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已逾百年。但人们多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知识，而忽略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如何输入、传播、植根，并最终内化于国人的知识结构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望“帝国主义”的概念史，即是反思近代中国的对外观念史。
二十世纪前十年，“帝国主义”自东西洋泛海而来，初来乍到，众说纷纭，“人异说，家殊论”，但大致不超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张和侵略的范围。一九零一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转载了《横滨开智录》名曰《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文中定义帝国主义为 “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浙江潮》在《新名词释义》中将其解释为并吞主义，国家主义，侵略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内承社会进化、物竞天择之精神，被视作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必要延展。《浙江潮》文曰，“进化论者，实民族主义之原泉（原文如此——笔者注）也”，“‘世界为文明人所独有’，实进化论之后文，而新帝国主义之精神也”。“虽当时为一种学说，而不知理想既理解于人脑，则事实即随之而起”，因此“不可不实力研究之”。帝国主义互相竞争之真意，在于“欲达社会进化之理想”，自民族主义而入帝国主义，转弱为强的必由之路。
以《清议报》转译日文《帝国主义论》为例，文章历览俄、德、英、美等大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肯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实促廿世纪之先进国而使入时势之大势者也。”作者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政策导致弱小民族陷入悲惨境地的“非道德”，但另一方面强调“以文明之手，广人类活动之场”，“大兴蛮民以利益”，给“蛮民以训练”乃更大的道德。最后以“宇宙之大法”，“非分裂而在结合”，“非割据而在统一”，顺此大法乃日本民族的“天职”，逆此大法“必至遭天然压迫鞭挞之不幸”作结。梁启超总结日本流行的“帝国主义”观念，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
晚清中国之士人多以帝国主义为大势所趋。湖南巡抚赵尔巽在劝诫高等学堂肄业生文中指出：“近数十年来，大政治家咸谓保一人之自由，不如保一国之自由。授劣等民族以权力，不如授优等民族以权力，故平权之旨，转瞬而易为强权帝国主义，遂高出民族主义一等矣。”承认“强权之说兴”，乃是“天演之公理”。梁启超亦谓：“今世之识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当此帝国主义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于中央，则国家终不可得安固。”
“帝国主义”挟西方最新学说之威，一时风头无两。清末报纸杂志中登载的文章，述及帝国主义时，或为译著，或援引欧美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理论。号称“国中主张帝国主义者之一人”的梁启超，也承认其诸多论述帝国主义的观点，多导源于日本和美国，如“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
《帝国主义论》中述及日本的“帝国主义”热潮，“近顷政治家实业家爱国者凡士庶说不离口之名词也”。梁启超也有着类似的观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甲午以来，国势日蹇，趋新求变之声鼓噪海内，已呈蔓延。既以骛新为志，则新中之新，必为优中之优。中国步日本之后尘，渐浸漫于讨论“帝国主义”的热潮之中。当时人感叹“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之时代”，“生于二十世纪而不知帝国主义者，虽其人存，即谓其死可也”。
与中国同为帝制的德、日，俨然成为时人心目中学习“帝国主义”的榜样。一篇提倡中国宜采用德国联邦制度的文章，讲道：“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演为帝国主义，而强者几以弱肉强食为天赋之权利”，“非能攻取人地者，即不能拒人之吾取。非有保护人国之野心者，即不免被人所保护”。同样采用帝制的德国，内立联邦之制，故能外行帝国之策。德、日均为后进，因帝国主义而“得与列强并驾齐驱”，对中国而言更富参考价值。
“帝国主义”促进国家团结的向度，也颇引得国人倾心。叶恩在 《上振贝子书》中谈到：“夫今日列强并立，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其国民团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万国争强。”民权与国权相互支撑，不可偏废。欧西诸国“下至佣夫走卒妇女幼童，莫不知国权人权有身家性命之关系，其由民族主义，足以跃而为民族帝国主义者，非偶然也”。女权兴则国权兴，《申报》一篇名曰《论女学宜注重德育》的文章从女性教育的角度，引日本例以证“帝国主义”有助于强国：“东瀛自欧化主义，一变而为日本帝国主义，虽弱质裙钗，悉有爱国忠君之念，故国势之强一日千里。”
在时人眼中，“帝国主义”之甚嚣尘上，既是强敌环伺的挑战，更是内政修明的契机。以国会请愿为例，多省绅民以“帝国主义”为鹄的。一方面，“帝国主义”要求国民的参与。《代拟浙江士民请开国会公呈》云：“十九世纪列国以武力为激烈竞争，谓之帝国主义。至二十世纪，列国一变以财力为平和之竞争，谓之国民之帝国主义。”《山西国会请愿书》云：“泰西诸国人民均参与政事，故上下一心，能挟持所谓帝国主义以披靡于世界。”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要求国内政治的高度发展。宪政公会在欢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的演说中谈到：“今世界各国之能以帝国主义协以谋我，亦由其国民政治思想发达之故。”“帝国主义”更是救亡图存之大势所趋。《八旗国会请愿书》云：“自日俄之战局告终，而世界大势之趋向亦为之一变，帝国主义洋溢五洲，顺之者兴逆之者灭，未有不以帝国主义而图外交优胜之谋可以远存于今日者也。”
