鳞零散的黏在他张着的嘴上,他手里还提着鱼骨头,肉被啃得净光,他饿坏了。

我悲喜交加,愣住了,倒是袁迪先反应过来,“爷爷,饿坏了吧,咱回家”。他像自家人般走近爷爷,用手轻轻抹掉爷爷嘴上的鱼鳞,我回过神,两人一起搀着爷爷往楼上走。

我想袁迪这么豪气和善良,家庭一定富足美满。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袁迪邀请我去他家。

他家住在八宝山附近的一个小区。一进门,就看到超过百平米的三居室和整洁的客厅,除了袁迪的卧室,看着干净却有些狐臭味。一层还有一个小庭院,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看色泽,一定是被照料得很好。

偌大的家只有我们三人。袁迪长得和他妈妈很像,看见我,热情地让我坐在沙发歇一歇,说马上切水果给我吃。

我在沙发上坐着,袁迪则和阿姨在厨房。我感到百无聊赖,正当我想起身到小院子里赏花吹风时,厨房里突然传出袁迪妈妈嘲讽自家儿子的声音。

“瞅你那样,以后找不到好看的姑娘,咱们家的基因就没法儿改了!”

袁迪从厨房出来,苦笑着,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三个人一起吃饭,席间气氛尴尬,阿姨对我很热情,袁迪则在旁闷头吃饭,也不说什么,我内心压抑,只想赶快离开。

出门那一刻我如负释重,袁迪沉默不语地送我去地铁站。我问他:“为什么家里只有妈妈?”

“早离了,其实还找了个男的,北京人,那男的有一次恬不知耻地管我姥姥叫妈。”袁迪皱着眉,语气充满愤怒。

“我觉得,那男的管姥姥叫妈妈也没错,虽然你不乐意听。”我有些不识时务。

“我妈就是看中他的北京户口而已。”好在袁迪没有继续同我争执。

在大学,我和袁迪经常一起去做兼职,他最常去的是拍卖会。大二开学后,我和室友们几乎看不到他,来了也是坐几分钟就走了。

一天晚上,袁迪回来了,喘着气一屁股坐在床上,自言自语一句“好累啊”。

“哪个姑娘把你榨干了?”一个室友侃道。

“不是,我最近干大拍,不少钱呐!”

袁迪长得不好看,也融不进同学的圈子。当大家知道他在一家有名的集团拍卖会场工作时,开始对袁迪另眼相待。对其他室友来说,能进入那家公司工作,意味着能掌握一些人脉和资源。但只有我知道,袁迪受雇于那家公司外包的一个人力公司,跟集团没什么关系。

袁迪看着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紧接着脸色又阴沉起来。

袁迪说,开学前,妈妈的服装店生意突然出了意外,赔了不少钱。但考虑到袁迪还在上学,就留住袁迪的学费,自己则不留什么钱。于是袁迪想在这一年多做兼职,减轻家里的压力。

听到这些话,我们沉默许久,对他有些改观。随后,袁迪时不时向我们借钱,小到五十大到几百块。后来,我们常听其他人说,有时候去网吧包夜,能看到袁迪打游戏。

那天袁迪回来了,全宿舍的人都默不作声。袁迪坐在床上,问大家怎么了。

一瞬间,舍友一个接一个地指责他。大家不理解他为何打着为家庭减负的旗号去潇洒,更不满他平白无故地找舍友借钱。袁迪应付不过来,一直低着头,整个人仿佛凝住了。

当我好心跟袁迪说,好好分配时间,兼职上课都不耽误,不让妈妈的辛苦打水漂时,袁迪突然急眼,咂一下嘴,牙齿都恨不得比嘴唇还往外凸,冲我吼:“还不是因为我妈没钱我才这样!”

我从袁迪愤怒的脸上移开视线,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最后一句话刺激到了他。然而,袁迪吼的那句话,让我心寒了。

那一晚,我没有睡好觉,袁迪在床上翻来覆去,呼吸粗重。第二天起床,我和他一并下楼,递给他一根烟,相互点上火,干抽着,什么话也不说。

在学校,我算是跟袁迪接触最多的人。这么一闹,加上后来的阳台事件,他在寝室的地位更是雪上加霜。在大学,当人们排斥一个人时,除了暴力,冷暴力也是有力的武器。袁迪更多的时候是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

我没有像一般的友谊故事套路那样去保护袁迪。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实在人,一些缺点可以改正。

大三时,袁迪在拍卖会做场务组长。自此,袁迪每次回来都是西装革履,厚厚的卷毛打了结,他不爱洗头,但每早出门都会抹上发胶发蜡。

升职后,袁迪仿佛重新获得尊严,开始主动跟我们说话。话里不再有什么黄金AK,而是经常蹦出某个社会上层人士夸他有眼力见儿,或是今天这个小子不服从管理,明天那个小弟管他叫老大。

