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批判”中的顾颉刚
顾颉刚自称与胡适发生联系始于一九二零年，可见胡顾订交之早，而在时人眼中，他们又是亦师亦友的同道。凭此密切的关系，在五十年代举国批胡的氛围中，顾颉刚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也逐渐学习和认同马列理论。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顾颉刚给好友辛树帜的信中认为自己还有右派思想，“我该就这时痛自改造，以期在新社会中不致扞格。在学问方面，我也必须丢掉胡适的‘庸俗进化论’而接受严正的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顾颉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四十一卷，280页）。顾颉刚在日记和信件中承认学习的必要，这应该说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所谓外力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座谈、批判，这之中就包括其他知识分子对顾颉刚的批判以及顾颉刚对胡适的批判。
首先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刊载多篇“古史辨”派健将对顾颉刚的批判文字，譬如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这些曾经的学术同道对顾颉刚辛苦建立的“古史辨派”进行否定，顾颉刚十分清楚“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顾颉刚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第七卷，198页）。身处其中之人都彼此明白对方的处境，像顾颉刚这样的纯粹学人感受可能就更为强烈和深切。加之顾颉刚在解放之前的人脉广，交往多，此刻思想改造运动又比较频繁，“我经历多，必五六万字使尽”。对于参加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座谈会，顾颉刚本不愿去但在妻子要求下勉强前往，“使予精神兴奋，胸前作痛，三次按摩功归白费”（《日记》第七卷，614—615页）。
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已形成的学术理路、思想信仰，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便开展学术研究。这种改造一方面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造忽视了方式方法给知识分子心灵和肉体带来了伤害。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记载：“闻梦家言，罗常培自去年思想改造后血压大高，不能出门。”这样的描述不仅在顾颉刚日记提及，吴宓日记亦有吴宓及吴宓友人在运动中所受之心理感受的描写：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笛生诸友，早于一九四九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得麟函，告彤（汤用彤）‘十一月半由批判胡适座谈会归来，患脑溢血，不省人事者一月，后渐清醒，肢体略能动，今仍住协和医院’”。
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他人与他人批判自己中进行着思想和精神的嬗变。像顾颉刚本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对妨碍其读书写作等无关紧要的繁琐工作、生活琐事感到不胜其烦，为了自己心仪的学术事业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再加上顾颉刚的性格按其自身说法，处理“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但这种性格对于潜心做学问可谓如鱼得水，“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心，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顾颉刚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80页）。从顾颉刚这番自述再加上中华书局出版凡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不难发现，顾颉刚是想做一不问世间纷扰，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人。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必然要面对批判胡适这一问题。
据笔者统计，一九五一年顾颉刚记载了他参加胡适思想批判会，在会上或做书面发言或参与座谈；到了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顾颉刚参与胡适批判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例如，“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要想对胡适进行准确详细的批判，顾颉刚当然是最好的例子了。
