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歧视的滋味
——看不见的新时代下的傲慢与偏见
尽管社会文明走到今天，“平权”运动却时刻伴随，根本原因就是歧视无处不在，种族、肤色、职业、性别、性取向，乃至贫富的差异，都会构成被歧视的理由。哪怕是自觉“安逸”的人们，也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尝到被歧视的滋味。歧视的暗流渗入每一个不起眼的社会毛孔，正以或低调或张扬的姿态，释放它邪恶的魔力。
黑人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终极衡量，不在于他所曾拥有的片刻安逸，而在于他处于挑战与争议的时代。”他指的这个“争议”，讲的就是如今最高敏的现象——歧视。
奢侈品歧视链——富人的傲慢
1997年7月盛夏，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乔瓦尼·詹尼·范思哲手拿一份《Vogue》杂志，走到自己位于迈阿密海滩别墅的门前。这时，一个叫安德鲁·库南安的年轻人走上前，枪杀了他。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生前与范思哲没有太深的交往，只是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同志酒吧里相遇，简单地交谈过几句。由于安德鲁在实施谋杀八天之后，选择了自行了断，因此他的真实犯罪动机成了谜。
但是，后来有不少人推测，凶手与范思哲都是同性恋者，可是命运却截然相反。安德鲁一直靠接受同志富豪的包养换取优渥生活，可总是很快被抛弃，感情上也不顺利，尤其是吸毒及HIV感染，导致其心态彻底崩坏，在范思哲之前，他已经杀死了至少三个人。而范思哲那时已经功成名就，以“美杜莎”头像为标志的同名品牌时尚产品，风靡整个欧美，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奢侈品王国，并用它征服了上流社会;同时他也是很早就坦然出柜的时尚大亨之一，完全不在意当时意大利的“恐同”风气，并且有一位感情稳定的长期同居男友。
所以很有可能是安德鲁对范思哲的嫉妒，才导致了這场灾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层出不穷的“范思哲”们，将整个社会的阶层划分得愈加鲜明，他们设计了一道屏障，将富豪与普通人隔开了，这道屏障就唤作“奢侈品”。
有钱人玩转财富优越感的方式多种多样，消费奢侈品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所谓的“奢侈品”就是完全不能考虑“性价比”的炫富游戏，消费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与实用性完全搭不上边，就好比同样是个女士真皮手袋，普通牌子只需几百人民币，质量好的再略高一些，但这只手袋若是打上香奈儿的“双C”标志，那恐怕没有两三万是下不来的。
为什么一线大牌要卖得这么贵？归根结底，除了用上它能彰显财力之外，它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而各个大牌也在刻意营造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氛围，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觉得它们不太容易拥有，除了对个人财力有要求之外，你的身份达不到标准、穿搭没有品位＼举止不够优雅，都可能与奢侈品无缘。
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销售模式之“傲娇”，绝对能让很多消费者拥有刻骨铭心的消费体验。数年前，台湾女星徐熙媛在爆红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里讲到过她购买欧洲某奢侈品包包的“奇遇”，由于这些大牌店内的服务生被要求必须表现出所谓的“品牌尊严感”，所以即便是面对被称为“上帝”的顾客，也会摆出一脸冷漠;顾客得在奢侈品店门口排起长队，乖乖等着服务生打开门，一批一批安排大家入内，然后发给每人一个号码牌，店员叫到号才能上前交易。当然，即便是在购买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权力，能得到什么款式的商品，全凭店员看你的顺眼程度来决定。
即便是这种饱受歧视的购物体验，也无法阻止大批人成为奢侈品的信徒，因为显然他们认为手里拿一个一线大牌包包出门，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虚荣心”的洗脑，让大家相信奢侈品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奇观——再穷也要买个贵的手包。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奢侈品变得越来越“亲民”，收入普通的人群也开始尝试着攒起几个月的工资，得到这份“假装成有钱人”的快感。当大多数工薪阶层都能与大牌亲密接触之后，另一条“歧视链”又随之诞生了，那就是品牌与品牌之间的“勾心斗角”。