毕业后,为了省租金,我和袁迪合租。我做的是保险销售,不强制坐班,一次出单后,想跟袁迪去一次拍卖会,赚些外快。这一去,我才知道步入社会的袁迪是什么面目。

去拍卖展览的,有社会上层人士,有专业爱好者,亦有似懂非懂的大舌头,只是并没有什么人瞧上随便使唤员工的袁迪。面对领导的命令,袁迪跑过来笑嘻嘻地鞠躬,还时不时递烟。袁迪平时就是坐在柜台后头,边看监控边刷短视频。偶尔看到一个女员工走神了,袁迪就悄悄走到柜台前面,一脸严肃,用手“咚咚”地敲柜台玻璃,女员工吓得不轻,赶忙正襟危坐起来。

吃完午饭后,也不知袁迪怎么了,突然叫一个员工来柜台后头,说是玩一玩摔跤。

那个员工叫吴文,浓眉大眼,中分头发,比袁迪大一岁,但性格特别老实。面对袁迪的要求,二话不说直接跑过来了。好多人过来围观。

袁迪明明比吴文的块头大,可就是掰扯不过吴文,比到最后,袁迪摔了。

袁迪坐在地上,一看到身边都是被自己使唤的员工,脸憋着气通红,瞬间觉得挂不住面子。他暴怒起来,冲着吴文骂了几句脏话。

“老大,老大,你没事儿吧?”吴文太老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样。

我看不下去,走过去撇开吴文,拉起袁迪,一起下楼抽烟。

我隐约感觉到,在学校受尽排斥的他,会将情绪发泄在社会上更弱势的人身上。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玩儿玩儿,玩儿急眼了不正常么?”袁迪不以为然。

过了将近半年,我因为有连续两个月没有出单而辞职了。为了应急,我再次跟袁迪去一次拍卖会。

那时候,袁迪还没转正,但已经从组长升到场务主管。

头两天就要搬运展品,由于得穿西服和皮鞋,冬日室内很热,配着黄色灯光,干这些体力活非常累,令人昏昏欲睡。

一个小哥放好箱子,袁迪立马叫他过来。小哥跑过去站在袁迪面前,袁迪没说什么,帮小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还摸了摸头。

袁迪没有像上次对吴文那样,去戏弄小哥,但摸头这个行为,令我感觉很别扭。

整个活动期间,我和袁迪就像两个讨生活的陌生人,少有往来。一次休息时间,我和一个姓徐的高个子下楼抽烟,到楼下,看到袁迪和两个主管在高谈阔论。什么活动结束后跟领导喝酒吃饭,以后拍卖行业就是他们的天下,还有托关系拿几个展品,往外倒卖,卖出一个能耍一年之类的话。

徐高个偷偷跟我说:“这帮穿西服的仓库保安嚣张什么?什么瓷器管理部,听着高端,就是个管大黑仓库的。”

活动撤展后,领导请所有员工吃饭,一大堆食品盒等着来领。袁迪给我一个大袋子,让我多拿几盒,然后放到一个地儿,等最后再拎走。

我照做了,把装满食品盒的包装袋放到柜台后头,然后回到袁迪那。

袁迪却失忆一般瞪大眼睛,冲我大喊,“吃的呢?你咋不拿啊?到最后别人拿了咱的咋整?”

“啥?你不是让我拿完后装进袋子里,然后先放在一个地儿吗?”不知道他是改变了主意还是怎样,感到莫名其妙。

“谁他妈让你这样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袁迪突然扯脖子大喊。

整个活动结束的欢快氛围,都因为这一嗓子所凝重。好多拿着食品盒的人,不解地看着我和袁迪。

几个主管和领导走到袁迪旁边,问怎么回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袁迪用力甩开对方搭在肩膀上的手。有人开始劝架,但劝的人越多,袁迪骂得就更起劲儿,他向前冲了一步,似乎要跟我决斗。

看着袁迪莫名愤怒的样子,我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这会儿,真的像一只气急败坏的猴子”。我感到茫然,还有些委屈。不知为何,我的手一直在抖,我生不起气来,只是感到无力。

当晚,我和袁迪走出大厦,寒风凛冽,袁迪不穿棉袄,穿着单薄笔挺的正装往前走。

我尽力和他并列走,掏出烟盒,拿一根烟,“抽一根?”

袁迪看一眼烟,再看我,没看到一般,淡淡地移开视线。

我随手就把那盒烟扔掉了。

*根据当事人口述,文章中人物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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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宣同珍,大学生

编辑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