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冷战小说的《日瓦戈医生》
今年四月，美国媒体刊文，依据新近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证实中情局全面介入了《日瓦戈医生》两种俄文本在苏联以外的出版、印刷、发行和推广。由中情局苏联处具体执行，局长艾伦·杜勒斯监管，而且要求：“美国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美国人制定的行动指南，甚至细致到指导情报人员如何鼓励西方游客与苏联人谈文学，“《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绝佳的跳板，可将与苏联人的谈话引向‘共产主义对抗言论自由’”。
在文化冷战中，《日瓦戈医生》是西方完胜的一场战役，由于弹药来自苏联内部，其战果或许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日瓦戈医生》事件，从出版到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一败涂地，欧美赢得了舆论，赢得了利益，也赢得了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地覆天翻，这部小说成为控诉“十月革命”的暴力如何毁灭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并因作者被诺贝尔文学奖加冕而笼罩着超越时空的“世界名著”的光环—事实上，这种印象正是不折不扣的冷战产物，是这场战役胜负的延续，它雪藏了历史上失败者的声音，也掩盖了这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缺陷。
帕斯捷尔纳克完成《日瓦戈医生》后，无法在苏联出版，手稿被悄悄传递到意大利，一九五七年底出版，很快有了各种译本。一九五八年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苏联官方的严酷迫害，被迫拒绝领奖，但他坚持留在祖国，不愿流亡—这大概就是我们对“日瓦戈事件”的通常印象吧。但如果仔细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他的妻子季娜伊达、情人伊文斯卡娅等人的相关回忆，就会发现，事件的经过要复杂得多，苏联方面也并非毫无作为。
一九五五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基本完成了《日瓦戈医生》，打印了几份后送往《旗》与《新世界》编辑部。他最初想必对出版这部小说抱有希望。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社会环境在松动。在文学界，以爱伦堡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小说《解冻》为标志，五十年代有所谓“解冻文学”的潮流。事实上，一九五四年，《旗》已经刊出了《日瓦戈医生》所附的部分诗歌，并向读者预告小说即将收官。
小说送到杂志社后，诗人迟迟没有收到回音。《新世界》的退稿信写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信件落款日期），由主编西蒙诺夫起草，费定等几位编委联署，否定了这部小说，但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奖后两天，发表于《文学报》）。
在此之前（同年五月），莫斯科对外广播用意大利语报道了小说完成的消息，并称该书即将出版。这引起了意共党员安捷洛的兴趣，他也是意大利出版商费里蒂涅里的驻苏代理，他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诗人把一份打印稿交给了他。也就是说，书稿是在《新世界》尚未给出正式答复的情况下外流的。
得知稿子给了外国人，诗人的妻子和情人都觉得不安。伊文斯卡娅找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商量。这位官员的意见是，《日瓦戈医生》必须先在苏联出版，再在国外面世。帕斯捷尔纳克应该设法从意大利人那里索回书稿。“我们必须追回书稿，万一有些章节我们不发表，而他们却发表了，那不太合适。”“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决定小说的命运，并且为此做出一切努力。”（据伊文斯卡娅的回忆）他还建议诗人和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谈一谈，并当即给出版社打了电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国家文学出版社与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合同，指定的责任编辑斯塔罗斯金“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热烈而又细心的崇拜者”，他说：“我要让这部作品为俄罗斯人民增光。”（据伊文斯卡娅的回忆）双方着手商谈出版时间和修改意见。
一九五七年二月，国家文学出版社致信意大利出版商费里蒂涅里，要求对方在苏联九月推出俄文版之前，不要出意文版。费里蒂涅里回函做出承诺。
但是，《日瓦戈医生》的出版还是搁浅了。其原因，有人认为是苏联方面与费里蒂涅里交涉失败，未能索回书稿，甚至动用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做说客也遭到了拒绝—费里蒂涅里为出版这部书，退党了。当然也不排除对这部小说的否定意见占了上风，苏联当时处于变动时期，文学界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想见。而伊文斯卡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犯有过失的与其说是他（帕斯捷尔纳克）的政敌，倒不如说是他的文学界对手，而首先是苏尔科夫（苏联作协负责人）之流怀有嫉妒心的人物。像党中央文化部长波利卡尔波夫这样一些真正的政治家却很想制止这日益激化的事态，希望小说能以稍微可以接受的文本在我国出版发行，并不愿意酿成一场丑闻……”
帕斯捷尔纳克被要求发一封电报给费里蒂涅里，阻止意大利文的出版。根据安捷洛的回忆，诗人对此发了脾气，不过，“最后，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人家是不会相信电报的，而且也不可能阻止事情的发生……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
一九五七年十月，随苏联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的苏尔科夫在米兰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获悉《日瓦戈医生》将违背作者的意愿出版。“冷战渗透到文学中来了。如果这就是西方所理解的艺术自由，那么我必须申明，对此我另有看法。”这位作协领导人的话表明，苏联官方已经明确把这部小说视为冷战的工具。