依照如今对奢侈品牌的普遍观念，也就是根据每个牌子商品的价位、保值程度，以及稀缺程度，消费阶层又有了另一种划分。譬如说，用蔻驰的比不上用普拉达的，用普拉达的比不上用古琦的，古琦用户在香奈儿和迪奥面前又抬不起头，永远“君临天下”的则是法国大牌爱马仕。
这个一直信奉用传统工具，纯手工制作皮具的奢品，对待每一位顾客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为此搞出一套微妙的“潜规则”。为了测试每个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和有钱程度，你就算是揣着黑卡直奔经典款的凯莉包或铂金包而来，也必须在那之前消费数万元的同品牌其他商品，店员也有可能按照看你是否“顺眼”再决定是不是拿出你心仪的包包。
全世界唯一不会这么做的国家是日本，位于日本银座的爱马仕专卖店倒是不存在这种“讹人”现象，但是依然逃不掉排队和“看店员心情”这两大关，因为每天放出的包包款式都不一定，就算好不容易排上了，也未必能买到心仪款。可越是这样，受用者越多，“一包难求”的背后，就隐藏着“永恒保值”的秘密。
为了与“歧视”抗争，正当大家勒紧裤腰带努力买一只大牌包的时候，富人们逐渐感觉到颜面受到了挑战，所以另一种普通人无法参与的消费游戏诞生了——雇佣买手。
没错，富人们为了彰显身份尊贵，很多时候已经不屑亲自上街“血拼”，却是长期聘请固定买手为他们“烧钱”。这种烧钱方式的好处在于，不必与平民站在一起购物，也无需腾出宝贵时间，或者压根儿腾不出时间。买手业就这样悄然兴起了，这些买手是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消费专家，深谙老板的喜好与风格，更是对各大奢侈品牌的特点都烂熟于心，随时掌握流行动向。买手的出现，再度将富人与普通人的距离拉大了。他们懂得如何精确购物，也知道老板对于消费品的最高要求，那就是——独一无二。
于是就出现了“高级定制”，不仅包包和礼服都要奢品设计师量身定做，连用料的选材和制作都是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创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高定面料品牌世家宝，被称为“金钱能买到的最好面料”，它好到什么地步呢？西装料子都是论码出价，用蓝宝石和钻石粉末、稀有动物的皮毛作为原材料，设计的布匹条纹甚至可以织出客户的名字。
可即便如此，奢侈品依然滑向了“平民化”，哪怕是“王者”爱马仕也已经频频被挎在普通女性的手臂上，何况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假货。大家如此舍得砸钱，原因非常简单——它跟黄金一样保值。所以当日本富豪们雇佣印度人去排队抢包的时候，这些买手就已经打响了自己的算盘，即便买不到雇主要求的款式，他们还是会自费拿下一只包包，再加价转手送入二手店，二手店老板又再度加价，将它摆上自家的柜台。依照这样的操作，购买奢侈品已经成了一门投资，跟身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更何况，风俗业界的金主也都流行给女人送奢品，她们往往是在收下的第二天就会原封不动地拿到二手店换成现钞。
面对如此“尴尬”的处境，富人圈再度出了一个低调的奇招，推崇比爱马仕更为昂贵的奢侈品牌——Bijan。
该品牌是伊朗设计师Bijan于1974年创立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般人我不卖”。Bijan精心挑选它的客户，全世界每一家门店都设在了富人住宅區，店面小而精致，用明黄色作为主基调，实行的是预约制，只有美国总统、政商名流、体娱界大咖、沙特巨富才能享受消费它的乐趣，里头每一套西装的衬里都是金色绸料，象征着内敛奢华。一只特别定制款鳄鱼皮包包价值高达39万美元，轻松地将爱马仕拉下了“奢品界大佬”的神坛。
奢侈品圈的歧视风刮得明目张胆，却又成为平民心中的一个“愿景”，不少人在反歧视的路上误入了圈套，构筑了提升自信的虚假奢靡感。
另类模特——审美革命
曾几何时，时尚圈流传着这样一句狠话——“胖，就是原罪。”
在这个决定着全球审美基调的圈子里，瘦高个子，精巧头颅，外加一头浓发，几乎是“美人儿”的绝对标准。业界公认的就是五官必须符合“三庭五眼”的比例，腰肢纤细，胸脯挺拔，臀部高翘，以所谓的“九头身”为傲。所以“减肥”成了潮男潮女们的毕生追求，很多圈内人士甚至为此可能一辈子都在跟碳水化合物作斗争。
于是乎，“超模”成了时尚圈的风向标，他们的外貌，是“男神”、“女神”的形象标杆。同时也意味着模特圈自成了一个“歧视链”，把“美”分成了三六九等。
