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未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一天，在纽约一个金融危机研讨会上，纽约银行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卡尔先生，总结了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的潜台词很明确，如果银行业约束了冲动，投资者考虑了风险，监管方加强了控制，这次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当问及当时有人已经清楚风险正在累积，危机就在眼前，为何没有任何一方采取对策时，卡尔先生非常坦诚地回答，贪婪让人丧失了理性。既然直指到了人性，似乎问题也就问到头了。
然而，这种贪婪又是谁的贪婪？仅仅是银行家、投资者，还是包括政府机构，还是所有的人？虽说人性中的确有贪婪的因子，但并不是所有人的贪婪，都可以转化成社会行为，导致出某种社会性的、集合起来的结果。究竟是什么人的贪婪，什么样的贪婪，可以造成现实巨大的社会冲动或疯狂，“成就”一个惊天动地的全球危机？
近期我读了美国社区经济学家托马斯·格列柯写的《货币的终结》（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一书。首先令我费解的是，中文译本的书名只译出了英文原版书名的一半，本书的全名应当为《货币的终结和文明的未来》，恰恰此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文明的未来”。至少，也是“文明的未来”与“货币的终结”同等重要。是中文翻译者和出版者出于文字简洁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文明的未来”这一用语“冲击力”的担心而简约？
我不敢断定。但我敢说的是，读完此书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作者从货币史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能够引致整个社会巨大危机的特殊群体，即所谓的政治和银行精英们。是他们垄断了货币的制造史，导演出了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由此而及，人类“文明的未来”，必然又必须是如此“精英货币”或是“精英货币史”的终结。这等言语，对于当下货币仍然掌控于精英们之手的现实世界而言，无疑是当量巨大的轰击。
货币的历史和人类交易的历史几乎一样漫长。大体而言，货币史从物物交换结束开始，经历了商品货币（如石头、贝壳、烟草、牛羊等）、金属货币（自然形态的金银铜等）、金属铸币（经过人为加工成型的金币、银元等）、纸币和现代银行货币（银行券、支票、存款货币等）等历史过程。当货币不再是从大自然直接取得（如实物商品和金银商品），而是由人的社会“制造”出来（包括金属铸币、印钞厂印制的纸币或是银行账户上存款记录）时，这样的货币，其本身的经济价值便可忽略不计了，我们称它们为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问题是，本身没有经济价值的信用货币，为什么人们会接受？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信用货币的“制造者”，具有足够大的信用力量，保证接受者可以按其标明的价值，随时得到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信用货币而言，重要的不是形式，即不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存款，或是电子数字货币，都不重要，支撑它们的“信用”才是决定性的。如果说，信用货币的持有者不能够随时用其得到商品和服务，那么，“信用”就没有了，人们就会放弃这样的货币。由此说来，信用货币的制造，是有某种天然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是货币制造者信用能力的大小。
从货币史来看，早期的信用货币，大多以金银等实物货币作为制造的依据。信用货币即使换不来商品和服务，也可以从货币制造者那里换回“真金白银”来。那时的“信用”，实际是由黄金白银的“硬度”来保证的。按照托马斯的说法，这样的货币也可以说是“黄金的取货单”。在这样的格局下，信用货币的制造者是谁，是私人、银行还是政府机构，完全不重要。事实上，在人类社会里，没有比“真金白银”支撑更高信用的了。历史也证实了如此的判断，私人、银行和政府机构都依托“真金白银”制造过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信用货币。
历史常常会给出一些绝妙的安排。“真金白银”支撑的信用货币赢得了接受者后，货币制造者发现，人们只要用信用货币能够顺利完成商品流通或支付，绝大部分的信用货币，并不会回归制造者来要求兑换黄金白银。这一发现，导致了所谓“部分准备金”的货币发行制度出现，即只用一份真金白银的库存作为“准备金”，发行相当于多份真金白银的信用货币（如依托一盎司的黄金库存，发行相当于五盎司的美元纸币）。这样，信用货币第一次获得了超过真金白银数量限制的扩张，特立独行的信用货币历史轨迹开始了。
应当说，“部分准备金”制度是货币史上的又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颠覆性，甚至远远大于信用货币的初始出现。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看，鉴于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总是需要有部分信用货币一直在其中运转，恒久地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职能，它们也就会沉淀在市场交易中，永远也不必回归到货币的制造者那里去要求真金白银，“部分准备金”的信用货币制造制度，也就确有其存在和运转的内在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这一制度的边界被突破，“部分准备金”改变为“极少准备金”甚至于“完全没有准备金”，由此来制造信用货币，那便是“空手套白狼”的信用滥用了。
有谁又能够突破如此“部分准备金”的信用边界呢？私人、银行还是政府机构？
常识告诉我们，当信用货币没有“信用”支撑时，它们只是印制精美的印刷品或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既不能够带来商品和服务（或是不能够带来足值的商品和服务），又兑换不到实实在在的黄金白银，那么，谁又还会接受它们呢？除非存在某种强制力，即使某种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被掏空或“信用”被滥用，人们也不得不接受。然而，这种强制力又从何而来呢？
