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宋书·刘穆之传》
我在各种隔离室蹲了六年以后，一九八二年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身体没有自由，心灵还是可以有自由驰骋之天地的，监狱与隔离室不同，可以冷眼观察那里群体的世界，只要你不在心理上虐待自己，那里的事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先不说这些事。
我心想这下子可好了，可以跳出是非之界，还可以静下心来读书了。记得一九七五年时，毛泽东二次重读《晋书》，于是我在狱中重读《晋书》与《宋书》，在读书过程中又圈又批，做了不少读书札记，今日又随手翻检这些札记，仍感有趣。如果细读《宋书·刘穆之传》，可以把晋、宋之间的许多事串起来。记得毛泽东三次要我们写作组为他注释印行《刘牢之传》，刘牢之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有一句名言：“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最早是在一九七二年末，合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这四篇传记时，刘牢之这个人所指是船还没有沉，老鼠先搬家的陈伯达，讲的是为人不能反复无常。我们知道，北府兵是刘牢之带出来的，这支部队在淝水之战中是立有大功的，刘牢之上吊自杀以后，这支部队哪里去了？他们并没有失踪，实际上在晋宋交替之际，这支部队还起了关键的作用。以宋代晋的是刘裕，他是刘牢之北府兵的参军，能征善战。与刘裕一起策划打败桓玄的，是何无忌，而他是刘牢之的外甥。还有一个人是刘毅，此人《晋书》有传，是他们在一起商量起兵反对在东晋末掌握实权并图谋篡权的桓玄。关于刘毅，史传称其“少有大志，不脩家人产业”，我在《晋书·刘毅传》的天头上批了一句话说：“刘裕与刘毅做了刘牢之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刘牢之的败是败在行事无信上，而不是败在反对桓玄篡权这一点上，那时桓玄篡权的阴谋暴露还不充分。桓玄听到他们起兵以后，他说：“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石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他们起兵的军事实力，便是刘牢之留下来的北府兵。军队有一个习俗，那即是袍泽关系胜于朝廷的指令。刘毅这个人好赌，勇而无谋，为事往往不顾后果，他与刘裕之间因琐事而闹翻了，为刘裕所灭。刘毅与刘牢之一样是上吊死的，故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刘裕所以能取得胜利，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宋书·武帝纪》讲到刘裕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可见刘裕早年还是穷苦出身。刁逵是刁协的孙子，事见《晋书·刁协传》附，刁逵字伯道，弟兄三人，史称：“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在此上，我批文云：“东晋末期土地集中的情况相当严重，这数千奴婢当是田间的生产者。”刁逵兵败，“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批云：“苛虐下人者，一旦失势，必然众人皆欺之。”其本传末云：“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之以济焉。”我在《宋书·武帝纪》载刘裕欠刁逵社钱之事上，引了刁逵传上述之事后说：“这也是一种打富豪济贫弱的运动，刘裕靠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起家的，但孙恩没有做而应该做的事，刘裕做了。刘裕所以能取得政权，稳定一个时期，桓玄取得政权没有做而垮掉，刘裕做到了。这与一个人早年有没有经历过艰难的底层生活息息相关，只有早年经历过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难，才能大器晚成，如果经不住这样的考验而沉沦下去，那可是活该。”这个话，现在想来，还是对的，在苦难面前，不自我沉沦，而是奋发向上，借苦难磨炼自己的意志，这个人在未来就有希望，熬得过眼前的苦难，便前途无量。
刘穆之是何无忌推荐给刘裕的，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有见地，刘裕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都是他议定的。刘裕到了京师以后，《刘穆之传》称：“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纲纪宽弛以后，必然济之以威禁严行，这大概也是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各人的生活习性不同，尽管是大家共谋起事的，各人出身不同，在权力的再分配和宽严转折时，内部的矛盾也势必上升。如诸葛长民，早年也是与刘裕一起定谋起事者之一，他生活的风格与刘裕不同。《晋书·诸葛长民传》称：“长民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宝美色，营建第宅，不知纪极，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无礼，恒惧国宪。”身外多余的财物，实际上是累赘，富与贵可不是吉祥的征兆，至今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看不透，一旦行政风格变化时，如诸葛长民这样的人当然就不适应了，刘裕在前方讨伐刘毅，诸葛长民在京师主持工作，由于刘毅与他有相似的性格，且好豪赌，刘毅的败亡，他难免就有兔死狐悲而自危的感觉了。《晋书·诸葛长民传》复称：
