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歧视——看不见的种族歧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面上的“平等”固然来之不易，打破族裔歧视“潜规则”则更加艰难。
2018年5月19日，近来一直被“黄背心”示威所困扰的法国巴黎出现了数百名“黑背心”，他们聚集在“法国的门户”——巴黎戴高乐机场，挥舞标语，高呼着“法国是法国人的，但不止是法国人的”、“人人都有权待在法国”口号，引来各国旅客和闻讯赶来的记者们聚拢围观和纷纷议论。这些“黑背心”要求会见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和法国航空公司“大官”，并威胁“如其不然就让机场瘫痪”。最终“黑背心”抗议在警察催泪瓦斯的驱赶下作鸟兽散，但法航迫于形势，仍然派员和“黑背心”们进行了结果未曾公布的会晤。
“黑背心”是由民間组织“小礼拜堂”（La Chapelle Debout）所组织的，这是一个同情移民的团体，他们的诉求中有一些很难得到大多数法国人的共鸣，如要求被暂扣在戴高乐机场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移民身份等，但“即便符合合法移民条件的难民也被驱逐”等诉求，在法国社会却的确引起广泛共鸣。
今天的法国是一个以欧洲裔为主、外来人口成分逐年增加的社会。截至最新（2013年）人口统计，法国本土总人口约637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出生在法国的人。自2004年起每年涌入法国的移民总数约20万，其中一半为欧洲裔，1/3为非洲裔。本土新生婴儿方面情况也大抵如此：以2010年为例，当年法国本土新生儿总数约80.2万，其中80.1%父母都是法国人，而父母都不是法国人的比例则仅有6.6%。
侨民、非法移民和难民方面，获得登记的侨民、非法移民和难民不到400万，其中近50%来自欧盟国家;宗教信仰方面，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居民占总人口（包括公民和侨民，不包括非法移民和难民）81.4%，穆斯林为第二大宗教团体，占比7.5%～9%，其他宗教和无宗教信仰者占比微乎其微。
很显然，法国并非如某些政治家，如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父女（Jean-Marie et Marine Le Pen）所渲染的“正在被少数族裔改变颜色”：二战后法国外来人口涌入的高峰并非现在，而是上世纪60年代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大批被称做“黑脚”（les Pieds noirs）的亲法国阿尔及利亚人为躲避新独立的阿尔及尔当局可能的“清算”而纷纷移民“宗主国”法国，法国迫于“宗主国义务”不得不大包大揽。如今在法国巴黎、马赛等主要城市落地生根的北非社区，真正成形就在这一时期。
近年来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和阿拉伯裔移民有关的暴恐事件，如导致12死11伤的2015年“1.7”《查理周刊》总部遇袭案、导致137死368伤的2015年巴黎“11.13”连环恐怖袭击案等，这让勒庞等人的极端排外话语得到了更多喝彩声。但绝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指出，即便是最“不安定”的阿拉伯社区，绝大多数移民及移民后裔也仍然是循规蹈矩、渴望融入法国这个“新家”的，其中那些来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的移民、难民因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的关系，对法国的认同感反倒更加强烈。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仍然受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种族歧视。
大多数时候标榜“族裔平等”的前巴黎市长、前法国总理和总统希拉克在上世纪90年代法国经济不景气之际就曾拒绝让阿拉伯裔选民参加自己的竞选活动，并在《巴黎人报》上公开表示“能理解法国人为何不愿和移民居住在一起”;本身也是个移民后裔（匈牙利裔）的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担任戴高乐总统内政部长时，公然称北非裔聚居的大巴黎东北郊“93省”等社区为“问题社区”，将这些北非裔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合法移民，许多就出生在法国）公开称做“社会垃圾”。2005年10月27日，萨科齐主导下的“扫荡问题社区”行动在大巴黎东北93省Clichy-sous-Bois镇酿成惨祸，3名阿拉伯裔男孩在被警察追捕后躲入一座变电站，结果两人被电死，一人重伤，事件引发了持续3周的巴黎大骚乱，耐人寻味的是，骚乱发生后勒庞和法国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大增，事件直接责任人萨科齐反倒在几年后当选了法国总统。这位因祸得福的总统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族裔话题操作正确”，随后在自己任期内发起了诸如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驱赶罗姆人（即吉卜赛人，大多在东欧剧变和欧盟成立后从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迁徙而来，因为他们是欧盟公民，理论上有权无限期在法国居住）等新的争议性、带有族裔歧视色彩的政策措施。