这一天顾颉刚到上海大公报馆参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后来其发言稿经整理发表在《大公报》上，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胡适日记有全文的粘贴。顾颉刚在文章里回忆与胡适的学术交往以及批判胡适的内容。文中顾颉刚谈自身的学术渊源，回顾自己看到胡适考证《水浒传》人物故事和版本给他带来一种新奇，“使我闻所未闻，好像在眼前出现了一个新境界”。这种在方法论上给顾颉刚的启发是巨大的，使顾颉刚感到自己的工作可以在乾嘉考据学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胡适在方法论上给予顾颉刚启发，但并不代表顾颉刚在种种具体问题上都赞成胡适的观点。在“圣人观象制器说”和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问题上，顾颉刚就持保留意见。“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胡适在日记中评论：“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交流。等到了五十年代，在外力与内力的作用下，顾颉刚对自己与胡适的学术差异不得不多次重申。顾颉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盖予在未遇胡适之前已走到怀疑古史的道路上，及受到他的影响，只有演变一点，……其后我跟着钱玄同，走向汉代今古文学的问题上，又整理古文籍，与胡适无干。……胡适在古史上的议论，如井田制不存在、屈原无其人、《盘庚》篇是假古董，我均未接受。他的观象制器说，老子在孔子前说，均为我所驳，他对古史实毫无贡献。至于《释儒》，直是造谣耳。
我的学问，是集合康有为、夏曾佑、崔适、钱玄同的，稍前则是杨守敬、崔述、阎若璩、姚际恒，又前则是朱熹、郑樵等人。至于胡适，则只是他的《水浒传序》引起了我在民国初年看戏的疑问，从此我懂得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古史。至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则我一些没有接受。所以在一九二八年之后，我二人就分道扬镳，甚至不相闻问了。
这段文字贬低胡适，认为胡适在学术上无甚大贡献，胡适给予自身影响亦是微乎其微，这或许是顾颉刚为了能过关才出此策略。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顾颉刚阅读胡适《说儒》，认为其中观点有一半可以认同。至于顾颉刚到底有没有受到胡适的治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胡适的影响，在《古史辨》第一册的长篇自序中他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他从毛子水等人那里得到自觉治学的意志；从章太炎对今文家的痛恨而了解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而引发对古史的怀疑观念；亲炙胡适讲学明白做学问的研究方法，“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选集》，78页）。
一九五零年六月顾颉刚所做自述谈及自己的学术思想渊源提及胡适：“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顾颉刚日记——“予询丕绳：‘我所受之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丕绳答曰：‘康有为。’予亦首肯，盖少年时代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适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至胡适，仅进化论之一点皮毛耳。”在这里，顾还是承认胡适对自己的影响。从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古史辨》自序到日记中不同时段提及胡适，看出顾颉刚学术理路的形成虽然受了多人的影响和启发，如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毛子水、钱玄同等，但胡适确然也属于上列之人。胡适考据文章所具备清晰连贯的逻辑顺序，清浅明白的文字以及将杂乱的历史考据问题连成一串迎刃而解的能力给了顾颉刚重大的启发。所以笔者认为胡适的治学理念在顾颉刚学术方法的形成上是留下了较多痕迹的。顾颉刚走上学术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应该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胡适所起的作用则类似于催化剂：他所带来的西洋方法让满腹才华的顾颉刚有了发挥的方向，给予了他方法论的影响。明白这些可看出顾颉刚对胡适的批判其实是有意降低胡适对自己的影响。
在五十年代的批胡期间，顾颉刚不断申明他与胡适的关系。看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虽是批判胡适的文章，可只在文末一节“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谈到要与胡适划清界限，明确胡适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这也是顾颉刚公开批判胡适的开始。可文章批判胡适的力度明显不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顾颉刚日记：“前、昨两日所写，昨晚给同桌人看，说分量不够。今日给丹枫看，说我讲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固是事实，但不能讲。”顾颉刚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对胡适的正面描写或许不在少数，可能对胡适的进步作用谈得就更多，“到大中国，将大公报馆笔记稿重写，凡三千余字。到丹枫处，作最后之审定。到大公报馆送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经过友人的润色和建议，这篇《从我自己看胡适》才发表在《大公报》上。顾颉刚老老实实批判胡适，交代与胡适的关系，然而在他人看来是避重就轻或是没有击中要害，予他人以话柄，因而常常要改易数稿才能交差。