同年十一月，《日瓦戈医生》问世，先是意大利文本，随即是俄文本。在半年内差不多就出了十一种译本，两年内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西方得到了大量的宣传，非常轰动。
诗人的妻子季娜伊达回忆这场出版竞争时说：“我们国内大家很气愤，认为这是叛卖行为，而对方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则是大量赚钱和捞取政治资本。这形成一个很坏的局面。”不过，诗人并不这样看，“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活着就是要把自己的著作出版，而国内却把小说搁置了半年时间”（据季娜伊达的回忆）。
苏联和西方争夺的，首先是出版权。苏联官方愿在修改的前提下促成小说的出版，而且很清楚一旦流出的书稿在国外面世可能造成的被动局面，也曾全力索要流出的书稿。这一点，美国人同样明白。中情局的解密档案是这样描述的：“此书拥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原因不只在于其固有的信息和令人深思的本性，还在于它的发表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公民思考其政府错在何处，因为公认最伟大的在世俄国作家所写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竟然不能在他自己的国家，以他自己的语言，让他自己的同胞来阅读。”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诗人被迫拒绝领奖，事件持续发酵……大约在这一紧张时期，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日瓦戈医生》，并被汇报给赫鲁晓夫。有关人员从书中摘录了一些“反革命语录”，共三十五页，呈送苏共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没有看过书，他对自己同意采用行政手段处理感到后悔。“我至今后悔当时没有把那部小说印出来。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的手段来下结论。如果当时把《日瓦戈医生》印成书，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我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愈演愈烈：开除出作协、大规模的舆论攻击、驱逐出境的威胁、诗人被迫放弃诺奖、发表违心的声明……苏联的批判和欧美的声援相互较劲，水涨船高。也许是出版过程中的博弈耗尽了耐心，也许是固有的文化领域粗暴政策，苏联方面采取了最愚蠢、最不明智的手段，使得脚本恰恰按照对手的期望顺利地演出。在文化冷战方面，美国及西方阵营战略的深远、战术的细致、目标之准确、用人之得当，苏联望尘莫及，简直像核武器和冷兵器的对峙。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冷战小说，即使中情局之手没有暴露，这一点也是明摆着的。文化冷战中看不见的硝烟化作了它的光环，意识形态的需求砌成了它迈向经典的台阶。其实只要读一读就知道，《日瓦戈医生》跳跃、破碎，叙事视角的转换随意而凌乱，与它一向被标榜的“史诗气质”颇不相称。它不乏流光溢彩的片段，但总体上似乎尚未把握好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它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小说，某些描写很有想象力，犹如摄影机一般极富视觉色彩，带来强烈的印象，但若论人物刻画的生动和深入，时代气息的复杂和悲剧性，它远不能与《静静的顿河》相比。
现代小说训练我们理解破碎、断裂的叙事，情节并非必须，连贯不算美德，但是就《日瓦戈医生》这样以革命和历史为标的的小说而言，如果人物缺乏内在逻辑，或其逻辑与小说的野心不相匹配，恐怕就成问题了—比如小说中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这位作者着力刻画的红军军官，写得不连贯、不真实，而且相当肤浅。他在自杀前有一大段情圣般的表白，原来他上大学、读书、参军、革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对拉拉的爱啊……《新世界》杂志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中写道：“日瓦戈所谴责的一切在这个（对革命进行审判的）法庭上没有自己的辩护人。”的确，安季波夫这样的角色，怎能充当革命的“辩护人”呢？恐怕也没资格站上革命的审判席。他经历了“一战”，选择了红军，毁于国内战争的风暴，但是这位涂满革命的严酷迷彩的“枪决专家”，其实更像一名尚未走出青春期的少年维特，他所支撑的故事和理想，很不幸更接近一出爱情通俗剧而非时代悲剧。说到底，以爱情为源动力的“革命者”，最适合他们的土壤是好莱坞。
爱伦堡在回忆文章里说，帕斯捷尔纳克“能理解自己，有时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历史”，谈及《日瓦戈医生》则说：“小说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篇页—描写自然景色和爱情的篇页，但是作者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绘他不曾目睹、不曾耳闻的事物。书中还附了一些绝妙的诗，它们似乎着重指出了散文精神上的错误。”（《人·岁月·生活》）显然，《日瓦戈医生》在艺术层面并非毫无争议。《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的看法和爱伦堡一致：全书最出色的部分—首先是作为附录的诗歌，“在俄罗斯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都不是散文作家，而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伟大诗人因长篇小说而享誉世界，依托于语言的诗歌毕竟不易领会，而意识形态这个家伙在哪儿都能领到签证。帕斯捷尔纳克用《日瓦戈医生》审判了革命。他相信：“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诗人是否知道，他自己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一种历史的创造呢？在那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冷战中，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是一面鲜艳的战旗。这也是《日瓦戈医生》直到今天还被阅读的一部分原因吧。
作者：所思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