不但在野者热捧“帝国主义”，受命考察日本宪政的达寿，在其奏折中也提到：“欲行帝国主义者，咸以财富文化为先锋，而以战斗为后盾，此为今日世界列国之公例。循是者兴，反是者亡，无可逃矣。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达寿视宪政为因，而帝国主义为果，两者得比肩而视，后者似更重于前者。
清末立宪救国的想象进程中，“帝国主义”稳占一席之地。农工商部之议员在呈资政部之说帖中，弹劾邮传部于浙路路权事，竟不顾“今将立宪而行帝国主义”之大势而倒行逆施。曾于民初任教育次长的景耀月，既是“倡言革命”的反清中坚，也是帝国研究会的组织者。该会以“发展帝国主义的国力及时代的国家进步为会纲”，推动“世界进步的立宪政治以助长宪政之发达”，反大清帝国而不反“帝国主义”，“立宪而行帝国主义”似乎已成为时人眼中之常识，为清廷朝野上下，革命阵营内外所共享，此点由今观之，恐怕难以想见。
“帝国主义”理论为一时之翘楚，成为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相互争夺，却又共同尊奉的思想资源。立宪派援英、日、俄、德之成功以自立，构立宪自强以行帝国主义之蓝图，斥革命为乱源，不但扰乱国内安宁，且实现帝国主义为无望。而革命派则从帝国主义理论中，品味出排满独立的时代合理性，“满洲当未入中国以先，既为独立之国，则征服中国即为实行帝国主义”。而今日之排满，“民族主义即与抗抵强权主义互相表里，固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辨不同也”。
汪精卫在《民报》抨击立宪派之文中首先承认：“我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革命派与立宪派对于立宪以至帝国主义，意见相近，不过“彼以立宪之事业，望之满洲；我以立宪之事业，望之国民耳”。他还指出中外不可并提，因为“民族帝国主义，则由本族既固，乃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本族强固是前提条件，“吸收异族乃兼容并包，而非轧轹角胜负。非一国之中异族糅居不相合同者，可同日而语也”。革命与立宪，实乃同归而殊途。
但在汲汲于帝国主义的声浪中，亦不乏质疑之声。较早介绍“帝国主义”的梁启超，也是较早反对中国遽行帝国主义的人之一。梁本人非认“帝国主义”为虚妄，相反，他也认为帝国主义是概莫能外，势所必然之公理。“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而且他也认为中国终将行 “帝国主义”，并向往“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称“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之大计。舍帝国主义其末由也”。
既然如此，梁启超何来反对呢？这要先从他的“帝国主义”概念说起。他所认知的“帝国主义”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而帝国主义并非一蹴而就，梁启超以人之成长为喻：“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进化条件未备，故不能遽行，这与革命派观点，其实有几分相近。
梁启超提醒国人勿急躁冒进，囫囵吞枣：“顽锢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必集多数有权之人，然后国权乃始强。若一国人民皆无权，则虽集之，庸有力乎”，故而应“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
梁启超对 “帝国主义”既敬又畏，既爱且恨，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首，道出国人心声：“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惟余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肃肃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他观察到帝国主义的两面性，谓：“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后一种情绪在民国建立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欧战时期，西方政界学界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再度升温，而帝国主义的舆论风向也为之一变。
厌弃 “帝国主义”的言论频繁见诸报端，“反帝”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华尔脱斯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三大理想占据着人们的心头。第一是通过民主制度的成长，而以个人自由代替沙皇或德皇的个人统治。第二是通过民族自决权，而以民族自由代替外国统治，像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加于别国的。第三是通过彻底改变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以维持和平”。
与此同时，“反帝”成为协约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依据。“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构建成世界之公敌，“反帝”则成为世界之公理。一位美国博士在中国演讲中讲道，“吾人逆料此次欧战终了，世界必发生一新气象，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暨一切武装强暴侵略之政策，或将退处于无权而民志民欲可得伸矣”，“中国苟恪循轨道，则收回数十年来所失之权利，为时或不在远也”。