“93省事件”和随后在英国伦敦托特纳姆区发生的2011年“托特纳姆事件”（当年8月6日29岁黑人青年Mark Duggan被警察枪杀，引发以托特纳姆社区为核心的移民群体在伦敦的大骚乱）被认为是欧美“多元文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许多曾标榜“多元文化”，甚至将之堂皇奉为“国策”的欧美国家开始惊呼“多元文化已死”。
殊不知“多元文化”在欧美社会从来都只是“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法国巴黎大学（原第六大学）课题组曾做过一个社会调查试验，他们杜撰了258个法国求职者的履历，向用人单位递交了求职信，结果大多数使用典型法国人姓名、地址在“高尚社区”的“求职者”得到积极回复，而使用典型阿拉伯人姓名、地址在大巴黎东北等典型移民社区的“求职者”则往往得不到任何回音。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试验是上世纪90年代做的，当时诸如“《查理周刊》事件”甚至“93省事件”都还未发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指出，《费加罗报》等一些法国主流媒体经常在报道甚至在代表媒体意见的社评中，把“法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移民和少数宗教，甚至指名道姓地认为“移民和族裔、教派问题是一切灾害之源”。指责法国政府“未尽全力解决这个灾害之源”，对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曾尖锐指出，尽管部分少数族裔的确存在种种问题，但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在求职、融入社会等方面处处感到受歧视、被排挤，在社会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对前途绝望的情况下走入歧途，如果继续对这些实际上早已是“法国人”的少数族裔进行排斥、歧视和孤立，只能令他们的绝望感变本加厉，从而陷入危险的恶性循环。
2018年5月，包括前法国小姐罗兰（Sonia Rolland）、著名喜剧明星海依达拉（Eye Ha?dara）、当红影星赛亚（Assa Sylla）和梅加（A?ssa Ma?ga）等在内的16位黑人和混血女演员集体为梅加领衔撰写的一本旨在抨击法国电影圈“潜在种族歧视”的书《黑肤色不是我的职业》（Noire n'est pas mon métier）站台，她们指出，尽管已是21世纪，但法国电影里仍然“充斥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仿佛从另一个时代继承而来的陈词滥调”，在法国影视剧中，有色人种角色总是被作为“花瓶”、“添头”随意安置，他们形象刻板，地位卑微，在作品中处于聊胜于无的状态，且动辄成为被侮辱调侃的“砸挂”对象。梅加指出，这些留给有色人种的角色是如此“僵硬”，以至于哪怕影视剧中只字不提他们的肤色、族裔，观众仍然会一眼认出他们“理应是个黑人”，并挑剔角色扮演者“皮肤怎么不够黑”、“这家伙要不是长得够像一个有色人种怎可能捞到这个角色”，而对这些演员的演技、敬业程度等更重要的因素视而不见。对此戛纳电影节组委之一弗莱莫（Thierry Frémaux）和美国著名导演库格勒（Ryan Coogler）等表示认同，弗莱莫指出，在汗牛充栋的美国英雄类影片中，以黑人为主角的似乎寥寥无几。
“伪多元文化”不仅在法国
事实上，正如弗莱莫和库格勒等所言，“伪多元文化”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法国。
欧美国家中第一个把“多元文化”、“调色板文化”立为国策的加拿大，最新统计（2017年10月）显示，全国有21.9%的居民出生在加拿大以外，如果算上第二代及第二代以上移民后裔，“有外国背景”人口比例事实上早已过半。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时，83.6%的外来人口来自英国，来自美国的占10.9%，来自欧洲其他区的占4.8%，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都是零，而2016年移民中来自亚洲的占比竟高达48.1%，亚洲和非洲（占比8.5%）相加已占移民总比例一半以上，而来自欧洲的移民占比则仅有27.7%。同一统计显示，加拿大15岁以下儿童中有近220万父母中至少一人在外国出身，占比高达37.5%，据加拿大统计局预测，这一占比至2036年将高达39.3%至49.1%。