头一等，自然是HF，也就是high fashion，能衡量他们是否站在业内顶端，就看是否为一线奢侈品牌走秀了。也就是谁能换上迪奥、LV、香奈尔之类财大气粗的贵气行头，谁就能稳居一线。一众冷艳“高级脸”就此吃开，譬如在迪奥2017年秋冬系列发布会上艳惊全场的19岁超模Maria Clara，从此展开了“今天赚不到一万美元就不起床”的华丽人生，“得奢牌代言者得天下”，几乎是圈内的一个铁律。
其次，便是商业模特，也就是在各大商业品牌走秀台上秀尽风流的那一批，其中脱颖而出者也是不胜枚举。美国连锁女性成衣零售店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超模”标准样版，一年一度的“维密”纽约内衣秀，都会甄选一大批容貌身材无懈可击的超模，冠以“维密天使”之名，登台亮相，名模站上这个舞台，就意味着她们是“无敌”的，人们坚信，唯有三围傲人的模特才能诠释出内衣的精彩。
就这样，十多年间，在维密秀上大放异彩的“天使”们都成了时尚圈的佼佼者，受到全世界的膜拜。巴西名模吉赛尔·邦辰，曾经令奥斯卡影帝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拜倒在她的大长腿下;英伦“黑珍珠”娜奥米·坎贝尔年近五十，依然是维密天使中光彩照人的大亮点，作为第一个登上法国和英国《时尚》杂志封面的黑美人，她早在1988年就颠覆了超模界“白人至上”的不平等观念。
当然了，哪怕只是一场大秀，其中的出场顺序也是玄机四伏，最占优势的分别是大开（秀场中第一个走的）、大闭（整场的压轴走秀）、小开（每个单元的开秀）和小闭（每个单元的压轴走秀）。这四个走秀模特，都是一场秀的“题眼”，能从中窥探到设计师对超模的喜厌。
但是，主张特立独立的模特圈，也总有人试图打破这些“套路”，甚至连模特中间都有向主流审美发起挑战的勇敢者。引发争议的“大码模特”就这样登上了舞台，打着鲜明的“胖美人”旗号反其道而行之，给了时尚界狠狠的一记耳光。
英国模特Iskra Lawrence便是其中代表，和所有怀抱“T台梦”的幸运儿一样，她曾经是身材高挑的“标准”美人儿，13岁那年便在ELLE女孩大赛上备受肯定，迅速被模特经纪公司签了下来。但是随着年龄增长，Iskra身材愈渐丰满，慢慢与以“骨感”为己任的模特标准脱钩，终于落得被强行解约的下场，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屁股太肥”。这期间，甚至有人拿她跟臀部同样丰满的名媛金·卡戴珊相提并论，认为她跟“衣架子”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著名内衣品牌Aerie却向这位“不合格”的模特伸出了橄榄枝，该公司就是要让Iskra和所有维密天使一样穿上显示身材的内衣，向大众传递了另一种“ME TOO”概念。因为毕竟，大多数普通女性消费者都不可能整天靠抠喉咙呕吐食物，外加一堆药片来维系这种“残酷美学”，更多的是像Iskra这样带有正常人“缺陷”的体型。时尚品牌走“亲民”路线，绝对是一招好棋。从那以后，“大码模特”逐渐占领了一块市场，2018年英国版《Vogue》九月刊的封面，就用了腰围84的“胖妞”Tess McMillan;CR Fashion等杂志也给胖模Tara Lynn腾出了版面。
哪怕已故的香奈尔灵魂人物卡尔·拉格斐曾经公开表达过“胖子很丑”的顽固观点，甚至为此惹上官司也在所不惜，但“以胖为美”的时代终究还是见了端倪，并努力扭转圈内“体型歧视”成风的不良习气。
事实上，时尚圈的“反骨”一直都存在，为“环肥燕瘦”孰美孰丑争论不休，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一批时尚“斗士”沉迷于打破常规，其中以英国为代表。1988年，十四岁的英国模特凯特·摩丝进入公众视线，她身高只有1.64米，扁平如纸片的身板也很特别，外加轻微的罗圈腿和苍白面孔上密集的雀斑，这种形象在当时的人看来，只能称得上“古怪”。但是美国CK品牌设计师卡尔文·克莱恩却不买公众的账，他毅然将凯特收归麾下，大力推行这种“病态”之美，其结果有三：一、旗下品牌受到广大叛逆青年的热烈追捧;二、凯特·摩丝一度成为年收入超过三百万英镑的大超模;三、凯特征服了好莱坞巨星约翰尼·德普很长一段时间。
与凯特·摩丝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另外一位英籍超模莉莉·科尔，在14岁之前，莉莉只是满头红发、皮肤雀斑为“患”、面孔又圆又短的“怪女孩”，但是随着经纪人慧眼识珠，推她走上T台之后，圈内掀起了一股略带“诡异”的“精灵风”，莉莉的娃娃脸有了颠倒众生的魔性，甚至其人气与同公司的师姐辛迪·克劳馥不相上下。
此后，一大批长相“特别”的超模浮出水面，比如同样是娃娃脸的嘉玛·沃德，成为范思哲代言人的前日本摔跤手冠军青木广彰之女戴文·青木。
