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中的黄埔系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人，往往以身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荣。作为蒋介石的门生，这些穿着“黄马褂”的黄埔生们在仕途上如鱼得水，不少人官至地方大员，有的还跻身政界、商界等领域，成为一方人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军队中坚骨干的黄埔生们纷纷投入到抵御外辱的卫国战争中。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黄埔生中涌现出大量抗战名将，更有不少人成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英烈，谱写了绚丽而又悲壮的一幕。
作为一个群体，总会有反的一面。由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对抗战前途悲观的想法也逐渐在军队中蔓延。在此情况下，少数黄埔生们因种种原因而选择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其中一些人受到了汪伪国民政府的重用，成为伪军建军的代表人物。
黄埔系投日也不少
长久以来，对于究竟有多少黄埔生参加伪军一直争论不断，限于史料的缺乏，总数估计已经无法得出。但是在翻阅汪伪国民政府的各类公报或会议纪要时，总能在一些提请人事任命对象所附带的学籍信息中看到“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的字眼。
那么，这些人放着好好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骨干不当，为什么要去改行当伪军呢？细究之，会发现他们投敌的原因各不相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了。
刘启雄，江苏江宁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南京沦陷时，刘启雄被日军俘虏。
日军在得知俘虏了刘启雄之后，十分重视，因为刘启雄不仅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将军，还是堂堂黄埔军校的学生。更加特殊的是，刘启雄长期为国民政府警卫军效力，属于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刘启雄，那将会给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央军一个沉重的打击。但问题是刘启雄拒绝日军要求其出面组织伪军的要求。
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转机。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拢大批失意军人和地方军阀，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伪军的建军道路。在此背景下，已经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心理且做了2年阶下囚的刘启雄的内心又重新活跃起来。
在日军和汪伪代表的不断利诱之下，刘启雄决定出山，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对于刘启雄来说，他的复出并不是为日军效力，而是在汪精卫的青天白日旗帜下，为“复兴”国家而战。此时的刘启雄重整军容，官拜和平建国军第2军中将军长。
主动投敌的黄埔系
主动投敌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自身利益真的主动投敌的，还有一种是执行任务奉命“投敌”。
刘夷，江西吉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67师少将副师长。在1938年的马当战役中，第167师被日军击溃。
第167师丢失马当，对当时的战局影响十分严重。因此，师长薛蔚英被枪决，副师长刘夷、旅长王治岐、胡博等人都被逮捕，并在经过军法审判后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刘夷入狱后，得到既是老长官又是同乡的刘峙担保，在不久之后取保，但从此不受重用。为了谋求新的出路，刘夷走向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刘夷投效伪国民政府后，很快就受到了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视。在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中，黄埔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将级黄埔生了。汪精卫为了培植自己的“黄埔”系，在召见刘夷时当即任命他为伪中央军校的学员总队总队长。不到一个月，又转任刘夷为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担负伪首都的卫戍任务，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刘夷类似的失意军人还有黄子琪、李寄梅、张海帆、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汪步青、邹平凡等人，他们或因战事失利，或因人事都是改任副职、参谋等职，属有职无权前途黯淡，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是民国时期著名高级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仕途颇为坎坷，他既是蒋介石的门生，又反过校长蒋介石，“自新”后加入军统，最后在戴笠的命令下，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受到了汪伪政权，尤其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重视。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竟然被破天荒地任命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保安处处长。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组建汪伪新军的骨干
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领土涉及十余省，归其指挥的军队也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实际真正听命于南京中央的却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汪精卫决定效仿蒋介石，建立起一支真正的、能够听命于己的军事武装力量。
建立军队，必先培养干部，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随即宣告成立。刘启雄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刘夷被任命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鲍文霈（十期）被任命为入伍生团少将团长，熊子浩被任命为入伍生团第1营上校营长。此外还有张海帆被任命为陆军督练处处长兼军士教导团团长，负责华东地区伪军的军事教育工作，并为大量伪军的基层提供优秀士官。有了军校，下一步就是掌握军队。
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曾经成立了一个警卫旅（1940年5月25日正式编成），旅长是保定军校毕业、曾在黄埔军校任过教的老将张诚，张诚久病缠身，不久就病死了，汪精卫便决定由刘夷来“担此重任”。
为了加快建军进度，淘汰那些旧军人，刘夷派人调查日军的哪些战俘营里有被俘的黄埔生，随后亲自前往劝说。最后说动了13名黄埔生前往警卫旅担任连、排级军官，这13位最先加入的下级军官后来又被戏称为伪警卫军系统中的十三太保。
不管如何，警卫旅的“黄埔军”总算是有了基层人马。一旦警卫旅编练完毕，便可根据需要扩编为师、军，乃至更高级别的单位。
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的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1942年9月，伪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任命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
（任子豪荐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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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博
来源：《今日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