然而如此众多的移民和少数族裔（包括同属少数族裔的加拿大原住民）的处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世纪初的人口普查曾显示，49%的移民子女和34%的少数族裔子女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尽管十多年来历届加拿大联邦政府都强调“努力改善”，但实际情况却是更糟，2015年安大略省统计显示，加拿大最大城市、新移民定居人数最多的多伦多，46%新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同期全市贫困线以下居民比例则不到30%（成人20%，未成年人25%），2017年的一項类似统计显示，过去5年间抵达多伦多定居的新移民未成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几乎占50%。
许多社会学家指出，移民，尤其新移民的普遍素质通常较高，其中的技术移民都是各国同行业的专门、优秀人才，而投资移民在原籍国都是收入较高者。但他们抵达加拿大后却受制于当地苛刻的“本地工作经验”准入尺度，并且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种族筛选”痕迹，造成“某种职业固定为某个族裔所占据”的奇怪现象（如在大温哥华地区，开大卡车、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几乎都是印度裔，开酒吧的多为意大利裔，开餐馆的多为华裔，等等）。加拿大不同职业、专业职位和普通职位间收入和待遇相差悬殊，如此设定自然令许多移民家庭陷入不利境地。不少观察家指出，加拿大政府一方面为移民设置种种“高大上”的专业准入标准，一方面又利用“本地工作经验”的“一刀切”，把通过筛选进入加拿大的各国中高级人才，赶到俗称“累脖工”的小时工和底薪非专业工作领域，不仅是极大的不公平和浪费，也人为造就了他们的“二次贫困”。对此自上世纪末，每届加拿大联邦立法选举时，“移民学历及工作经验资质认证提速”都会被候选人们高调炒作一番，但随后并无下文——2019年10月又将举行新一届联邦立法选举，“移民学历及工作经验资质认证提速”又被几个党当做“政纲要点”提出，正如不少观察家所讽刺的“这意味着过去几年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干”。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10年委托Environics Research Group进行过一项民意调查，以考察加拿大全国范围内的种族歧视问题。
调查发现：约1/3的受访者认为，原住民和穆斯林在加拿大受到歧视;28%的受访者认为东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受歧视;20%认为黑人受歧视。
被认为受种族歧视较少的少数民族为犹太人和华人，只有略微超过1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受到歧视，这个比例和认为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受歧视的比例相当，而认为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在魁北克以外受歧视者比例最低，只有9%。该调查的正负误差为2.2%。
针对原住民的歧视则是另一光景。加拿大原住民总人口约113万人（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占总人口3.8%，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梅蒂人（Métis）。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由于这些原住民不喜欢“印第安人”这个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因此二战后逐渐在官方场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代替。“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2006年人口普查时有69.8万人。
因纽特人即中国人所熟知的“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被因纽特人认为是歧视性语言，因此近代以来他们一直自称“因纽特”，意思是“人”，这个名称也渐渐成为正式的族裔名称。因纽特人分布广泛，在加拿大境内仅5万人左右。
梅蒂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殖民时代早期由法国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组织、生活的混血民族，2006年人口普查时有近39万人。
“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人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600个，原住民语言53种，原住民保留区2250个，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这些保留区内。