西方世界正努力打破禁忌，扩宽模特风格的同时，东方时尚圈也在为此努力，登上巴黎时装秀台的中国籍国际名模吕燕就是其中典范。1999年，18歲的吕燕被中国著名造型师李东田发掘，作为他人眼中的“丑女”，她高鼓的颧骨、小眼睛、大嘴唇，外加“致命”的塌鼻梁，似乎处处都是“短板”，可偏偏就有人大胆地将她推向世界，区别于一众高鼻深目的金发美模，周身散发的东方女性特有的神秘感，使其捧得了世界超模大赛的亚军奖杯。
2018年，英国又推出了长相同样特立独行的韩裔男模Kim sang woo，kim sang woo顶着“韩国最丑男模”的尴尬头衔，却凭借古怪的脸型和浮肿的小眼睛，成为杰克琼斯代言人，“颠覆感”十足的长相迎来欧洲时尚圈一片喝彩。
“美”由此彻底走向了“多元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可即便如此，关乎“美丑”之争引发的风波依然此起彼伏，很多人无法接受“另类”，甚至将暴露雀斑、体型丰满、五官不够精致，都视为对公众审美品位的“侮辱”。可越是有“保守派”的蛮横指责，圈内便越是将“另类风”玩得高潮不断，有很多时尚大师就是喜欢跟“主流”对着干。
模特圈“异端”崛起，频频冲击大众的传统审美观。
“缺陷”就成了另一种“美”的态度，比如“白化病”模特被推到了前台，乌克兰模特Nastya Zhidkova有最鲜明的白化症状，白色覆盖全身每一根毛发，瞳孔色泽过浅，异于常人的白发白眉白肤，令她得到了“瓷精灵”的雅号，带有雕塑一般的复古童话感。
第21季《全美超模》综艺秀上，一位面部带有触目白斑的白癫风超模诞生了，这位名叫尚特勒·布朗·杨的加拿大女孩，脸蛋儿曾经是她的一块心病，高中时代拜它所赐还遭受过校园霸凌，最后不得不被逼退学，甚至想要自杀。但是，美国时尚界接受了被取绰号“斑马”的她，“丑陋”成全了她的人气，令其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2018年维密秀的T台，也算是为“另类特模”圈争了一口气。
与杨有过类似烦恼的专业舞者Cassandra Naud，右侧面颊上有一块与生俱来的巨大胎记，但也是这块胎记，让她受到万众瞩目，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她美丽的五官。与Cassandra Naud一样“出格”的还有面部色素沉淀严重的名模Maeva Giani Marshall，少女时代一次中风后的恢复治疗，把她原本干净的面容变得斑点丛生，是2017年纽约时装周Zadig & Voltaire大秀上的一次表演拯救了她。
可以说，正是身材容貌的“不走寻常路”，反而让“另类模特”受到了最大的关注，毕竟从前的T台佳丽人都美得太过统一，而“缺陷”却能自成一派，亦给这些特殊群体增加了信心。
虽然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刻意博眼球的一种“鸡贼”做法，但这个圈子却非常坚定地为“反歧视”革命推波助澜了一把。
演员阶级——选角风波
英国著名演员鲁伯特·艾弗雷特曾经感慨：“如果我不是同志，早就能演邦德007了。”可见，美国娱乐圈的歧视风总是刮得现实而鲜明，而事实就是，邦德的人选时至今日仍是需要具备两大条件——直男+白皮肤。
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好莱坞电影黄金年代之初，对演员的挑选其实是非常微妙的，不在乎是不是大牌，只看能否符合剧本需求，所以那时候诞生了一大批“幸运儿”，到了五十年代末，这些明星成了票房保证。而明星的标准是什么？无非就是长相是否迷人，是否有性魅力，脸蛋儿是否上镜，“表演实力”这种东西是要一再往后推的。可即便是如此粗暴的甄选方式，仍然是只以“金发碧眼”为当主角的首要条件，玛丽莲·梦露就这样把一头褐发用双氧水漂色白金，以丰乳肥臀的姿态走进了公众视线。
尤其是悬疑电影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崛起之时，他硬生生地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金发女郎，使得“女主角”的标准被彻底固化，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群鸟》的女一号蒂比·海德莉，她就是硬生生依照“梦露”为标准被打造出来的。
男演员也是一样，或风流倜傥的公子哥，或英勇痞帅的硬汉，清一色都是“白人当道”。