及刘毅被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矣！”谋欲为乱，问刘穆之曰：“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将军，何谓不平！”长民弟黎民轻狡好利，固劝之曰：“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刘毅之诛，亦诸葛氏之惧，可因裕未还以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
诸葛长民 “富贵必履机危” 这句话颇有哲理，当你感觉到危机想当布衣也难矣，还是过平常人的日子好，不用担惊受怕。在当初刘裕带兵出征刘毅时，让诸葛长民留守京城，就怀疑诸葛长民或有疑心，所以留刘穆之以辅之，给刘穆之配备实力，有一个互相制衡的作用。而刘穆之这个人既是刘裕的谋士，又是他的耳目，史称：
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刘穆之是靠为人耳目、告小状而得宠信的。诸葛长民与他推心置腹讲自己心里话，他怎么会为诸葛长民自身的利害设想呢？他当然会向前方的刘裕密报。对诸葛长民而言，是祸从口出。刘裕从前方返程时，就比较鬼了。《晋书·诸葛长民传》称：
裕深疑之，骆驿继遣辎重兼行而下，前克至日，百司于道候之，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明旦，长民闻之，惊而至门，裕伏壮士丁于幕中，引长民进语，素所未尽皆说焉。长民悦，自后拉而杀之，舆尸付廷尉。
如刘穆之这样的人物只能是晋宋之际过渡性人物，当大家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以后，谁还敢接近他，对他说一二句知心话呢？那么刘穆之被利用的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刘裕要稳定大局还得靠世家大族王氏，王弘是王导的曾孙，王弘的作为与诸葛长民及刘毅这些人不同。王弘的父亲叫王珣，《宋书·王弘传》称：
（王）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焚烧券书，一不收责。
这一点也不容易，他把父亲放债在外的债券，一烧了之，那就得人心了。财富这个东西有聚必有散，聚而不知如何散，那就害子害孙了，富家子弟结局好的不多，王弘这一散是很聪明的一着，散也要散得巧妙。我当时在天头上批了一句：“这也正是王弘与刘裕联盟的基础。”刘裕这个人出身贫贱，其持身能“清简寡欲”，“严正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宋书·武帝纪》）。立国之主，都是苦难中过来的，大体都是如此，曹操便同样力倡节俭，由此亦可知刘裕看重王弘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他能体恤民众的疾苦，这一点是作为执政者必备的品德，没有这一点又何以服众呢？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四一五年）刘裕北伐，前锋已平洛阳，那时王弘是身为太尉之刘裕的左长史，刘裕便派王弘衔命还京师，讽朝廷给刘裕赐九锡。这件事没有经过刘穆之，他是留守而事先不知情，知道自己失宠了，在晋宋交替之际，“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当时我在《宋书·王弘传》的天头上，批了一段话：
刘穆之是焦虑而死，重演了当年荀彧与曹操相处的悲剧结局，王弘代替了刘穆之的地位。一个人依附于另一个人，当这种关系动摇时，他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靠打小报告为生，缺乏体恤百姓的品德，一旦失势，没有人会同情他的，这正是刘穆之可悲的地方。王弘地位的上升，还有另一重意义，他代表着南方王谢这些世族对刘裕的支持，这个条件是刘穆之所不能具备的。
从刘穆之一生行事看，虽然聪明能干，毕竟是靠告小状得到刘裕的宠信，一旦形势变化，利用的价值不高了，被主人抛弃也是很自然的事。刘穆之的孙子刘邕，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宋书·刘穆之传》称：
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
刘邕的父亲早死，刘穆之曾封为南康文宣公。南康郡，封后改为国，南康即今江西赣州。刘邕嗣爵以后，成为南康国主，故南康的官吏为其臣下，受其管辖。鳆鱼，实际上是咸鱼，又称鲍鱼，这不是海边的美味，而是咸鱼。《孔子家语》：“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刘邕所嗜好大概就是这个味道，嗜痂之癖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有的人嗜富贵如癖，如刘毅与诸葛长民，而刘穆之一生好给刘裕打小报告，也是一种嗜痂之癖的嗜好吧，从内心世界讲也是贪图富贵，一旦失宠，便焦虑而死，从这一点讲，富与贵实在是为人的累赘。节日有闲，故录此趣事以飨读者。希望能对有此嗜好的朋友，是一个提醒，别到欲为布衣而不可得那一步，别因恐惧富贵的得而复失的焦虑伤了身子。在任何顺境和困境的条件下，关键是你的心态，心态不能摆正，永远会深陷苦恼之中。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心态还可以，要摆脱刘毅、诸葛长民、刘穆之那些人的心态，对世间事，喜怒由己，而不伤神，人就能快乐长寿。
作者：朱永嘉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