批判胡适或是参加其他思想改造运动给顾颉刚带来的困扰是——顾颉刚本是一纯粹的学人——他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参加各式各样的批判会、座谈会，再加之生活琐事的烦扰和身体状况处于不佳状态，因而精力俱疲。这对总想把整个生命投入学术的顾颉刚来说是难言的苦恼。“自念平生志业，百不一遂，今乃如此，我生其已。复旦固许予做研究，然此身尚能任研究之剧烈工作乎？予近日一累即觉喘不出气，胸前闷痛，不知是否狭心症？要使我当‘老太爷’，随便看书，做些札记，此身尚有可为，若规定课程，只许超额完成，不许成绩短少，前有领导，后有鞭策，则终亦必晕倒于研究室矣。噫，不能早生数十年，走清代朴学家的道路，又不能迟生数十年，享科学家的生活。”（《日记》第七卷，341页）在日记和与友人信件中，顾颉刚多次提到由于种种外部因素的干扰不能安心做学问的嗟叹。
顾颉刚如果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随大流批判、否定、抹杀胡适，以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来看是很难通过的。在顾颉刚日记中记载他多次批判胡适，可他写的批胡文字似不过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为了批判胡适，足足费了我半天功夫，恐怕此后再要做更深澈的讨论。”可以想象顾颉刚搜索枯肠之窘态。因此为了获得通过，顾颉刚向朋友请教怎样能使自己过关的方法，换言之，如何应对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好在他从朋友那里取得了“真经”。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顾颉刚致辛树帜的信：
弟自七月参加上海学院思改，历两个半月。承蒙指导，使弟说话有分寸，故一次交代之后，组织上仅令弟答覆四点（一，与胡适关系；二，与鲁迅关系……）经弟解释两小时，即告完竣，在上海学院诸教授中可谓最轻松者，弥深欣幸。倘弟六月中不到武功，未必能得到此窍门也。感谢感谢！丁山兄闻已在山东大学三反中逝世，此君性情刚强，不肯自屈，宜其以愤死也。（《全集》第四十一卷，272页）
辛树帜给顾颉刚出了什么具体主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顾颉刚的回信可以看出，顾明白了说话要“有分寸”，要学会转圜。从以后辛树帜和顾颉刚往来信件看，辛树帜的不少建议顾颉刚都吸收了，比如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顾颉刚致辛树帜“来函三通，要我决心自请改造，彻底将过去资产阶级态度、思想清除，肺腑之言，必当接受”，“年纪老，记忆差，学习（指学习马列理论）当然困难，但学了总比不学好。我一定要规定了时间去学习，当遵照兄嘱，‘不要滑过去’”。“遵守兄去年所告，认识以前立场错误，以资产阶级之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之作风，以致触处扞格，今后当自红深专透，俾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所贡献也……”（《全集》第四十一卷，278—281页）
经过辛树帜的提醒以及顾颉刚参加多次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顾颉刚明白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包括批判胡适中，若是把握了某些原则就较易通过：第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要适应思想改造运动就必须认识以前的立场错误。第二，要看清形势，认真学习马列理论，与胡适划清界限。就顾颉刚而言，他要保证自己能在批胡运动中通过，以此表示自己弃旧从新，适应新社会要求，并且还要确保自己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继续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以便从事他的学术志业。因而在对待胡适上顾颉刚还是下定决心，“从前‘观象制器’一问题，胡适驳我，将来有暇，可痛痛地骂他一顿，借以表示划清界限”（《全集》第四十一卷，278页）。只是顾颉刚的原则性体现在：批胡可以批，但是不能太过于荒谬和无稽，最起码要找一个突破口进行批判，“观象制器”本就是胡适与顾颉刚早就争执的问题；顾颉刚所不愿意接受的是别人对自己的误解，“予老老实实研究学问，虽不能把握马列主义，究与胡适不同，而一般人乃比而同之，是予所不愿受也”（《日记》第七卷，663页）。同时顾颉刚也指出思想固然可以改变，阶级立场固然能认识清楚，但是不能变得过快过速，否则就是虚伪。