可以说，白人占领了整个娱乐圈。这种标准死板到什么程度呢？1944年，美国导演哈罗德·S·巴奎特和杰克·康威联合执导了米高梅公司的电影《龙种》，这是一部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抗日大片，改编自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同名小说，里边从主角到配角的人设全部都是中国人。可笑的是，片子从头到尾出现的演员都是穿着中国农民服装的白人，女主角还是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这部“神片”的诞生，是因为当时好莱坞压根儿没有华人演员吗？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1932年，德裔女星玛琳·黛德丽主演过一部唤作《上海快车》的间谍爱情电影，故事主场景设置在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位女配角扮演的交际花尤其出色，她便是12岁就登上美国大银幕的美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黄柳霜不仅外形美艳，演技也颇受褒扬，抗日战争爆发时，她更是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大量往中国境内捐钱。可惜的是，像黄柳霜这样的女演员，除了一部《轰炸缅甸》，其余作品里全是以绿叶身份出场。
不要以为这种偏见如今已经被消除殆尽了，即便“政治正确”至此，好莱坞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有色眼镜。2015年美国索尼电影公司推出了爱情电影《阿罗哈》，女主角的设定是有夏威夷血统的女空军，结果选用的演员却是纯美国女星艾玛·斯通，此举一度遭人诟病，最后导演还不得不出来道歉。
黑人演员的处境也是一样艰难，好莱坞第一位黑人演员Lincoln Perry，早在十多岁时便进入片场工作，擅长喜剧，尽管当演员让他赚到了钱，但是饰演的角色却是以小丑类著名，使得观众对当时原本地位就不高的非洲裔人种加深了歧视。无独有偶，美国电影用同样的方法丑化过华人形象，早在1919年公映的电影《残花泪》里，第一次设定了中国籍男主角，可是由理查德·巴塞尔梅斯扮演的程桓却是面目可憎的“鸦片鬼”。19世纪末，“排华法案”正在推行，为了加深西方人对华人的刻板偏见，好莱坞推出了“傳满洲博士”系列电影，塑造了一个面目阴毒猥琐、指甲尖长，经常使坏的反面男主角。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西方人对华人的形象概念就成了“小鼻子小眼”。
历史逆流使得有色人种在好莱坞演艺圈成了必要但是永远无法上位的存在，他们只能作为一部电影里的点缀，是一种工具。在这方面，著名黑人男演员摩根·弗里曼深有体会。他本是标准的“学院派”，在洛杉矶市立学院念戏剧艺术，就读期间就是舞台上的明星，凭借出色的才能频频主演舞台剧，年仅12岁就在州际戏剧竞赛中脱颖而出。事实证明，他的才华是实打实的。
但是当他在1959年空军退伍之后，却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尴尬——没有一个电影公司肯接收他。他只能四处打工，默默锤炼演技，就这样整整忍了八年，才有机会在百老汇音乐剧《我爱红娘》中得到了一个正式演出的机会。随后从舞台一步步艰难地爬向影视圈，花了九年时间在小荧屏立足并成名，到演出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40岁了，而真正让他站在演艺圈顶端，凭借《为戴茜小姐开车》赢得奥斯卡提名的时候，都已经52岁了。
随着“平权”运动的崛起，好莱坞也顺应潮流，想尽可能多地博得民众好感，于是诞生了完全相反的“潜规则”，就是必须在一部影视剧里“配给”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演员。然而一些几乎是“铁律”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打破，比如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人选还必须是白人，直到2008年才诞生了首位“威漫宇宙”的黑人英雄，那便是《钢铁侠》结尾彩蛋部分首次登场的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由参演《低俗小说》而出名的黑人演员塞缪尔·杰克逊担纲。可事实上，已故“漫威之父”斯坦·李创造的这个动漫形象，原本也是个白人。
这个“铁律”一破，就陆续又诞生了一批黑人超级英雄，其中包括唐·钱德尔诠释的战争机器詹姆斯·罗德斯，以及后来完全以男一号身份登场的“黑豹”，由查德维克·博斯曼扮演。“银河护卫队”成员卡魔拉，也起用了黑人女演员佐伊·索尔达娜。
随着“平权”呼声的愈喊愈烈，影视工作者对于歧视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热播长寿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的两场“杀角”风波。这部剧虽然是白人女演员艾伦·旁派担任女主角，但真正受观众欢迎的却不乏有色人种演员，比如扮演女医生克里斯丁娜·杨的华裔吴珊卓，以及扮演实习医生杰克逊·艾弗里的杰西·威廉姆斯。据部分报道称，凭借此剧中乔治医生一角大红大紫的男演员T.R.耐特是已经出柜的同志，但是他在第三季接近尾声时却宣布要离开。而剧组里扮演伯克医生的黑人男演员以赛亚·华盛顿，据说对同性恋有歧视，这种恐同态度遭到了剧组其他成员的反感，最終被踢出了剧组。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恰恰反映出好莱坞影视圈的“高敏”状态。
