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时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这不仅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失败，同时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之后几代明朝君主的人生轨迹。不过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事件，实际上土木堡之变也是明朝一个重要的军事转折点。本期就从军事角度来重新梳理一下明朝的土木堡之变，以及在这之后的明朝军事变迁。
土木堡之变
在之前的一期《明代蒙古》中，讲述了土木堡之变时，明朝所面对的瓦剌，其实是一个足以和明朝争霸的强悍霸权。也因此，从明朝的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明朝从捕鱼儿海之战后，首次面对蒙古势力的大规模进攻。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和蒙古之间，至少在边境地区的力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明蒙之间的冲突，不再是明朝对蒙古进行长时间的压制，而转变为“蒙攻明守”的态势。
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再未对草原地区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
当然，这种保守型的防御策略，也只是土木堡之变后，整个明朝军事体系发生剧变的一个表现而已。一个更大，也是更直接的影响，是土木堡之变中，对于当时明朝北京京军的巨大打击，所导致的明朝京军体系至此走向衰落。
明朝京军
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如何建立起北方的军事体系，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的重要问题。在土木堡之变前，明朝的北方军事建设思路是以首都京畿为核心，建立起一支主要用于野战的强大京军，即我们所熟知的明朝“三大营”；并以此为基础，在边境地区，建立边军，以他们负责应对小规模的袭扰，以及搜集情报，并在战时，接应和辅助京军作战等工作。
明成祖建立起的北方军事体系，京军占据了核心的位置
然而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对原有的体系，一次极为彻底的颠覆。京军以及北京勋贵集团毁灭性的损失，使得在之后京军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因此直到嘉靖前，无论是于谦还是后来的明武宗，他们对于京军的重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明武宗是明代最后尝试重建京军的皇帝
虽然明军的军事发展从土木堡之变后，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且左右摇摆的时期。但幸运的是由于这一时期蒙古内部，也因为瓦剌的崩溃，而进入混乱时期。因此明朝的边防压力，反倒有所缓解。但是到了嘉靖时期，伴随着土默特部的崛起，来自蒙古的军事威胁陡然提升，因此如何规划明朝的军事发展，便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巨大的边防压力下，既然难以重建过去的京军，明朝也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对出于冲突最前线的边军进行强化。然而这种强化却也并非易事，首先伴随着土默特部的快速膨胀，即使对边军进行强化，但整个北方漫长的边境，以及诸多边防重镇，想要将他们立刻强化到足以和土默特蒙古对垒绝非易事。因此明朝选择退而求其次，既不追求边军能够像过去京军那样，对蒙古进行大规模主动进攻，而是通过修建长城以及一些列要塞和堡垒，以此形成一条漫长的“九边”防御体系。
今天明朝的万里长城，就是过去九边中重要的一环
不过单纯的被动防御，自然也无法长时间应对蒙古的不断攻击。因此各个九边重镇，如何建立起即使规模有限，但依然能有效反击蒙古人的野战部队，便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困挠着明朝的军事发展。那就是当时明朝的首都北京。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明朝的这个首都自然是整个北方最重要的物资枢纽，在京军强盛的时代，大量资源可以就地供给京军。但在京军衰落的情况下，北京无疑就是一个不断吞噬着大量北方物资的黑洞。在此情况下，明朝对九边军事投入的资源，就远远要少于过去明朝投资给京军的资源。
明代北京消耗了大量宝贵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在此基础上，仅仅依靠来自朝廷的资金来维持足质足量的野战兵力，就变得不大现实。在作为主力的明军官军，往往不能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边将们只能另寻他法，这也就诞生了晚明重要的军事支柱——“家丁”。明代的这个家丁，并不只是单纯的将领家的仆从。他们从某些方面上来说，到颇有些类似于那些穆斯林帝国的将领帕夏们，手中的古拉姆或者马穆鲁克，都是依附于将领本人或者其家族的家奴和私兵。
明朝将领们的家丁，往往是明代边军中战斗力最强部分
不过家丁虽然从短期来看，很好的补足了明朝边军野战的短板，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却有极大的风险。首先家丁本身是依附于将领，而这些家丁本身，又是来自于某一地区的地方势力，甚至是外族，因此这很容易让将领们在培植家丁的同时，也化为地头蛇。而且家丁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将领本身的财产，这无疑会加剧将领的贪腐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
万历年间的名将李如松，他和他父亲威名显赫的背后，正是依赖于铁岭李家所拥有的大量家丁
这种家丁的盛行，同时也使得明朝北方的边防战事，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于这些将领及其家族。这种情况，自然也就催生了以军功和蓄养家丁，来维系继承的边将家族集团——“将门”。将门的出现，可以说虽然在短时期内，让明朝在对蒙古的作战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却也限制了明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伴随着后金崛起，北方边关所面临的战争状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也最终将给明朝和它的北方军事体系带来致命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