对于批判胡适，顾颉刚有四种因素在心间交织：第一，顾颉刚感念组织没有将他与胡适看成同一类人，按他自己的话讲是没将自己“搁进去”，表示要好好学习新的理论。对顾颉刚而言，让他心悦诚服接受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是不可能，或许只要批判的方式能够充分照顾知识分子的自尊和颜面就行。在友人的帮助提醒下，顾颉刚也在追求早日过关。第二，顾对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产生疑惑。“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日记》第七卷，243、250页）传统知识分子有自省的功夫，讲究“吾日三省吾身”，讲究“慎独”，这更多是一种修身的功夫和涵养。而现在要当面互相批判和指责，有的知识分子不顾多年情谊在会上对老朋友老同事不留情面地批判，这让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后可能一时无法接受。第三，顾颉刚一心想从事学术研究，其学术理想至为坚定，加之年岁愈大，身体不好，颇感时间紧迫，可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让顾颉刚没有完整时间从事研究，这可能是带给顾颉刚最大的困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顾颉刚致童书业的信写道：“四十年来，能安定治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直当衔恨入地。”类似的看法在顾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有流露，顾常常忧心自己的学术工作不能完成。第四，顾颉刚对胡适的复杂看法。事实上顾颉刚即便在思想改造运动力度变得越来越大的状态下亦流露对胡适的正面看法。在顾颉刚记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日记提到胡适，会在后面缀上“先生”的尊称。一九四七年顾颉刚重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称胡适为“澈骨聪明，依然追攀不上”（《日记》第六卷，138页）。一九五二年，传闻胡适已到台湾就任“总统”，顾颉刚感慨：“一个最聪明的人如何做出这种最笨的事。”（《日记》第七卷，298页）“胡适好人吹捧，以是走入歧途。终被定为战犯，死于台湾。日来翻起文集（指胡适的文章），所作小说考证实有胜人之处，而其所为政论实甚空洞，徒成其政客而已。”（《日记》第十一卷，515页）其中一九五二年记下对胡适的看法更是值得注意，顾颉刚应该明白这个时期对胡适的批判已经开始却仍在日记中评价胡适为“最聪明的人”。在顾颉刚看来，胡适骄人的学术地位、聪颖的天资是他所不及的。
顾颉刚一方面批驳胡适不学无术，澄清自己的学术理路与胡适没有任何师承关系；一方面又在日记里经常记载对胡适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包括对胡适天资的赞美、文章的赞同，有时又会联系自己一生的行藏不禁发出，“我自省，一生只有和胡适、鲁迅、朱家骅三人的关系是我的大错”（《日记》第十卷，615页）。这种不同面向呈现的是处在历史旋涡中当事人的复杂情感：后来者很难分清顾颉刚的公开批胡文字有多少是真，多少为伪，有多少是策略，多少是虚应。
这四种因素的交织使得批判胡适给顾颉刚带来内心紧张，让顾颉刚在批胡态度上不知所措、进退两难。对于批判胡适，旧学者普遍存在消极情绪，“虽然表示了态度，批评了胡适，但批评不少是浮浅枝节，轻描淡写，口气缓和”，认为胡适还是具有重要贡献，不满“批评者对胡适、杜威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而思想批判运动所需要的是将胡适全面批倒，不仅仅是在学术差异上立论，这让顾颉刚在思想批判和个人感情之间做出抉择，于他而言亦需要拿捏。因此，顾颉刚少不了反省，而多次的思想改造运动让他有时免不了虚与委蛇，应付了事，难怪胡适看了顾颉刚的批胡文字评价是“言不由衷”。而在如何过关上，顾向朋友问计，学得了一些方法，可落实到实际运用中，顾颉刚使用得并不灵便。他检讨和发言最多的还是关于与胡适的学术关系，这也是他参加多次胡适批判座谈会别人需要他检讨的方面。然而顾颉刚照此路径所做的检讨在他人看来又“太老实”，认为顾颉刚“痛恨反动派及资产阶级不够，批评自己也不够”，“研究工作一方面受了胡适的影响，一生未能跳出这范围”（《日记》第七卷，263、665页），使得顾颉刚心力交瘁，身心俱疲，这一时期顾因批胡严重失眠，需借助药物才能安眠。最尴尬的是顾在不断批判胡适，而别人也在批判他，批他时与胡适并提，批判胡适还要带上他。譬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顾颉刚日记：“今日《文汇报》载北大里批判胡适，说他有‘四大金刚’，是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我，此话不知如何说起。罗与胡的关系极浅，我则早已疏远了。”“读《历史研究》中范文澜、蔡美彪、梁从诫三文，渠等批判胡适，均联及余，为之不快。”在顾颉刚看来，他批判胡适的目的是希望摆脱与胡适的关系，早日从这种批判中抽身出来；而结果却是剪不断、理还乱，浪费了时间，荒废了学术，让本来计划好的一些学术工作和项目要么延迟，要么没有开展。
（《顾颉刚日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七年版； 《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二零一一年版； 《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 于风政：《改造：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 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
作者：朱洪涛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