当然了，好莱坞的歧视圈不仅仅停留在肤色，男女演员的片酬也是高低有别，因为电影公司认为，虽然电影主要观众群多半都是女性，但男演员才是真正的票房保证，比如现下最夯的男星小罗伯特·唐尼，在《复仇者联盟4》里出镜十八分钟，得到的片酬是五千万美元，而戏份与之一样重的“黑寡妇”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却只有2500万美元，一样是扮演英雄主角，却只能得到男演员的一半酬劳，而斯嘉丽这已经是好莱坞女演员中单片收入最高的纪录了。
但斯嘉丽好歹还是符合目前好莱坞固有审美的女星，有色人种中的女演员却不是那么好混了，美剧《神盾局特工》中出演的华裔女星汪可盈就曾经直言，她的亚裔姓氏使她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后来不得不改姓Bennet，才让情况有所好转。
有趣的是，摒除歧视本是一桩好事，却往往也会面临矫枉过正的尴尬处境，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来奥斯卡带起的节奏。为了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抗，201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就颁给了“全黑”阵容的《月光男孩》，到了2019年更是将此荣誉赠予黑人平权主题的《绿皮书》，这使得在两部电影里都出演了的黑人男星马赫沙拉·阿里连续两次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大奖。与此同时，全亚裔阵容的美国喜剧片《摘金奇缘》，也在2019年拿到一堆奖项提名，其中包括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提名，连影迷们都直呼受不了这种“政治正确”了。
《嘻哈帝国》男主演之一尤西·斯莫列特也是近年来公开同志身份的蹿红黑人男星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增加关注度，他甚至花了3500美元雇佣两个人把他打了一顿，以此来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
不仅仅是少数群体自己这么干，《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也走了极端，2015年上演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时，赫敏的扮演者居然是45岁的非洲裔黑人女演员。罗琳甚至还辩称，她从来没有写过赫敏是个白人。这种说法，连黑人粉丝都无法接受，更别说是那批原著忠粉了。
被这种“反歧视”运动伤到的无辜者，还有如今片酬最高的斯嘉丽·约翰逊，原本她已经得到了一个扮演中性人主角的电影机会，却随着LGBT运动的风生水起，屡遭抗议，电影公司只得把她换掉。
老生常谈的“性别歧视”也一直在延续，2017年在美上映的电影多达651部，在票房达到25万美元以上的181名导演中，女性导演只占总人数的12%。这还不得不提到美国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她的前夫是赫赫有名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事实上，同样是拍摄关乎社会公共话题的电影作品，斯皮尔伯格很快就受到器重，而毕格罗拍摄的《拆弹部队》却一度没有发行商敢接手，可恰恰是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肯定，她甚至是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可见女性在影视圈被无视到何种程度。
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礼红毯现场，出现了一位“剑走偏锋”的明星，那便是著名黑人男演员比利·波特，他曾凭借美剧《姿态》获得过金球奖视帝提名，当他穿着触目的黑色大蓬蓬裙出现在这场盛会上的时候，一群人为之高声喝彩，另一群人却在直呼“辣眼睛”。从比利·波特着装引发的小风波，可以看到洗脑与反洗脑两大阵营的差别，审美也好，种族也罢，无论何种身份，都难免要被隐性“歧视”刺一下小心脏，引发的后果也很微妙，大到南北战争，小到一次嘴仗，它们时刻在提问我们——今天，你被歧视了吗？
作者：暗地妖娆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