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钟楼
关于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的城市改造，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轶闻是，彭真曾向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梁思成转述毛泽东的愿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将看到成片的烟囱。在许多“文化人”和媒体的津津乐道中，城市古建筑的大规模破坏，已成为描述毛泽东时代的“原罪”神话之一，当年将工厂和工业人口布局在历史悠久的古城里，也因此全然像是一个荒诞的错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意识形态想象直接助推了中国各地以去工业化为条件、以建构消费性历史景观为目的的传统城市风貌“复原”。景观化“（民族或地方）传统”的神话屏蔽着真实的历史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古城空间造成的实质改变究竟是什么？为这个问题去蔽，首先需要还原中国城市古建体系解体的“现代化”情境。
早在一九四四年，梁思成便已慨叹，与文物毁于战火同样令人痛心的是，在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下，国内“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老北京城墙和牌楼的消失，其实是这位古建筑保护者的经常性失败的尾声，相比之下，最初个案发生的城市，更能完整展现一九四九年后的古城改造与之前的一般“现代化”趋势的联系和差别。如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指出，梁思成的悲壮努力始于二十年代末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反对拆除盛京钟鼓楼的意见遭到了沈阳市长的拒绝。
盛京钟楼和鼓楼不仅是两个具有文物价值的单体建筑，而且是一座古代都城的标志。十七世纪前叶，清太宗皇太极将国都沈阳更名“盛京”，并改明沈阳中卫城的四门“十”字街为八门“井”字街格局；后又下旨在“井”字街上横与左右两竖交叉点分别修建鼓楼和钟楼，击鼓定更，鸣钟报晓，以规范都城作息时序，同时将两楼之间的土地辟为商业区，名曰“四平街”（今中街）。四平街南向傍依皇宫，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的营建原则，形成“前朝后市”格局。一六八零年，四方形的盛京城外又增筑圆郭，郭门与内城的八个城门一一对应，称为“八关”。按照沈阳城建史学者广泛引述的一种清人说法，内方外圆、八门八关的格局使钟鼓楼成了一个更富玄学意味的城市建筑体系中的关键符码—体现《周易》宇宙生成观的“八卦城”中的“两仪”。而钟鼓楼的拆除也与整个体系的瓦解密切相关。
从清末到一九三零年，四平街的道路、建筑被不断改造翻新，最初用三合土砸成的路面先后修筑为石子和沥青马路，并拓宽了一丈有余，沿街主要商号的传统中式瓦房也纷纷改建为欧式洋楼，古老故宫的背后蜕变出了一条现代商业街。此时钟鼓楼的实际功用早已为西洋机械钟取代，但行人从四平街两端进出，仍需从它们下面的门洞穿行，使当局视之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奉系军阀统治末期，为改善城市交通，不仅拆掉了钟鼓楼，更将内城大西门（怀远门）、小西门（外攘门）和大东门（抚近门）接连拆除，而早在一九二三年，外城（郭墙）便开始被有计划地夷平。沈阳沦陷后，日伪当局除了一九三六年拆毁大西门剩余的瓮圈，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又从一九四一年起部分实施了“奉天城墙拆除五年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半世纪变迁而形成的现代沈阳市区，已远远超出了内方外圆的城郭范畴。从俄日殖民者对中东铁路（满铁）附属地的先后营建，到清政府向列强开放商埠地，直至民国和伪满时期大规模兴建工业区，新的市区轮廓源自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开发的地块的累加，旁逸斜出式的扩张使其丧失了盛京形制的严整和均衡。
以上述情境为参照，五十年代沈阳拆除残缺的城墙，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化”趋势的赓延，也是盛京形制的持续毁坏的终结。城墙消失后，东西南北四条沿垣址而建的道路仍清晰标画着内城的四方轮廓，这个四方形的区域被当代沈阳人称作“方城”，方城的“井”字街格局完整保持至今。在一九四九年后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的沈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既有城建区划中进行的，一方面，民国和伪满时期在城市东西两侧开发的工业区为五十年代接受苏联援助项目、发展重工业提供了空间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意义上的“城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基本没有改变此前历史中形成的街巷和建筑格局。如果说，钟鼓楼的拆毁意味着，清代盛京城的建筑符码体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解体，那么，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古城空间的重新编码，仍需从一座钟楼说起。
