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中的发展
二零零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向以言辞犀利、针砭时弊而著称，凭借一九七九年建立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而声名鹊起，其思想和观点比其他经济学家在普通人中更有影响。在二十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这本书中，没有采用复杂的数学推导和令人费解的图表公式，也没有经济学晦涩的专业术语，深入浅出地将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状况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或通过统计数字。”克鲁格曼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有效结合对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剖析，提出“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萧条，可能也不会在短期内进入萧条。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三十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从网络泡沫破灭到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都昭示着克鲁格曼所提出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凯恩斯学派的重新崛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自由主义占据着主流地位，但是经济大萧条挑战了这一学派理念，因此凯恩斯主义诞生，并提出萧条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危机问题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这被称为“萧条经济学”。克鲁格曼提出了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时更是提出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与自由主义学派背道而行。
经济的发展变化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会经历“高峰—衰退—低谷—复苏—扩张—高峰”的循环，经济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伴随了人类历史差不多一百六十年，萧条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到上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的崩溃、金融的崩盘和失业率的攀升使得人们对经济衰退记忆犹新。
对于处于危机的国家，克鲁格曼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对于富裕的发达国家，首要工具是利率杠杆，通过调整利率的上升和下降，引导货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流向，使得经济逐渐步入增长。对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汇率政策和银行监管才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因为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在危机时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所以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本国银行的监控非常严格且限制其发展，所以要改善银行监管，尤其是在危机出现时要实施紧急措施以缓解经济下滑速度，这也是凯恩斯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时的重点所在，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这个提法让人不寒而栗。“经济萧条”是人们在潜意识里回避的字眼和现实，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当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趋于高涨的时期，人们常常沉浸于增长的喜悦，萧条和低迷就被遗忘在角落。对萧条的认知不是意味着其必然会产生，而是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未来保持高度的重视和预警。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萧条的辨识和预防能够有助于保持经济状况稳定地发展下去。
在对危机根源的认知方面，克鲁格曼与凯恩斯如出一辙，认为既不是货币政策的失调也不是财政政策的失效，而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这也是凯恩斯学派的核心理念，指出“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所以，经济萧条不是某一政策措施造成的后果或者不平衡经济结构导致的结果，只有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崛起。萧条经济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需求管理不善，即有效需求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通向繁荣的障碍。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突出强调了消费的战略性地位和重要性，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近数十年，主流经济学偏重于技术进步等长期发展，而忽略了需求要素分析。影响经济的所有因素都是重要的，但是“短期中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需求不足”，所以“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内部需求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动力，美国人的消费能力非常高，小到面包饮料大到汽车，美国人通过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出贡献了美国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反观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相当缓慢，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不高，落后于投资的贡献率，即使在实行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措施之后，消费增长依然乏力，利息的数次下调没有产生应有的消费效应。
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不是具体的真理，而是追求真理的发动机。”萧条经济学回归意味着需求方面出现了问题，居民消费已经不能耗尽现有可用的生产能力。克鲁格曼认为：“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和提高了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还避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等数次世界经济的强烈冲击，中国的表现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奇迹和谜团，这种表征对克鲁格曼的预测和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颠覆了人们的预期。但是每个国家在前行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风险，对萧条经济学的深入认识为我们规划经济结构和调节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未来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冲击保持警醒，才能避免陷入经济泥沼。虽然萧条经济与知识经济、新兴经济等相比更为悲观，但是对于现实中国状况更为适用和贴切。克鲁格曼曾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寻找一个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才是面对潜在危机的理智态度。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美〕保罗·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作者：张艾莲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