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在路上记录中国的变迁
他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撰稿人，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上个世纪90年代，他前往重庆当了一名英文老师，从此便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寻路中国之旅……
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不能忘却的：母亲的面孔，城市的面貌。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为何伟）就在他的作品中展开了一幅中国的动态图景，从沿途风景和人文风貌洞察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变迁。回顾何伟的纪实作品，离不开“行走”二字，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曾单枪匹马走遍了大半个地球，正是这般游历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不少素材，而此后便开启了他的记者生涯，成为诸如像《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等主流媒体的长期撰稿人。
何伟最为广大读者所知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从《甲骨文》到《寻路中国》再到《江城》，他以自身所观所感向读者呈现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视角中挖掘城市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变革。《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主要记录了何伟任《纽约客》驻京记者期间的自驾游中国的经历，在获得驾照之后的7年中，他自驾游览了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见证了汽车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乡村变革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从沿途风景看中国农村的变迁
《寻路中国》的写作横跨旅行游记和城市观察，有何伟身为记者的敏锐观察，也有学者式的钩沉与思索，全书三部分看似毫不相关，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第一部分写何伟拿到驾照，在北京租车后沿着古长城遗址开启的北方行程;第二部分是他暂时落脚于北京长城附近一个叫三岔的村子，聚焦一户农民家庭从务农转向经商的变化;第三部分则是他驾车沿中国沿海地区的路线，从金华、丽水到温州等地的务工人员以及老板的口述和经历中描绘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人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变化，从内陆到沿海，从城墙、村庄和工厂的地标延伸探讨了经济和发展的源头所在。
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世界震撼，如何伟所写的：“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自2000年起，中国汽车业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北京每天有将近千人考取驾照，车辆的销售额也随之激增，乡村铺设公路的里程数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所有人都在加速前行的途中，新的事物汹涌而至，一波波刷新着传统的认知，快到来不及接受眼前迎面而来的，更富有挑战的又接踵而至。一些在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在何伟看来却印象深刻。
为了跟上发展速度，农民舍去了原本田园牧歌式的平静悠闲，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以时间换取金钱，之前闲适的幸福感荡然无存。年轻人不屑于在学校获取应试知识，越来越早承担起赚钱的重任。社会变革速度之快让他们忙不迭抛下乡愁，奔赴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个未知的天地充斥着物质和权力诱惑以及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方式，这个机遇能让他们彻底改变祖辈延续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这种类似的群体冲动促使着农民接二连三离开家乡。
巨变的背后也深藏着隐忧：“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有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大批人力投入到市场，短时间初见规模的仅仅是从成熟商业模式沿袭下来的惯性以及有待完善的设施，何伟所说的“极度个体化”即是高速发展过程中个体失衡，相较于大跨步的生活节奏，价值观与其相差甚远，望尘莫及。正如何伟在沿途高速公路上看到的，飙车抢行、肆意鸣笛，大行其道即兴发挥，“慢车道”“快车道”“小心驾驶”“不要疲劳”这些标语沉默地维持着秩序，但又被视而不见着，它们不能抑制住由于生活快进导致的浮躁和虚无。最底层的人不敢相信，它们几乎认命地生活在高速路、公路的铺设下被延伸和扭转。
浮华的表象背后却是危机所在，何伟以19世纪美国城市扩张时期的情况与中国21世纪初的发展相对比：“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
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经济的提速带来生活的提升无可厚非，如何历练与此相匹配的观念，如何在喧嚣的变革中重归原本平静的内心呢？何谓一个成熟的人，他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也能对未来的前途有所期许，而对于当下的自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些同样适用于一个城市和国家。
发现一座在氤氲中崛起的城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小城——涪陵迎来了两个美国人的到来，他们作为美国慈善组织“和平队”的友好志愿者到涪陵师范学院担任英语老师，其中一个就是何伟，四川人亲切地称呼他“霍伟”。在这个顺江而下的小城，他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作为客居者，他以旁观的视角勾勒出这个城市在氤氲中的变迁，揭开那些在本地人看来平常生活表面下的种种不同寻常，东西方文化难以弥合的缝隙在江城之间得以显现。作为局外人，何伟画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南方小城的图景和当地人的肖像，他将那些令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言语行为，写得令人心领神会。
9世纪天宝年间，杨贵妃钟爱的荔枝即是从涪陵途经子午道运送到长安，因此涪陵享有了“荔枝城”的称呼;19世纪，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从南京赶到涪陵山上插了一面旗，插旗山的名字延续至今……当历史的车轮行驶至20世纪，它被一个外国人简单明快地称为“江城”。在何伟看来，再也没有比用感官体会一个城市更直白的了。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没有铁路，欠发达的交通让居民们压遍全城的石阶路习以为常，山城棒棒军迂回于狭窄蜿蜒街道，眼之所及尽是腿与石阶。
从他暂住的公寓俯瞰，乌江消融在长江的激流中，与简陋、原生态的公路设施相对应的是建筑机械的轰鸣，它们的啸叫昭示了这个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耳之所听即是河谷上回荡的船只汽笛声、发动机的轰鸣，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的丁当声，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如他所说，“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
然而，如此高频率此起彼伏的城市奏鸣，并没有让何伟陷入困扰和焦躁，反而迅速融入到固定程式的节奏之中，周遭众人在奔生活中碾轧过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个性的基因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不知疲倦中日渐消逝，“猪朝前拱，鸡朝后扒”，这句流行于乌江中下游的谚语正是当地居民生活的写照，各有各的活法，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人生之艰难的魔咒。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当地文化的吸收远比适应生活更加艰难，在与学生的交谈与互动中，何伟无时不刻都能感觉到传统的集体思想早已渗透进了他们的观念之中。自我意识和私人化情感的缺席让他们无视于自我本身，反倒从他者的言语之中认识自我，而这些让彰显自我的西方人深感讶异，但当他了解到了中国的儒学，便知晓了这种类似于镜像的认知的由来，这正是儒学的初衷，循着与周遭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的角色，如果他者给出理想的观点便实现了其目的，但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依靠群体的身份认同必将脱离理性的缰绳陷入氤氲一般的暧昧不清之中，在窃窃私语与甚嚣尘上之间，这种传统的集体思维便暴露出了弊端。
学生时期的何伟对文学政治化百思不得其解，但当他深入到田野实践，将莎士比亚带入到中国的课堂上时，却惊讶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权力与阶级的思考。然而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对十四行诗文本本身产生的共鸣，“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个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現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400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三年后，当《江城》完稿，涪陵仿佛换了人间，铁路公路纷纷搭建起来，繁忙的水运也因此而慢下脚步;又三年，三峡大坝的矗立让不断上涨的江水漫过了江畔之城，这座摆脱了贫穷、烂路、慢船的小城以日新月异的变化刷新着众人对它的认识。
对何伟来说，《江城》收集起了他对涪陵的所有回忆：初来乍到时的青涩、如履薄冰，融入当地生活时的松弛与坦然，以及讶异之后的沉思默虑……当他沿着江边，途经田野慢跑时，思绪便行云流水般串起过往的经历，从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再到涪陵，何伟早已将涪陵视为中国的“老家”——白天热火朝天的建造，夜晚所有的瑕疵隐匿，只有水和灯火阑珊，一座“山罩雨，河罩晴”的城市。
（责编：常凯）
作者：刘晗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