货币史上的再次巨变形成，这就是时下仍然主导信用货币制造的中央银行体制。历史地看，中央银行体制实现了信用货币制造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是法律指定唯一从事货币发行的机构。这一机构，或者是银行精英们的集合体，或者是一国政府控制下的专门机关。由此，信用货币的制造，不是政府特许给予银行的权力，就是政府自身直接掌控的权力。当信用货币被赋予了现代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法定货币”的名称便被加冕到了信用货币的头上，信用货币的强制接受力就有了。
毫无疑问，信用货币制造的唯一性和法律要求接受的强制性，导致了信用货币制造逻辑的人为扭曲：反正足值不足值的信用货币社会都必须接受，货币制造者便可以不再在乎，或至少不严格在乎“信用”的大小和有无，突破真金白银限制，突破“部分准备金”限制，甚至于在极端的情况下，完全不在乎信用基础而滥造货币便有了切实的可能。可以说，信用货币制造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创造了信用滥用的基础。
在托马斯的著作里，有许多关于信用被滥用而生成通货膨胀和危机的案例。其中最经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魏玛政府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九一三年德国的货币总值仅为六十亿马克。十年后，在柏林，一块面包就值四千二百八十亿马克，一公斤黄油值六万亿马克。从“一战”末到一九二四年，德国物价几乎上涨了一万亿倍。其原因，在于德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而只能通过国家银行“高速度地”印刷钞票并强制要求接受来解决。在货币制造权力高度垄断的格局下，信用滥用到了几乎完全没有“经济价值”支撑的地步。接下来，货币毁灭、经济毁灭和社会剧烈动荡自然就无法避免了。
历史和逻辑是有其自身内在力量的。当信用货币的制造高度垄断并附加法律强制接受之后，信用滥用带来的信用货币贬值或价值丧失，必然以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灾难性结果展现出来。灾难的根源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人们不需要任何鼓动，便会将怨恨的矛头直接指向信用货币的制造者和管理者。一个货币方面的问题，一下子就转化成了社会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政治和银行精英们，当然会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通常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和危机发展的深度，努力回归信用货币制造要求的天然“信用”基础，试图通过信用的逐渐回归，带来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安全。
不过，通货膨胀也好，货币危机也罢，这些人造的灾难竟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里，会周而复始地出现。为什么精英们就不好生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理性的、有度的信用货币制造来避免这些灾难呢？托马斯的回答是如此的尖锐，振聋发聩。他认为，是政治精英和银行精英们的特殊权力需要、特殊利益诉求和特殊贪婪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冲击信用货币的天然基础，而货币制造权力的高度垄断和法律要求的强制接受，则提供了信用滥用的巨大可能空间。贪婪冲动和唯一特许的结合，必然地导致没完没了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换言之，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不过是政治和金融“合谋”的必然产物，它们又如何能够从根子上消除得了呢？当且仅当危机的灾难已经出现，威胁到了这种“合谋”的继续存在时，精英们才会进行止痛式的治理。
提出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么，现实世界又当如何面对如此格局来进行“根治性”的变革，以消除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基础，让这些人造的灾难远离人类社会？
托马斯从政治民主的视角入题，从货币的逻辑入手，紧密地结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试图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可能途径。令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种“解”——用政治民主取代独权垄断，推动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即信用货币仅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转化为人人（包括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发行；同时，遵循信用货币的逻辑，建设人人都依托自我信用来发行货币的体系，逐步形成相互直接清算信用的市场网络，最终消除现在流行的现金货币或是国家性的信用货币。
这是一幅美妙的未来货币的图画。由于不再有唯一垄断的信用货币制造权，人们不再“不得不”接受信用不足或没有信用的货币，而是只接受信用足量的货币，这就如同你上街买菜，可以在一大堆西红柿里挑选最好的一样。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就将由社会所有成员的真实信用所支持。你有多大的信用力量，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你可以依托这种能力，建立起你的信用；凭借这种信用，你也可以获取别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量。基于实实在在有商品和服务支持的信用，扩展开来，整个社会便不会有信用滥用的基础。一个完美的最后结局应当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使用这样的信用，并在交易中相互抵偿或清算各自的信用，那种垄断性的信用货币就不必要了，信用滥用的基础也不存在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灾难便将成为历史的过去。这就是托马斯描绘的“货币的终结和文明的未来”。
托马斯用四家关联企业相互清偿债务的例子，说明了用现在货币清算和未来不用这种货币清算的本质差别，用以证明“文明未来”的可期。四家企业之间相互循环欠债一百美元，即A欠B，B欠C，C欠D，D欠A，是经典的“三角债”链条。在现在格局下，A从银行借来一百美元进行支付，最终完成了链条上的债务清偿。但是，由于借了银行的钱，A要支付给银行利息，不论这些利息是由A承担，还是分摊到关联企业，整个债务链条是增加负担了。更重要的在于，利息支付还造成债务链条上的支付金额不足，还要增加信贷，导致企业对于银行和货币支付被迫的更大依赖。