“反帝”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颇具崇隆之地位。国民党曾就欧战问题与段祺瑞内阁针锋相对，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也曾撰文奉劝国民党同仁，不能因为倒阁而阻碍中国参加欧战，“欧战为世界民国反对德意志帝国主义之大战”，“诸君既为真诚之民党，万不可于无意之中拥护世界公敌之帝国主义”。此间历史之实际运作尚且不论，李石曾将欧战如此定义，显系有一定的社会认知基础。《申报》社论也可印证此点：“吾人既公认此次世界战争为帝国主义平民主义之争，德胜则帝国主义必横行于世界，德败则帝国主义之大势已去。”德国在欧战中的胜败与帝国主义之盛衰，已呈捆绑之势，即便在水火不容的朝野双方，也能为抵制帝国主义而同仇敌忾，“反帝”成为双方都能认同的思想资源。
然而，不应简单将“帝国主义”和“反帝”之再诠释，视为西方舆论在民初中国的简单复制，而应细致挖掘出背后的利益求索与情感需要。西方列强舆论对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建构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中国有意援引，为收回利权而做出的努力，也值得关注。巴黎和会时期，中国这一倾向已十分明显：“中国代表提出要求和会保证中国以后勿受外国帝国主义或侵略主义之侵入，并愿逐渐取消领事裁判权，并对于外国输入物品征收较高之税。”顾维钧更是将已被建构为欧战罪魁的“帝国主义”，引申至列强所有在华利权：
细考近世史国际政策中最足以酿战祸者曰经济帝国主义，即以武力为后盾，谋得经济权利于弱国，而并犯其政治权。此种主义非特行之于弱国，亦且有损于他邦，故为祸甚烈。欧战原因复杂，然世皆以德为罪魁，盖战前崇尚此义者，固以德为最甚。瞻念我国拳乱之后，列强在我境内有所谓势力范围、特别利益、优越地位诸名词称，皆谓经济帝国主义之代名词。
而在列强之中，日本尤其引得中国人关注。申报转译《密勒评论报》云“日本殆即以帝国主义与武力之扩大”，“侵入中国与他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从某种程度上，被国人视为能够放缓日本侵略脚步之工具，“日本向以碍于帝国主义之恶名而有所顾忌，不敢为所欲为”。反对“帝国主义”蔚然成风，欧美亦呈退却之势，国人日渐将反对“帝国主义”的矛头向日本集中。在收回旅大运动中，中国留日学生借展望世界大势以自立，“挽近帝国主义大遭打击，民族自决日见伸张，即欧美各国鉴于前此剧烈竞争之非道，亦咸愿舍弃其势力范围，以保持世界之和平”。
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在游移、意涵趋歧的复杂历史过程。既爱之，又恨之，既殷羡追寻，又厌弃反对，国人看似矛盾的立场中，实有逻辑可循。
首先，西学东渐的背景是共通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几番沉浮，均与西方思潮密切相关。“帝国主义”成为社会进化论在国际秩序领域的延展，而中国在想象层面也被措置于进化秩序之中。东西方空间的距离被整合成社会发展时间的差距，“帝国主义”已是国人心目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所在。西方知识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理论，而是现实政治之圭臬，是高悬于国内政争之上的理想标的和思想武器。新知意味着新的思想威权，新的社会趋势，二十年代兴起的列宁主义的“反帝”，宣告了“帝国主义”的整体性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新生，更引得国人之青眼有加。
其次，从爱恨参半到厌弃不齿，“帝国主义”的基本内涵未变，国人融入世界体系的迫切愿望未变，但“帝国主义”所处的话语环境和秩序氛围已然不同。势随时易，人随势走。尊奉“帝国主义”，是出于雄强东西诸国的热望；贬斥“帝国主义”，则源自比列正义阵营的期冀。
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既惊且惧，而“反帝”正义性和保护性的价值维度更易为弱者一方所接受。列宁主义的“反帝”彻底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非正义性，以弱临强的道德优势由是凸显，更加符合国人的心理预期和情感需求。
而且，国人在移植和诠释“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建构本土化的“帝国主义”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并非盲目照搬原有的帝国主义话语，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因势利导，为己所用，发展其独特的思想脉络。一九六一年董必武回忆，四十年前的“帝国主义”概念，与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有明显不同，没有把“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眼中，反对“帝国主义”应限于反对侵略、反对强权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霸权统治。由今人眼光观之，这在那个反帝口号高唱入云的二十年代，似乎不可理解。但如果将时间轴线拉长至清末，可知其源来有自，一脉相承。
“帝国主义”概念面目模糊，意义多歧，应将其视为特定时间、空间坐标下的历史产物，承认我们所认识的“帝国主义”，与清末民初的不同，是认识那个时代的起点。承认本土化的“帝国主义”概念，与舶来的思想资源不同，是认识“帝国主义”的起点。同是“反帝”，却各“反”各“帝”。同为“救国”，却各“救”各“国”，西方的思想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化深相杂糅却又彼此扞格，中西不论，新旧莫辨，复杂作用于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演绎着对于不同国际秩序想象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
作者：马思宇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