加拿大原住民是这片土地上本来的主人，1500年时，他们拥有超过35万人口，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直到17世纪初，才有成批的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冰雪覆盖的土地，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惨重伤亡，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更攫取了大片原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即使对于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優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连音讯都杳然。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对此加拿大当局熟视无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医生比利·布莱斯如实反映了原住民寄宿学生死亡率高（50%）的现象，结果被免职。直到1984年当局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2016年年1月22日，萨斯喀彻温省北方小镇拉罗什发生了全国27年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8分钟内8死9伤，凶手年仅17岁，拉罗什正是一个原住民社区，由于传统的伐木业衰退，这是一个半封闭的、近乎与世隔绝的社区，缺少投资者和就业机会，人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心情也十分沉重压抑，许多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寻找机会，并且很少回来，而另一些不敢、不愿或找不到机会的年轻人则沉湎于酒精和毒品，希望通过自我麻醉来缓解痛苦。由于偏僻闭塞的缘故，这里缺少教师和医生，更缺少心理辅导者，2007-2008年度拉罗什所属卫生区的报告称，在拉罗什所在的萨斯喀彻温省西北部高纬度原住民聚居区，自杀率三倍于该省平均水平，许多未成年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家庭悲剧而不得不成为被收养者，一些孩子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多次变更收养家庭，由于缺乏帮助和心理辅导，自杀和凶杀暴力成了家常便饭。许多知情人表示，“拉罗什现象”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原住民社区十分普遍。
2018难5月底，原住民籍的联邦政府海洋渔业和海岸警卫队部长图图亨特·图图突然辞职养病，后来人们得知，他是因为严重酒瘾不得不去封闭治疗，他本人谈及酒瘾时无奈地说“在我们那个原住民社区成年男子许多都因生活和环境从小沾染了酒瘾”。
不仅如此，历史上原住民被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极小的“保留地”，即使这样，这些保留地还不断受到政府侵夺，让原住民雪上加霜。对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实则漠不关心，据报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就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每年不超过20件，即使解决，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胜诉，但政府拒不归还被侵夺的佛雷泽河谷，而是试图将一块荒凉的沼泽地塞给原住民，遭到拒绝后又换成一块遍布爆炸危险品的废弃靶场。
加拿大联邦政府固然作出了迟到的道歉，但仅限于口头，在阿尔伯特省，石油公司采矿污染了原住民阿萨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矿业公司开采铂矿侵占保留地，政府都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对原住民拨款，反倒废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签订的基诺纳协定，取消每年对原住民社区的50亿加元拨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其中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力，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一张反对票，竟赫然是标榜“多元文化”、3个月前刚刚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尽管在各方努力下，“尊重第一民族”渐渐成为加拿大的“政治正确”，但这在很多时候只是表面文章：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首脑、加拿大三大原住民民族的象征性领袖方丹大酋长被邀请坐上了开幕式主席台，坐在了加拿大总督和总理身后，但场地上表演的开幕式主题表演，却在“野生动物”后引入了欧洲人的一片白帆，直接跳过了漫长的加拿大原住民历史;2017年9月初，安大略省企业主出身的加拿大联邦参议员林恩·贝亚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寄宿学校充满了对原住民的善意”，诋毁原住民保留象征原住民身份证是“罔顾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衅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证以换取公民权”。迫于舆论和公众压力，她删除了公开信，但并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一如《麦克琳》杂志上一篇文章所言，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更可怕的是，加拿大还有无数像她这样自居精英、身处高位者，在原住民问题上和她一样既无知又狂妄。
