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矫情
在书店瞥到《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的书名，生起几种思绪：即使在英美国家，自由主义仍不断受批评，不过这是健康的。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便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批判，然而彼此对一些基本价值的坚持还是大同小异，只不过诠释上有一定差别。举例说，对于自由的看法，社群主义者会问究竟原子个体在缺乏社群生活的情况下，自由是否真的能够充分展现，甚至那会否只是一种幻觉。其后自由主义者都逐渐在理论上以不放弃保护个人权利和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放弃极端的原子个体的看法，以去安立社群对个人的重要性。有些人甚至将社群主义者如泰勒、桑德尔、沃尔泽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看成自由主义的内部修正而已。在这意义下，社群主义者也许真的可说成是不“热衷”自由主义。然而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在中国，映照之下，批评者对自由主义的一些看法似乎是怪怪的。我们也不容易清楚他们对一些自由主义价值的看法，比如对民主自由的看法是赞成还是反对。因为他们往往喜欢用“超越”这个美丽但蒙混的字眼，好像我们真的要振翅高飞，摆脱束缚那样子。
另一点是“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这问题该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吧，而非问自由主义是否“最好”或者其学说是否为“真”的哲学问题。它是探询什么原因或背景会导致一个人接受或者反对某种思想。虽然笔者的学术训练是分析哲学，但愈来愈觉得这种经验性考察或者观察十分有用，因为思想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不理会特定环境构成，便不能充分了解或把捉住某种思想。虽然分析哲学家总是坚持要区分发生学上的“原因”和规范上的“理由”，不可混淆不清，但两者是否真的这么清晰可分也是可以质疑的。至少，从佛家重视缘法的观点，了解“原因”有助双方的沟通和拆解心结。我不得不拿下这本书。
错不了。本书作者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的确是法国社会学家，是索邦大学荣誉教授。中译版多了一个亮点，就是徐贲先生的中译版序——《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徐贲的“中国阅读”，对利用这本小书去解读我上文提到的中国知识界一些文人对自由主义的敌视甚有帮助。布东讨论的背景当然不是中国，仅仅是英美的脉络。我们大概可以说那是一个基本个人自由和权利都有所保障的自由主义社会，当然这种社会和其他可能的社会一样都不会是完美的（乌托邦因此是不存在的）。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的组成原则有内在不一致甚至矛盾，又或者政府或者公民社会实际上没有依照该社会的组成原则去操作。任何社会都会面对以上这种情况，自由主义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思潮的批评，比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布东特别指出了这些思想会较受学院的知识分子欢迎，那可能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带来的巨大不平等深感不满，也可能是他们在哲学上根本不相信有所谓对普遍社会都生效的价值，包括自由和平等；也有可能是他们觉得自由主义社会下，某些宗教与文化，比如伊斯兰教仍会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更可能会受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限制，例如男女平等或者种族平等。但有一个原因很简单地便解释了他们这些文人为何不热衷自由主义，因为那才会更突出他们知识分子的批判位置，突显他们学术明星的光环，像福柯那样子的光头夺人眼目。他们本身已身处自由主义社会，因此要找一个批判的位置无可避免地就是要不那么“热衷”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许诺，也没有对人生有一个很完整的整全理论，它不像宗教那样能令人神魂颠倒。它只是大家在社会追求自己人生意义时要遵守的一些规则，一些规矩，比如宗教包容，比如国家要价值中立等等。似乎，不够有趣。
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会称这群文人为“文化左派”。但他们可以安全地做批判，恰恰因为他们本身已在自由主义社会之中，言论自由得到宪法的保障。他们最多是可以指出自由主义的不足之处，但似乎不足以推翻自由主义。而且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对实际社会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如果本身尚未踏入自由主义社会却对自由主义做出批判的，那有两个可能，一是他们现有的社会比自由主义更好，二是虽然他们现有的社会不比自由主义好，但他们捍卫现有的社会制度或安排更符合他们个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实际社会的影响可能不小，因为“现在的社会”为了巩固自身，恰恰会将这群文人的影响力放大。
徐贲在书中也指出了“学术市场”和“供求”问题。我们必须知道需求是什么，才能知道有什么供应。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群愤青有很大的批判能量，但如果社会可批评的管道封闭，或者相对较窄，那么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满足这种批判或者热情宣泄需求的上佳途径，我们由此发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简单却又极受欢迎的理念供应。观念市场里，人们也需要简单、能解释现况的东西，这才会加强流通量，但自由主义的文献不少是需要大学程度甚至研究院程度才能通晓的，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多达几百页，真心真意读完再加以批判的可谓少之又少，一些牵涉理性选择理论的自由主义学说更加具专业性、技术性，有心人也可能望门兴叹。这也解释了自由主义为何不受欢迎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谈的就是我们对一个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往往欠缺经验的支持和客观的比较。一些人说自由主义社会会造成堕落文化，的确，我们在自由主义社会找到一些低俗的文化，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否代表在其他社会的文化就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不！我们只找到一式一样的八股文章或者歌曲，人的创造性被彻底压迫。又如果我们知道在现实做考虑时是要“两害取其轻”，那么我们“不热衷”到底有什么实质意思呢？这好像我们常说人们因聪明累事，意思好像是聪明不好，但其实更多因为愚蠢累事的个案我们没有理会而已，我们不会就说愚蠢比聪明更有价值吧？
又有人说中国是因为采用了自由市场才导致贫富严重不均，然而我们又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的自由市场有一个对不平等更敏感，对再分配更重视的政府，事情又是否不一样呢？我们为何不把着眼点放在政府，而放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谁会对此最受欢迎？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可批判，天下无敌，但我们在“扬弃”、“超越”自由主义前，应先想想自己的位置，才能较公平地找寻“真理”，如果我们坚信真理不仅仅是权力建构的话。
（《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法]雷蒙·布东著，周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
作者：曾瑞明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