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第三世界的民族电影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历经民主风云的韩国电影迅速发展，从《生死谍变》开始，“韩国大片”崭露锋芒，《共同警备区JSA》、《实尾岛》、《太极旗飘扬》直追好莱坞商业巨制，同时，《杀人回忆》、《丑闻——朝鲜男女相悦之事》、《老男孩》、《王的男人》、《欢迎来到东莫谷》等中小成本影片也尽显优质品格。柏林、威尼斯、戛纳等世界性电影节上不断传出韩国影人的佳讯，釜山电影节则成功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使韩国成为亚洲的电影重镇之一。“韩流”涌动，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一个民族电影卓然而立。
总体上看，电影的流行程度与国家实力的强弱大致相当。美国电影独享世界性霸权，欧洲、日本、俄罗斯电影紧随其后，分享第二把交椅，而其他的亚非拉电影基本上算是影像的第三世界。从经济角度上说，很难把韩国列入第三世界的范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美国驻军的存在，南北朝鲜的分裂，使这个国家仍未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自立，也仍未摆脱殖民地的阴影。就电影本身而言，长期以来，韩国电影局于一隅，位于世界电影版图的边缘，因此颇具有第三世界电影的特质。
由美、韩电影学者闵应畯、朱真淑、郭汉周联合撰写的《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正是从第三世界电影的立场出发，考察了韩国电影的历史变迁及其独特的民族性，为讲述第三世界的民族电影史提供了一个样本。
承袭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思路，《韩国电影》的作者摒弃纯粹的美学或商业视角，而是把韩国电影与韩国历史记忆、民族身份确立、国家民主化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察，突显了韩国电影在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与贡献。以民族电影为界，作者大致把韩国电影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从一九一零年至七十年代，其中韩国电影经历了日本殖民、朝鲜战争以及七十年代的军人政府管制，在此期间历经起伏兴衰，但总体上限于在本土发展；另一个时期自八十年代至今。八十年代是韩国电影开始转型的重要十年，审查制度的松绑、《电影法》的数次修订，从制度上给电影发展提供了空间，为韩国电影的腾飞做好了铺垫。“民族电影”概念在此时极受关注，成为韩国电影的一面旗帜。对此，作者们花费不少笔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正如作者所说：“韩国民族电影的概念是对国内市场居于主导地位的商业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回应，是对政府严格审查制度压迫的反抗。其主要任务就是表现受压迫民众的生活经历，向人们揭示韩国社会的深层矛盾……这些努力旨在获得更喜爱精致的外国影片的观众的支持，在国内市场摆脱依赖国外的过程中保护民族身份，从而建立起独特的民族电影。”（18页）由此可见，韩国的民族电影既倡导颉颃外片，又主张创作自由与民众诉求的表达，融合了民族主义与民主、大众的思想立场，更重要的是，“民族电影运动成为韩国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力量”，体现了第三世界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
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一直伴以激烈的社会运动，而这些经历也正是韩国二十世纪集体经验的核心内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反思、回顾这些经验的电影成为韩国电影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正如任何后进的现代国家一样，现代化/传统、西化/本土、资本家/劳工阶级，这些矛盾与对峙都是韩国电影现代性话语的重要层面。作者站在这样的理论角度解读韩国电影，深刻解读了韩国电影呈现的复杂的现代性。九十年代后半期，《猪堕井的那天》等影片开启了韩国电影“全新的方向”，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后现代观念也由作者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开掘。
像其他民族电影一样，韩国电影也难脱与好莱坞的紧张关系，展现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也是本书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作者所述，韩国八九十年代的民族电影运动包含着强烈的抵抗信息，这种抵抗既反映在韩国强调传统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之中，如《西便制》，同时也体现在韩国电影人为保护本国电影发展而发出的呐喊之声。韩国电影对好莱坞电影的吸收与转化则显示出这一紧张关系的另一面，韩国电影无论新旧，都显现出好莱坞叙事成规的影子，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电影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与表现形式的借用经常交织在一起，正像作者在评论林权泽的《西便制》时所说：“导演描写了潘索里艺人裕丰一家的故事，寻找探讨韩国的身份，实际上也是对韩国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奋力保持民族身份的隐喻，一种痛苦的悲剧性隐喻。”（253页）
从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韩国电影进入繁荣时期，韩式大片展露民族电影的崛起之势，同时在精神层面也发生变化，“民族电影运动的导演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做法尽管余威未散，但不少电影在表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同时，逐渐转向了描写人们的生活”（269页）。在价值观上，韩国电影越来越靠近普世观念的传达，同时商业气息浓重的类型片成为热潮，韩式的黑帮片、恐怖片盛行。因此，很难说，后民族电影时期的韩国电影是离好莱坞更远还是更近，也许正是在民族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抵抗、融合、妥协中，韩国电影找到了自己的爆发点。
从安德森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到加布里尔等人的“第三电影”，还有弗兰克的“依附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文化生产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等等，理论的“众声喧哗”给读解韩国电影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同时也难免使整部书的理论框架有芜杂之弊。不过，它对韩国电影历史及兴起的整体叙述，对有着类似处境的中国电影来说有着太多的启示。
（《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闵应畯、朱真淑、郭汉周著，金虎译，中国电影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作者：秦喜清
来源：《读书》2014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