近年来，加拿大屡屡发生原住民妇女失踪、被杀案，而案件调查始终难有进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种族主义倾向和行为，且这种倾向和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案件调查进程。原住民社区和联邦政府间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原住民社区在2017年7月1日，即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庆典的“大日子”把象征原住民家园的独特帐篷——“梯皮”安放在国会山庄广场一角。这些原住民表示，所谓“150周年庆典”对原住民而言实际上毫无可供庆祝的理由，因为“这实际上是殖民者的节日、我们的难日”——而对此标榜“和解”的加拿大警方却以“有恐怖隐患”为由，几次试图强行驱逐广场上的原住民。虽然最终这起事件以妥协告终，但正如社会学家所评述的：这耐人寻味的一幕正是加拿大原住民问题的现状——不缺乏话题、热闹和轰动效应，但总是雨过地皮湿。
在德国、意大利，尤其在东欧，“地中海难民”的源源涌入让当地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东欧社会已成为新纳粹和排外主义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其影响力已从最初的原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扩展到乌克兰、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近邻蒙古国。南欧的意大利，人气最高的足球联赛也被种族歧视所污染，罗马的拉齐奥俱乐部，多个“死忠球迷会”是公认的种族歧视群体，他们曾公然在看台上行早已被禁止的法西斯礼，向客队黑人裔球员扔香蕉（侮辱他们是“猩猩”），而一些同样带有种族歧视情绪的球员竟在场内和这些“球迷”热烈互动，为此曾多次遭到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处罚却执迷不悟。因为支持和反对种族歧视，拉齐奥队和带有强烈左翼民粹色彩的利沃诺队每次比赛，都会演变成一次激烈的“种族歧视大博弈”，看台上下、场内场外，旗帜招展，口号横飞，宛如战场一般。
族裔歧视最严重的，是公然强调“熔炉政策”的美国。
“白人警察枪杀黑人被轻判”的案子早已见怪不怪，被枪杀的黑人既有的确有“案底”的释囚、皮条客、瘾君子，也有非常明显的无辜者，如2014年在克利夫兰一游乐场被以“非法持枪”理由击毙的12岁少年塔米尔·莱斯（所持为玩具枪），和被警察以“怀疑从口袋里掏枪”为由打死的凤凰城34岁黑人卢曼·克里斯本（其实他正在掏一个处方药瓶）等，而涉案的警察几乎清一色白人。
在美国职场，“玻璃天花板”现象普遍存在且十分严重，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切实存在的“天花板”，对于不同族裔却有迥异的高度差：新移民和亚裔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往往是最低、最结实的一块。
今年4月27日是犹太教传统节日——逾越节庆典的最后一天，就在这一天，美国加州圣迭戈南部犹太教堂chabad de Poway遭到一名持AR15半自动步枪暴徒的突袭，1名年长女性当场丧生，包括1名教士在内3人受伤。
当时网络风传“发生恐怖袭击”，但随后警方消息显示，嫌犯是一名年仅19岁的本地少年，他曾多次在网上发表针对少数族裔的极端种族仇恨言论，肇事前更在網络社交媒体发表了一封充满种族仇恨色彩的公开信。
这种带有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色彩的“国内恐怖主义案件”绝非个案：美国东部时间5月8日，美国众院国土安全委员会（HCHS）专门为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与会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高级官员麦加里蒂（Michael McGarrity）表示，FBI目前正接手调查的、涉嫌“带有白人至上色彩国内恐怖主义”的案件，约有850起之多。
正如麦加里蒂等人所指出的，这类由白人至上论者发动的“国内恐怖主义袭击”近年来愈演愈烈：2018年共有6起类似案件造成人员死亡，死者多达17人;2017年这一数据则分别为5起和8人。
