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朝鲜战争的几个问题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及国际关系史专栏（H-Diplo）组织了对拙著Mao，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Trilateral Communist Relations in the 1950s（根据二零零七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翻译和编辑后的英文本）的评论，非常感谢马特雷（James Matray）、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的评论和指正，以及芮效俭（Stapleton Roy）大使的介绍。本文中，我对几位专家的评论做一点综合性回应，并进一步讨论有关朝鲜战争的几个热点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中文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最早是一九九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二零零三年在大陆通过审查出版时，因为时间紧迫，只是作为余论增加了几篇论文；二零零七年修订再版，对正文做了少量修改，又增加了几篇新论文。尽管我的基本看法在书中都已有反映，但以这种形式叙事，难免有些叙述不畅和内容重复。因此，我与苏礼文先生商量，希望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按照我的思路对内容直接用英文进行重新编辑。与此同时，我本人也对书中讨论的问题做了重新梳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篇章。新的中文书（珍藏版或第三版）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出版，只是为了避免再次送审的麻烦，不得不使用了原来的书名。
我在书中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同意金日成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毛泽东为什么不顾一切困难，坚持要出兵朝鲜参与这场战争，实际上都是对决策动机的推断。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决策动机的研究不同，关于共产党国家的决策动机，由于其决策程序的隐秘性和独断性，加上档案解密制度的不完善，研究者往往看不到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记录那样的文件，所以只能依据已知的间接史料进行推断。因此，在我看来，这里关于决策动机的看法（即推断）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合理与否的问题。只要这个推断合乎逻辑，且与人们已经掌握的史实没有抵触，就是可能的、合理的，尽管它未必是真实的。
关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
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叙事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两个前提：第一，斯大林根本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就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第二，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有苏联自己的需要。于是，问题就变成：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究竟失去了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必须要通过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补偿？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月二十六日，中方提出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要求在两年内收回中国在东北的全部主权；一月二十八日，苏联退回经修改的中方文本，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要求；一月三十日，斯大林给金日成发电报，表示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并愿意提供帮助。由此可以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无疑是一种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重建或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的支撑点。朝鲜半岛作为出海口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沙皇的外交大臣和苏联外交部都曾经提到，顾维钧也曾提出希望苏联放弃旅顺港而在朝鲜半岛寻求出海口和不冻港（穆拉维约夫致尼古拉二世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俄历），抄录自大连开埠建市档案展览展件，二零一一年九月；茹科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1993，№8，pp.9-11；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eahy，April11，1945，box77，No.5，V.K.Wellington Koo Papers，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所以，斯大林很容易想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中方提交的协定中有一条规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敌作战”。苏联在接受这个文本的同时，提出在议定书中再加一条：“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7-22，29-34.）这样一来，无论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结果如何，苏联都可以继续掌控辽东半岛，以保证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制约斯大林决策的条件就是战争爆发后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一九四九年莫斯科拒绝朝鲜和批评苏联驻朝使馆的主要出发点，就是担心金日成的军事行动会招来美国的干涉。斯大林当然不会简单地被金日成的豪言壮语所忽悠，实际上，同意金日成来莫斯科进行商谈就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判断。杜鲁门一月五日的声明和艾奇逊一月十二日的演说使斯大林感觉到美国对朝鲜问题可能会采取回避态度，但斯大林不会轻易相信美国人的公开声明，他需要更可靠的证据，而苏联人确实掌握了这样的证据。一九五六年九月米高扬告诉毛泽东：“朝鲜战争开始前，我们情报机关破译的敌人的电报说，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报告，他主张朝鲜南北双边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不要进行干涉。”（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私人收藏）这样，发动战争所带来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尽管如此，斯大林在与金日成会谈时还是要求他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让中国出面援助朝鲜。
关于毛泽东的决策动机
从一九五零年八、九月主动提出出兵，到十月接受斯大林的要求出兵，由于战场局势的变化，中国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有所不同。根据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言行，中国的决策动机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由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八——九月决策）。
第二，根据苏共与中共的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并以此取得对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从中也可以看出陈兼所说的存在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中央王朝”的理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和话语中，东方情报局（参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二零一一年第六期，27—37页）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和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八——九月决策）。
第三，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当战场形势已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想要在军事上取得全胜的考虑大概应该淡薄了。相反，这时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边境安全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按照黑海会议的安排，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万一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实际上，斯大林十月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已经表达出这种意向。这种结果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十月十三日决策）。
第四，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当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协同志愿军作战的意见后，在军事上与美军抗衡的保障条件已经消失，出国作战的前景自然十分暗淡。相反，如果初战不利，被美军打回，还可能引火烧身，造成更不利于边境安全的局面。这时毛泽东的说法是：“即使打不过美国也要打。”（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私人收藏）显然，向南推移“国境线”在这里已经不是主要考虑了。这就是说，在保障边境安全和中国主权之外，毛泽东应该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经过多年战乱洗劫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国内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社会动荡，国外是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再加上蒋介石虎视眈眈，伺机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出兵作战不利，无疑会给新政权的生存带来威胁。新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借助中苏同盟的政治威慑，来保证中国的安全和新生政权的巩固。然而，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已使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荡然无存，中国只能以出兵朝鲜的方式表明自己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十月十八日决策）。
中文第三版新增加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林彪称病，不愿挂帅出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读者中或许并没有引起关注，但在中国却是社会上一直津津乐道的传闻。通过对中国史料的详细考证，我想说明的是，由于林彪重病在身，毛泽东并未考虑请他挂帅；毛泽东最初考虑的志愿军领导人是粟裕，而粟裕因感到不便指挥林彪的部队而称病不出；林彪虽不主张出战，但仍积极参与了出兵朝鲜的谋划，并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
二、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三年战争中，中国与朝鲜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分歧，这表现在军队指挥权、占领汉城是否继续南下、朝鲜铁路管理权、是否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中朝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后都是站在了中国的立场上。这一方面反映出，在中国派兵入朝后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中苏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所谓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神话。
三、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的重大决策失误。一九五一年一月联合国提出在各方面都对中国十分有利的停火议案，美国政府左右为难，只得表示同意，而把赌注押在中国不会接受这个议案之上。中国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估计形势，且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轻易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这一决策的后果是，中国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从此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针对中国社会上对毛泽东出兵决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的看法，本书认为：实际上，由于战争延长两年而使中国付出的重大代价，并不是一九五零年十月出兵决策造成的，而是一九五一年一月的收兵决策造成的。
作者：沈志华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