距盛京钟楼消失约四十年后，从其旧址沿朝阳街（“井”字街右竖）向南四百余米，抵达故宫门面所在的沈阳路（“井”字街下横），会看到十字路口东南建起了一座新的钟楼—沈阳钟厂钟楼。沈阳钟厂肇建于一九五六年，前身是太原街（原满铁附属地的春日町）的一些手工业师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的钟表修配合作社。六十年代前期，国家调配大量人员、设备，将其改（扩）建为国营工厂，并重新布局在方城“井”字街的中心地带，厂址在历史上曾先后是清初吏部、清盛京将军衙门、民国奉天省财政厅和伪满城内警察署。旧官署消失，代之以工、商、文化和科研单位，是新中国成立后方城的一个显著变化。到七十年代，沈阳钟厂已与上海、烟台和长春的老厂并称为中国“四大钟厂”，职工人数最多时近两千人。一九七二年，沈阳钟厂临街北楼的顶端安装了一个巨型机械四面钟，为当时沈阳唯一整点播放《东方红》报时的所在。钟厂钟楼成了方城中的新地标，它标志着这一古老空间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
在今天将毛泽东时代的城市描述为生产型城市的历史叙述，以及对老工业基地进行“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中，排放工业废气的烟囱都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历史的中心意象，这种单一的工业空间想象不仅遮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工厂形态及其地理环境的丰富性，也使古城空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生的真正变化处于不可见的盲区。不同于沈阳市区侧翼巨型烟囱耸立的重工业区，方城中的工厂主要是轻工业的中小型企业。与重工业区那些万人以上的大厂相比，这些邻近古建文物和商业中心的工厂除了生产空间更受环境限制，单位的后勤和文化活动场所也不尽完备，在此条件下，工人的日常生活与方城中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据一九七五年到钟厂一车间做铣工的史师傅回忆，当时车间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工厂食堂晚上不开伙，上夜班的工人如果没有自带饭盒，便会在工歇时结伴去中街北侧的沈河饭店（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大型国营饭店）吃夜宵。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工人们关掉机器，走出工厂，三五成群地一路喧哗，路灯下的朝阳街显得既静寂又热闹。除了伙食，喜欢读书的钟厂工人也很少去厂图书室，因为工厂南侧便是沈阳市图书馆，图书馆建筑为一九零九年始建、一九二一年扩建的原日本满铁奉天公所，而再向西南步行五分钟，则会看到利用原张作霖父子大帅府为藏阅空间的辽宁省图书馆。钟厂附近还有两个建于三十年代的电影院—中街的光陆电影院和故宫东北侧的天乐电影院，后者在解放初期先后更名“大众俱乐部”、“大众电影院”，一九五八年又改称“儿童电影院”，以放映少年儿童影片为特色。史师傅对儿童电影院的印象尤为深刻，不只因为她在钟厂工作时是这里的观众，也不只因为读书时，学校常组织在此观影，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曾以“大众”命名的电影院就位于她从小生活的社区—中央路大众里。
据一九七五年到钟厂一车间做铣工的史师傅回忆，当时车间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工厂食堂晚上不开伙，上夜班的工人如果没有自带饭盒，便会在工歇时结伴去中街北侧的沈河饭店（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大型国营饭店）吃夜宵。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工人们关掉机器，走出工厂，三五成群地一路喧哗，路灯下的朝阳街显得既静寂又热闹。除了伙食，喜欢读书的钟厂工人也很少去厂图书室，因为工厂南侧便是沈阳市图书馆，图书馆建筑为一九零九年始建、一九二一年扩建的原日本满铁奉天公所，而再向西南步行五分钟，则会看到利用原张作霖父子大帅府为藏阅空间的辽宁省图书馆。钟厂附近还有两个建于三十年代的电影院—中街的光陆电影院和故宫东北侧的天乐电影院，后者在解放初期先后更名“大众俱乐部”、“大众电影院”，一九五八年又改称“儿童电影院”，以放映少年儿童影片为特色。史师傅对儿童电影院的印象尤为深刻，不只因为她在钟厂工作时是这里的观众，也不只因为读书时，学校常组织在此观影，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曾以“大众”命名的电影院就位于她从小生活的社区—中央路大众里。
大众里在三百多年前曾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礼亲王府。清初崇德至顺治年间，盛京城内共建有十一座王府，清迁都北京后，以盛京为留都，保持旗民分治，除留都皇宫外，王府和八旗亲贵宅邸长期是城内住宅建筑的主体。民国和伪满时期，方城里的前清王府尽皆颓没，取而代之的是新特权阶层的各种规模的公馆。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接收或没收敌伪、军阀和官僚资本家房产，并将代管逾期房产收归公有，重新分配使用。在此过程中，许多“公馆”变成了普通工人聚居的宅院，史师傅家所在的大众里十六号便是其中之一。
五十至八十年代初的方城大体延续着此前历史时期形成的建筑格局，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实质改变，不在建筑的物质形态，而在其符号性存在：沈阳最古老的城区第一次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空间体系。沈阳钟厂生产的机械摆钟在中街的商场里出售，而钟厂工人本身就是这条商业街上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像购买其他很多商品一样，工人买自己生产的钟，也需要凭票和排队。马克思将生产者的物质匮乏看作“异化劳动”的表现，产品、工厂、城市乃至劳动本身都成了否定工人的异己之物，原因在于他者对这一切的占有：“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对沈阳方城的工人阶级而言，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工人之外的他人”。生产者们把工厂称作“咱厂”或“咱家”，又同时是商业街上的消费者、图书馆里的读者、电影院中的观众和市中心社区的居民，在相对匮乏却不疏离的状态下，共享着属于自身的空间体系。而这一体系的解体，则是源自所谓“短缺经济”向不断制造相对过剩的机制的转变。