历史上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及其所掀起的暴力仇杀曾造成社会割裂等严重后果，著名的3K党全盛时期曾号称信众六百万，动辄对有色人种和主张种族平等人士展开暴力威胁、甚至“私刑”，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社会进步浪潮冲击下走向边缘化。但近年来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矛盾日趋突出，部分美国白人保守派将这一切归咎于“有色人种的增加”（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全美3.08亿人口中1.11亿是少数族裔，占比36.3%，较10年前增长5.4%，2015年6月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人口估算称，出生于1982-2000年间的一代人中少数族裔比例高达44.2%，5岁以下儿童中少数民族占比更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0.2%），白人至上主义言论和基于这种谬论的极端暴力行为也因此明显抬头，并引发广泛关注和忧虑，此次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问题在于，尽管美国号称“最重视反恐的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白人至上主义引导下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对美国社会的威胁，不亚于原教旨主义等国际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威胁，但对付“国内恐怖主义”的难度甚至较对付“基地”、ISIS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后者武装到牙齿，而前者的装备并不比拥有持枪权的普通美国公民好到哪里去。
奥妙就在于，美国政府、执法机构和整个社会，尚未就“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国内恐怖主义”究竟是否属于“恐怖主義”范畴、是否应动用反恐机制加以应对，达成普遍的共识。
没错，美国将约60个团体定义为“恐怖组织”，其中既有“基地”这种公认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有伊朗革命卫队这类充满争议的“归类”，但这些法定恐怖组织绝大多数和伊斯兰原教旨有关，且全都是境外组织。正如麦加里蒂等人所指出的，当类似圣迭戈犹太教堂袭击案之类白人种族主义者发动的“国内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执法者突然发现自己无所适从：这些发动袭击组织在法理上并非“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包括著名的《爱国者法案》在内，所有反恐法案、授权所针对的，都是来自境外的原教旨极端组织和个人，当这些恐怖袭击者是本土白人至上论者中的极端分子时，一切反恐机制都失灵了。
根据一些人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读，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但偏偏不是恐怖组织”。没错，《爱国者法案》中提到了“国内恐怖主义”，也因此FBI才能以此立项展开相关调查，但即便这部法律也仅仅赋予了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的调查权，并未赋予有关机构对“国内恐怖主义”提起刑事指控的权力。
尽管“国内恐怖主义”袭击正造成越来越多美国人的伤亡，并越来越严重地伤害着美国社会的平等、团结和相互间的安全感、信任感，但相关执法机构推动国会立法应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努力却遭遇强大阻力，即便一些整天大谈“平等、博爱、宽容”的民权组织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也对这种努力不以为然，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只是一种思想”、“错误的思想也只是思想，不能为思想定罪”，而在美国政府、国会和思想界持类似看法者同样大有人在，同是在前述听证会上，当主张“应立法应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司法部官员魏格曼（Brad Wiegmann）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众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考（Michael McCall）立即表示异议，并将魏格曼的主张称之为“令人好奇的意见”。
只要美国朝野仍然将“恐怖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区别对待，仍然将“恐怖暴力危险”视作“境外专利”，仍然不把已造成众多美国人伤亡的、基于白人至上主义的“国内恐怖主义”当成一种威胁，一种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恐怖主义，这种“腹心之疾”注定难以消除，甚至会愈演愈烈。
