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与“一流大学”
今年《读书》第二期刊登了朱鲜峰的《一流大学之梦：四十年代“学术独立”论战回顾》一文。读后颇多感慨。对文中引用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的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张反复读了几遍，读来读去，总觉得不像是心目中那位上世纪最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本人写的。然而，朱鲜峰的考据显示，“由政府指定五所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的建议确为这位“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胡适先生所提。
朱鲜峰从“学术独立”的角度分析这次“战后学术界之首次大论战”，笔者换个角度，只关注这次论战中“一流大学”问题的共识与分歧。这次论战大家“情绪很激烈”，但无果而终。胡适先生也许不会想到，他当时提出的“由政府指定五所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的建议，五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以“九八五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大陆正式实施。半个世纪前激烈论战，半个世纪后直接实践。不同的是，胡适画圈的第一等大学是五所。而“九八五工程”一期先是“2+7”所，后补充二十五所，二期又增加几所师范、农业、国防和民族类型的高校。胡适先生由政府指定重点建设一流大学的梦想终于成真，然而，胡适先生，当下的政府和入选大学的校长们所梦想的，即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世界学术地位的一流大学之梦是否亦心随所愿了呢？
朱鲜峰一文中涉及季羡林先生对留学生学习动机特别是对“官二代”们的尖刻批评。乍眼一看，似乎与一流大学和学术独立都没有多大关系。这些批评也的确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留学生中，达官贵人的孩子专门替中国丢脸，而且还这么普遍。六十多年前如此，六十多年后涛声依旧。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父母的，包括达官贵人，恐怕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做人，最好成龙成凤，这是所有父母的真诚期待。达官贵人们的期待还要更高一些，谁能否认，他们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不重视，不尽心，他们真切地盼望子女成龙成凤，不计成本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优渥予以保障。然而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甚至养出罪犯，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啊。
那么大学组织呢？胡适先生认为，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有一百四十多所，大家都在吃稀饭，一千年也爬不上去。然而，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刚刚解散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办的偏安一隅的大学，尽管资源匮乏，局面复杂艰困，十年间却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事实上，大学组织的发展，一流大学的建设，与钱多钱少相比，经费配置的合理公正更为根本，也更加紧要。
胡适先生建议“中国应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倾全国之力，只办东京及京都两帝大，到最近十几年才以余力添了几个”。胡适先生留学美国，在私立哥伦比亚大学这一世界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明明认可“美国学术地位经三十年努力，已由学术独立做到领导地位”，却偏偏开出向日本学习的药方，着实怪异。考虑到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数量与质量上远不及美国，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状况。美国的大学体系结构上像个金字塔，金字塔顶端汇聚着的都是放射着璀璨的学术光芒，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各具特色，但绝大多数是私立的。所有这些一流大学不管私立公立都是在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自然分化而成的，没有一所是由政府指定，依靠政府非均衡性资源的投入建成的。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富可敌国”，但它们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比较低的。反观国内，状况迥然相异。国内的大学体系也是金字塔形的，但金字塔顶部的所有高校，其优势资源的来源无一不是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政府或部门的配套资金。金字塔尖上的两所大学，起初三年就分获国家十八亿元拨款，其他“九八五工程”大学分获一亿到六亿元不等的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政府或部门的配套资金。
世界一流大学是否已经建成不那么容易断定。经十多年非均衡经费的持续投入，在今年二月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北大知名学者张维迎指出，现在大学钱多得流油，每到年底想办法出去花钱买发票。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除此，近些年，国内大学学术造假，诸如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一号”研发中存在的严重造假和欺骗行为屡见不鲜；“门户之见”与“行政依附”也在日益强化，比如，大学教师的选聘，“土鳖”应聘者本硕博若非皆属“九八五”，是断然不会被录用的。北大学者展立新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单位要么争相把各式杰出人才推向领导职位，要么极力把处于领导职位的人举荐为所谓的杰出人才。这么做容易拉来研究项目，容易使项目获得奖励，有助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通过排他性的钦定，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被干扰破坏，半公开化的学术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滋长生发。
在我国，民间一直流传“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说法，有开明的达官贵人明明深爱着子女，却故意创设一些磨难情境，通过锻炼以真正培养出子女参与广义社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一流大学好像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自然也是希望本国一流大学更高更强更卓越，却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管理的直接参与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不对一般性的教育事务负责，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购买”大学的特殊服务，如学术产品，基于选优原则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等。另一方面，对这些绝大多数都是私立的一流大学，政府从来“不合作不共建”，始终不曾通过重点建设的方式向特定大学大量投入非竞争性资源，不仅从来不提供任何特殊待遇，还实行着如林一民校长所建议的优先扶持弱小公立学校的发展战略。尽管现在私立大学也开始或多或少获得州政府的一般性经费，但政府公共财政的主要去向却是那些相对弱小的公立大学。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这些公立大学，在政府扶持下，一旦机缘巧合，遇到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学者，灵感的火花同样有可能成长为挑战传统一流大学的燎原星火。
正因为政府不可能砸馅饼，这些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千方百计改善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吸引生源以维持学费收入；千方百计提高科研能力通过竞争力强的学术产品赢得研究经费；当然还包括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力量筹集资金，特别是占办学经费一半左右的捐赠。教授们向基金会、校友非校友、商业机构等认真介绍从事的研究或教学项目的重大意义，让他们能为支持这样有价值的项目而自豪。学费、研究经费和捐赠都是动态变化的，要维持在这个公正竞争自由流动体系中的地位或者谋求更大的进步，离不开所有大学这份内生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而恰恰是这份内生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保障了这些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中难以撼动的竞争优势。
“九八五工程”大学表面上只涉及一部分重点高校，却深刻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和变化。“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是强势的，在极其不均衡资源的持续投入下，大学之间迅速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金字塔低端的高校，要想实现办学层次及声誉的跃迁，比如超越“二一一工程”高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其他“九八五工程”大学想要超越北大、清华，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普遍关切的到底有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上，陈吉宁校长的回答颇为含蓄。但四十年代“一流大学”论战的焦点，陈校长却以清华大学十五年的实践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笔者把陈校长的观点概括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世界一流大学”是体系性产物，不可能独立存在；“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体系性产物，需要紧密协作。由重点建设转向整体提升，这反映了中国一流大学校长教育观念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珍视的理念啊。在笔者看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体系性产物，须臾不可离开公正的竞争，或者说，公正的竞争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比如说，陈校长真诚呼吁摒弃“门户之见”，但“门户之见”的真正破除更有效的利器则在于公正竞争机制的确立。舍弃非竞争性的资源，打破上游资源的垄断，给其他学校学科学者同等的竞争机会。只有其他学校学科学者强大了，国内竞争者强有力的挑战出现了，“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就会瓦解。此时，不管是内向型的自主发展，还是外向型的合作协同，才能构成真实切近的压力和动力。否则，要想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恐怕也像很多达官贵人教育孩子一样，心有余而事不成。
作者：张会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