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盛世危言”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阿伦特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余年。一九四一年，这位犹太女性为避德国纳粹政权的迫害，在多年的无国籍者生涯后，辗转来到了美国。那时，美国给阿伦特这样的来自欧洲的流亡知识分子提供了庇护，俨然一个新的家园。和平的自由世界与死亡阴影笼罩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二十多年后，也就是阿伦特写作《共和的危机》的时候，美国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自由世界”已是一个充满裂痕的世界。美国陷入其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公然挑衅既有法律，似成时代之潮流；校园内大学生造反，冲击大学行政机构，其间又夹杂着黑人种族问题，恶性暴力事件频现。这些事件与世界范围的激进运动遥相呼应，连成一片，成为一种共时性的全球现象。阿伦特对她所生活的世界的忧虑，便深深地隐含在她的这几篇论文中，从《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到《论暴力》，这些论文的具体论题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关怀以及她所阐发的思想要旨，仍一以贯之。阿伦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处理时代提出的问题，方式十分直接。不用影射史学或“隐微书写”，直抒胸臆，直面问题，是阿伦特著述的特色。
一九七一年六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这份记载美国自“二战”到一九六八年对外政策的机密文件的公布，让人们对美国内政外交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一系列重大政策不过是依据某种“理论”而制定，各种谎言，竟然是美国多年来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阿伦特由此出发，引出了对政治中谎言现象的讨论。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熊彼特关于政治与谎言，曾有过颇为精彩的论断。熊彼特讽刺地说，“说谎”把人与其他禽兽区分开来。从事政治，要学会与谎言打交道。他说：“政客就是那种用语言而不是窃贼的撬棍干活的动物。”“你必须说出某种谎言才能领导人们。”马克斯·韦伯也告诫说，一个人如果注重操守的纯洁，就不要涉足政治，因为以政治为业，乃是与魔鬼立约，不免与谎言、虚假、残酷、血腥打交道。时至今日，政治中的谎言，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原因让政治污名化？一种面向真实世界、坦露心迹的沟通型政治是否可能？诚实而坦率，这样的政治家能够在政治风浪中生存吗？还是政治本身就是不光彩之事，黑箱操作，阴谋诡计，指鹿为马，篡改历史，凡此种种，自古以来正是政治的常态？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有人会蓄意去制造谎言，还要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谎言。在由孤独的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大众社会，谎言甚至不必重复千遍，就可以被当成真理去信奉。在极权世界中，谎言的制造更是登峰造极。
二十世纪给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谎言经验。阿伦特写道：“历史学家明白，我们在此之中度日的整个事实结构是多么脆弱，它总是处于这些危险之中：被个别谎言击溃或者被群体、国家或阶级的有组织的谎言摧毁，或者被大量的谎言否定和扭曲，并且经常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又或者只是变得湮没无闻。”
阿伦特说，五角大楼文献给我们展示了两种新的谎言类型：一种谎言是以政府公关的名义进行，旨在左右舆论，塑造政府良好形象；第二种谎言类型，则是由头脑中装备了博弈论、系统论等社会科学理论的所谓问题解决专家们为了其理论的前后一致而不断制造出来的。这些专家同时又是政策制定者。于是，从错误的假设（例如共产主义阴谋，中苏结盟，中国的扩张主义，等等）出发，按照他们的理论，比如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或者博弈论，一系列政策便出台了。这里同样表明的是阿伦特对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这些理论家按照自然科学的思维去看待人类事物，不能正视事件的偶然性，不能理解人的行动本身的特性。
《共和的危机》第二篇论文讨论的是“公民不服从”。阿伦特写道：“近年来，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不服从民事和刑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对既有权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的违抗已经成为全球现象，有朝一日它或许会被看成是近十年来最突出的事件。”公民不服从引发的是既有法律权威的问题，法律失效了吗？美国的法律体系当如何对待公民不服从？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公民不服从是何种社会政治现象。阿伦特尝言，社会科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阿伦特指出，公民不服从区别于良知反抗者。雅典的苏格拉底、康科德的梭罗，虽然是不服从的经典形象，但他们作为个体的不服从与一小群人有组织的公民不服从毕竟是不同的两件事。另外，公民不服从也不能等同于犯罪。罪犯总是试图逃避公众目光，而公民不服从则是公开的反抗行为。
公民不服从，针对的是法律本身。它实际上反映了法律本身的滞后。事实上，公民可以通过不服从运动来推进法律的变革。
如何在理论上界定公民不服从？又如何将之与美国政治传统相联系？阿伦特说，公民不服从，美国以外尚不为人所知。因为公民不服从背后包含的政治哲学是十分美国式的。是故，公民不服从，实与自由政府相联系。公民不服从乃是自愿结社的晚近形式。公民不服从具有危险性，但其危险性并不大于其他公民结社的危险。显然，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不是需要压制的现象，而是公民自由的一种形式。
在各种激进运动中，暴力事件常常发生。《共和的危机》第三篇论文专门讨论的是暴力现象。近代以降，当支配活动侵夺了政治的名号，暴力也就得到了正名。霍布斯说：不假借于枪和炮，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马克思则说：暴力是新社会从旧社会中诞生的催生婆。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到了列宁、毛泽东那里，枪杆子的重要性更是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尼采到柏格森，暴力还被与某种生命本能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观点，阿伦特批评说，暴力不是什么生命本能的表达，不是什么权力意志的体现。
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是以对国家暴力的恐惧来取代人对人的恐惧，从而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世界，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人们习惯于认为，现代国家中的权力和暴力，好比天鹅绒手套暗藏铁掌。然而，阿伦特认为，这种看法实具误导性。因为暴力和权力的关系，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相互排斥。在暴力盛行的地方，必定存在着权力的危机；反之，在良好的权力体系中，暴力是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权力才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暴力带来服从，但不能带来支持，须知服从不等于支持。枪杆子里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最完美的服从，但那与权力无干。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是暴力最多权力最小的政府形式，一个靠棍棒进行统治的专制政府，不过外强中干。现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也表明，那些暴力盛行、警察遍布的国家，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毋宁说，频繁使用暴力手段，实为权力衰败的表现。
针对学生运动中的暴力现象，阿伦特说，暴力在这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也不是这场运动的重点。暴力是正常表达渠道堵塞时民众引起关注的一种手段。诉诸暴力，一个问题才能够引起官僚机器的反应。学生运动中，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性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贡献的不是暴力，而是对代议制民主体系和官僚统治体系的挑战。
谎言、公民不服从与暴力，在阿伦特看来都是需要认真辨析的术语，也是人类事务领域的重要现象。阿伦特多层次多角度展开的思考，意在阐释现象背后的人类生活经验，并揭示其基本特征和理论意涵。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如下问题：人能够做什么？人类事务的特点是什么？人开创新局面，做出行动，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又会面临哪些危险？
让我们整理一下阿伦特政治理论的基本思路：人与人走到一起构成了一个政治世界。契约精神和合作的诚意，对世界的爱，面对生命的坦诚和真挚，是这个人造的世俗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政治原本是出于对这个共同世界的维系，而非其他外在的目标。统治取代政治的地方，人的存在的现实感必然丧失。公民不服从的出现，不过是自由社会公民结社的一种形式，它在一个意义上诠释了什么是权力。然而，这种本真的、充满坦诚精神的政治，在尔虞我诈、谎言流布、暴力迷信盛行的世界，在官僚麻木、制度僵化不能容纳公共讨论空间的时代，显得多么奢侈。
（《共和的危机》，汉娜·阿伦特著，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伟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