华人并不能独善其身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年轻华人（包括居住在国内和海外的）经常站在种族歧视的一方随声附和，甚至频频对其他族裔发出带有典型种族歧视色彩的杂音。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华人在历史上是种族歧视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1882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禁止华人新移民进入美国，并不允许已在美国生活的华侨加入美国国籍。这项歧视性法案直到1943年二次大战期间，才由于中美同为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的关系而废除。直到2012年6月18日才得到美国众议院的决议道歉。19世纪后半叶，美国开始大规模开发西部，由于劳动力缺乏，他们曾大规模招募华工参与西部大开发。当时中国已被列强入侵，门户开放，一些沿海贫困民众憧憬温饱生活，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开往北美的轮船，还有一些中国人则是被人蛇或绑架、或欺骗运到北美，他们参与了“淘金热”和横贯北美大陆的几条铁路线修建，为美洲西海岸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当美国作为一个“从海洋到海洋”的整体，一个新生霸权崛起后，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开始恐惧华人的勤劳、家庭观念和“可怕的繁殖力”，惟恐华人社区壮大将反客为主，便开始采取各种手段排挤、限制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除了这部全国性的《排华法案》外，各州、郡和市还通过了五花八门的限制华人条款，包括不允许华人担任公职，不许拥有房地产，甚至不允许华人作为证人出庭。一些市镇制定规则，不许将门面房屋租给华人，一些地方行业协会、商会甚至要求属下成员单位，不得接待华人顾客，在20世纪初，美国西海岸不少城镇的理发店、餐馆、商店和剧场都公开打出“华人不得入内”的标记。
更有甚者，美国联邦移民法一度禁止华人女性进入美国领土，并禁止非华人妇女与华人男子通婚，其用意不言而喻，即通过这种方法逼迫华人要么滚蛋，要么自生自灭。
在加拿大，有形无形的歧视依然存在，华裔升值、加薪，加入当地工会，都可能遭逢较当地西人更多的阻力。尽管加拿大各大联邦政党都热衷于在华人社区“拜票”，却很少兑现选举承诺，动辄采取“空降”候选人的办法吸票，这也表明，政党、政客对华人社区的“重视”，有时仍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
2016年11月17日，全北美华裔人口比例最多的列治文市赫然出现公开散发直接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传单事件，此前列治文市曾多次出现明显带有歧视华裔侮辱性语言的涂鸦，甚至有该市居民公然将针对华裔的侮辱性口号写在私家车上招摇过市（讽刺的是这名居民是越南裔），警方对涂鸦和侮辱性口号不闻不问，却“严厉警告”了试图抹去侮辱性口号的华裔居民，引发大温许多华裔民众的群情激愤，并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的声援下进行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抗议。
当时一些本地学者将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上台后的连带影响”，对此笔者曾引用事实加以驳斥：2016年歧视性传单中最令人发指的口号“Step Aside Whitey！The Chinese are taking over”和2007年列治文地方小报《The Richmond Review》上署名“Robert Friedland”的那声“中国正把列治文变成国中之国”被CNN等知名国际媒体传播得举世皆知，惊呼如出一辙（有知情者透露“可能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写的”并曾向笔者亲手指明了那名到华人示威现场“辩论”的疑似撰写人），而辱华广告、涂鸦仅笔者直接留下记录的，就有2010年（列治文帝国中心）、2011年（列治文两所小学操场、列治文公众市场）、2015年（某越南裔私家车、River Road夹Lynas Lane河堤扶栏）……其中最后一例，涂鸦写的是“To make the fight fair， The chinks showd declare war”，和2016年歧视性传单的口吻同样似曾相识。
加拿大最著名的杂志《麦克琳》曾刊出长篇文章，指责华裔学生“死读书”、“不参与社会活动和社团”，质疑“大学里华裔是否太多”，引发华人广泛抗议，许多政治家和大学校长、教授也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论加以谴责，但事后该杂志却拒绝为这一明显失实的论断道歉。
在美国，以“反种族歧视”、“族裔平等”为标榜的各类联邦和地方“平权政策”却将亚裔当成了政治牺牲品：在许多州和知名高校，尽管华裔考生成绩和综合表现更加优异，但他们往往会在不声不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下，为成绩和表现差得多的非洲裔或拉美裔考生让路。