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第一次出现市场疲软，沈阳钟厂恰在此时深陷“过剩”危机，翌年全面停产。在九十年代，钟厂主要依靠变卖资产、出租厂房来维持生存和部分解决职工工资问题，作为昔日方城地标的钟厂钟楼在各种商户门市的包夹中显得日益凋敝。一九九八年，与沈阳最大规模的国企工人下岗几乎同时，这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最终消失在城市符号秩序的重构中。是年六月，沈阳市政府启动“清代一条街”改造工程，位于沈阳路和朝阳街交叉路口的钟厂大钟被拆，北楼被飞檐朱柱的立面重新包裹，成为西起怀远门、东至抚近门（两个最早被拆除的城楼又最先被复建）的新兴“古建筑”群中的一员。时隔数十年后，梁思成的整体保护理念颇具反讽意味地被重新认可和实践，地方政府为“恢复”故宫周边的古建环境而不断大兴土木，并使之与商业开发并行不悖地结合起来。二零零四年，沈阳故宫与“关外三陵”打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位参与“申遗”的故宫专家事后不无惊异地回顾道：在八十年代末以降的“旅游开发热”、“旧城改造热”中，“沈阳故宫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在保护工作方面有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佟悦：《走向世界遗产之路》）。对故宫建筑环境的“恢复”或“保护”从属于更大范围的消费空间建构，最初因“前朝后市”而建的沈阳路和中街已被整体改造为“前后皆市”，作为集观光、购物、餐饮为一体的实际上的商业街，前者与后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这里的特色商品具有“文化遗产”的包装。
“保护历史建筑”及商业开发的一个必需步骤，是拆除周边“煞风景”的老居民区。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街、故宫、张氏帅府附近的居民被大规模动迁。二零零六年，大众里作为较晚拆迁的老社区消失在中街商业区的扩张中，社区内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天乐电影院也被一同拆掉。拆迁无疑极大缓解了方城内长期累积的居住压力，但这并不是单向的居民搬离过程，而毋宁说是“小众”对“大众”的替换。二零一三年夏天，笔者陪史师傅重访故地，在已改造为商业广场的大众里旧址和故宫的红墙之间，蓦然撞见她在九十年代回娘家时不曾见过的“盛京花园”—一个由十来栋低层楼房组成、在闹市中显得格外清幽的小区。怀着好奇向房屋中介询问小区的房价和房龄，工作人员在向“顾客”热情介绍后，特意补充：“这里的住户都很高端。”“高端”或许只是广告词，但正像“大众里”这个地名的湮灭一样，身份修辞的变化契合着钟厂钟楼消失之后方城建筑的符号性现实：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空间体系已不复存在。
沈阳钟厂在二零零四年正式破产，厂区进行整体拍卖，先后六次流拍。由于钟厂的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需要额外支付三千万元土地用途变更费，以及邻近故宫无法修建高层建筑，这个市中心寸土寸金的位置并没有地产开发商接手。直至二零一三年，钟厂仍为各种商户租用，除了北楼被改造成仿古建筑，厂区的其他部分皆显现为衰败的工业遗存，而“故宫（东华门）”公交车站就在工厂门前，游客于此下车，在看他们想看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前，首先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幽灵不期而遇。这个幽灵成了最新一轮“旧城改造”亟须处理的问题。
二零一三年六月之后，按照沈阳市及沈河区政府的方城改造规划，沈阳钟厂的各承租商户被全部清出，厂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包括钟厂改造方案在内，整体改造方城的计划是近年来沈阳本地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媒体以“满清民国风”来形容这一轮改造追求的整体风格，地方政府公布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草案）也明确提出，在方城及其周边，“新建、改建的建筑要延续满清、民国建筑文化的特色”。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沈阳钟厂的新蓝图显得别有意味：厂区将改建为文化创意产业园，临街建筑按照立面模拟的不同时期风格区分为若干部分，代表清朝以降的各个时代。以创意景观来表征历史的赓续，恰恰意味着真实历史纵深的消失。
盛京古城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直到景观化时代在世纪之交降临之前，从不存在为消费性观看而进行的城市改造，各时期建筑的在场与缺席构成了丰富的历史褶皱，保存着对真实变迁过程的记忆。史师傅的儿子小时候常常疑惑，为什么“钟楼”公交车站不在母亲单位的钟楼下面，而在靠近中街路口的下一站，他循着由近及远、由今及古的自然顺序，逐渐进入“我城”的历史。这种远近关系在今天正好颠倒过来：面对沈阳路上真真假假的“古建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清朝，母亲及外祖父的时代却杳不可寻。“历史”景观湮没了作为理解历史的基础的当代史。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由钟表博物馆、老字号风味餐馆、主题酒吧和电影院等构成的创意产业园中，沈阳钟厂本身的历史也将再现为某种景观。未来方城的消费者在“满清民国风”中漫游，走到创意产业园时，或许仍会发现一座“工厂”。但这一发现的前提是，对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空间体系及其兴衰过程的记忆已被放逐。
作者：刘岩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