如果不要银行和货币介入，A开出一张欠条（相当于依托自己的信用发行货币）给B，B支付给C，C再付给D，D则回付给A，整个债务清偿完成。这里没有现在的货币，不需要银行，更没有利息支付，有的只是一种对A欠条的信用基础认可，相信A有最终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清偿实现了。在这种关系里，重要的只是信用基础，至于清偿使用的工具，可以是一纸欠条，还可以是某种记账方式，甚至于是电脑里的数字。在没有对于银行和现在货币依赖的格局下，企业获得的不仅是经济负担的减少，更是经济和社会，甚至于政治上相对完整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社会结果，就是货币和银行消失，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被连根拔起。
如此的例子当然是简单又理想化的。那么，现实生活呢？大量鲜活的直接信用清算事例，给予了托马斯关于货币未来的美好前景以足够大的信心和支持。一九三四年成立的瑞士WIR自助组织，以会员加入的方式，在没有官方货币介入的情况下，会员之间也能够进行买卖，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信用清算系统。按照托马斯所言，这个机构“事实上造就了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与国家货币和银行体系平行运作”，它以会员们的信用为基础，通过直接的信用清算，实现了相互之间的买卖交易。虽然在几十年后，这个机构被改变成了一家常规的银行，但会员之间直接清算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它们显然是上面四家企业直接清偿债务例子的一个现实版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阿根廷出现巨大的债务危机，国内贫困和失业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和贸易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在官方无力面对复杂的经济和债务困境时，民间采取了自助和互助的方式来自我解救。九十年代中期的阿根廷“社会货币运动”，就是从易货贸易的俱乐部开始，发展到各种俱乐部自行发行“信用券”来进行直接清算的社会性自发运动。在这个运动的高峰时期，不同俱乐部发行的信用券得到接受，形成了巨大的贸易和支付清算网络，替代了官方货币而成为阿根廷经济和贸易的重要信用工具。虽然说，由于管理失误、诈骗和误信等原因，进入新世纪之初，“社会货币运动”几近崩溃，但其表现出来的对于官方货币替代的积极方面，仍然值得称道。况且，这一运动一直在恢复和完善之中，表明其内在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能量。
两个直接信用清算事例，均发生在社会经济危机之时。瑞士WIR自助组织的面世，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阿根廷的“社会货币运动”则是南美债务危机引致的。当社会经济转向常态时，此类组织和货币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现象引起了托马斯的高度关注。按照他的理解，如此现实，一方面，表明政治和银行精英们只要社会经济平稳下来，他们就将回归本态，再次强化信用货币制造的集中和垄断，压迫民间信用工具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类灾难，仍然将“周期性”地出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因为产生灾难的根源不但没有消退，而是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在这里，托马斯再次坚定地举起了他那把“消除货币制造垄断”的手术刀。
实际上，就在一个社会经济常态的格局下，也存在着大量不需要某种货币的直接信用清算。在许多大企业集团内部，各关联公司或是部门之间，就存在着内部的“交易”关系，它们凭借各公司和部门之间的各自“信用”，通过记录一些交易数据，就完成了大量的买和卖。此外，在当今电子网络交易中，存在一种“积分”式的交易，这种积分就是一种信用的积累，达到一定量，便可以用来交易而不需要任何货币的介入。社会的信用和信用的直接使用，是一个天然的存在，并不关乎经济是常态还是异态。
很显然，从政治上看，托马斯是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他关心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货币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关心货币问题上的民主、公平和正义。他认定，信用货币制造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就是信用被滥用的政治和社会根源，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灾难，根本不可能在如此政治和社会基础上消除。未来政治的清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大业，必须以去除信用货币制造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为前提。从逻辑上讲，托马斯又是推理严密的。信用货币的灾难，一定产生于信用的滥用；信用的滥用则一定产生于信用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消除信用货币带来的灾难，必须消除其产生的源头，这便是消除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在此，托马斯的政治理想和信用货币的内在逻辑统一了起来。
从另一个视角看，托马斯是批判的，又是建设的，还是当下的。他并没有在批判信用货币制造集中和垄断的同时，提出摧毁市场经济制度和与此关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去描绘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而是从现实可能出发，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这就是社会直接信用体系的建设——信用货币的发行由单一垄断在某个机构，逐步地发展到发行主体的多元化，塑造出政治民主、信用有度的社会全新信用体系。在此体系下，垄断就将不再，政府角色也将受到约束，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灾难就将渐渐地远离我们。这样的“文明未来”是如此地触手可及，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货币的终结》，[美]托马斯·H.格列柯著，周琴、刘坤译，金城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
作者：陈彩虹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