在法国大巴黎地区，华人社区常常成为族裔间暴力的针对对象和牺牲品，2010年，华裔集中的巴黎美丽城社区，一些歹徒公然在华裔婚礼上抢劫，警察却迟迟不到，一名华人忍无可忍开枪驱散盗匪，迟迟赶到的警察逮捕了开枪华人，却将被华人抓住的盗匪放走，引起美丽城华人的公愤，在短短12天内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当时引起许多法国名人、政要同情，市政当局承诺“认真对待”，但时隔六年巴黎东北郊奥拜维耶又因“张朝林事件”引发上千华裔的“光明行”示威，口号和诉求如出一辙。2010年华裔示威时，当地媒体《巴黎人报》曾撰文抨击华裔“非法移民多，没有合法证件，法语不好，没有工作，喜欢带现金”，暗示这些“华裔自己的问题”才是症结所在，引发广泛批评，但6年后“光明行”之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在报道中拿出了和6年前《巴黎人报》几乎一模一样的解读（华裔非法移民多、习惯带现金、法语不好……），被当地华裔和同情者讽刺为“记吃不记打”。
2017年12月30日，一名巴黎市民将一张巴黎奥拜维耶某幼儿园散发的、带有明显侮辱性、种族歧视性语言的儿歌《张，我的中国小矮子》（Chang le petit chinois）送到《20分钟报》，并愤怒指责“这是种族歧视”（这位市民非华裔）。媒体调查发现，这首儿歌在当地幼儿园居然流行了十多年，而奥拜维耶则是巴黎华裔聚居的三大社区之一。这一方面表明针对华裔的族裔歧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部分海外华人社区在辨别种族歧视、维护平等权益方面任重道远。
传统上，海外“老侨”习惯于隐忍、自省，这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的想法，就以“Chinaman”（“中国佬”）而言，是典型的蔑称，和“黑鬼”（blackman）在历史上同样臭名昭著，但与黑人早早起来抗争不同，北美华裔长期敢怒而不敢言，以至于美国规模最大的“美式中餐”连锁外卖店曾长期使用“Chinaman”作为送餐盒和送餐广告的主题词，竟然也无人抗争。除此之外，诸如“眯眯眼”的手势、“ching-chong-yang-wah-ah-soh”的“口头禅”，都是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的辱华“招牌符号”，也曾长期被海外华人隐忍。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善：2003年用“ching-chong”调侃姚明的“大鲨鱼”奥尼尔在舆论压力下公开道歉，前述巴黎幼儿园歧视性儿歌在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被叫停，亚马逊英国和eBay英国一名兜售“中国男童喜爱服饰”的网上卖家配发了一名用双手食指指着自己眼角的白人男童照片（即“眯眯眼”手势），在“典型种族歧视”的舆论压力下很快以删帖、产品下架告终。
近年来排华、辱华问题的密集曝光，首先是华人地位提高后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当地社会以更正面、积极和重视的态度对待华人的诉求。
其次，媒体资信、尤其网络的发达，让辱华和抗争的声音都能更快、更广地传播出去，并形成联动效应，产生巨大影响。几十年前海外的辱华、排华即便性质恶劣，但影响往往局限于有限范围内，而如今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辱华T恤，也很可能在某个契机下，成为引燃全球华人怒火的导火索。
第三，随着华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一些以往见怪不怪的辱华线索、现象，如今被视作不可容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幼儿园的那首辱华儿歌，那首将中国人影射为“身材矮小、眼睛眯缝、语音古怪，饮食离奇”的儿歌在那家幼儿园里教唱了十多年，直到近期才被新一代华裔和其他族裔家长认定为“辱华”，并迅速上升到种族歧视高度，引发各界广泛重视和快速回应。
第四，资信的发达和海内外华人互动的增加，让一些早已有之、但原先內地并不知道是“经典辱华行为”的符号被更多华人知晓，增大了辱华现象被曝光的几率。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亚马逊手势”，去年初在中国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踢球的阿根廷球星拉维奇也曾做过，当时很多国内球迷并不清楚，这在美洲是个流传逾百年、侮辱华人“眯缝眼”的“经典辱华手势”，而不到一年后，同样的手势所引发的当地华裔不满，已能立即引发各地华人的广泛共鸣。
第五，中国和华人地位的提高，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让公众人物更重视纠正自己在这方面的无心之失，如奥尼尔和科尔在遭到舆论广泛批评后，都迅速公开进行了道歉，此后也多次向姚明本人和华人社区示好。这些从另一侧面让“辱华问题”无形中得到更多关注机会。
作者：陶短房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