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源不断的垃圾填埋带来的“垃圾围城”问题，把我国很多城市逼上绝境。在这种大背景下，知名媒体评论人尹卫国在《光明日报》刊文，呼吁各地政府加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此文随即引发知名环保人士毛达博士的质疑。毛博士列举了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诸多问题，认为垃圾焚烧应该缓行。本刊在此呈现两位的不同观点，供读者参考。
——编者
广州每天处理生活垃圾约2.26万吨，其中近七成作填埋处理，全市填埋场已接近饱和。经计算，2017年后，广州市的垃圾将无处填埋。（详见2015年7月1日《新快报》）
其实，我国许多城市与广州有着相同的垃圾之患。
垃圾填埋已步入死胡同
随着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土地资源紧缺，而垃圾产生量却越来越大，传统填埋方式步入“死胡同”。更何况，简单的填埋处理会对土壤、水质等产生严重污染，因为填埋的垃圾污染物要想分解，至少需要100年。
据了解，发达国家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变废为宝；二是对无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尽量实现零排放。而这两方面都是我国的“软肋”。
垃圾分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需要社区居民自觉配合。但目前我国许多城市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欠缺，嫌麻烦不愿分类。以北京为例，作为国内垃圾处理较好的城市，北京近几年累计投资几百亿元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但仍然赶不上垃圾增速。
此外，我国城市垃圾分类主要靠人工，效率低下，而一些发达国家已实现垃圾分类自动化，长了“眼睛”的精选设备能将有价值的垃圾分选回收，纯度可达90%，值得我们学习。
垃圾焚烧发电举步维艰
在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更是举步维艰。广州计划建设7座垃圾焚烧资源热力电厂，全部建成投用后，可基本解决生活垃圾的出路。但很多市民不愿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认为会产生致癌物二恶英。例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早在2009年年初就规划建在番禺区，却遇到市民强烈反对，只好被迫重新选址，至今尚未确定。
垃圾处理如何突破民意“梗阻”？这是对政府智慧及公信力的考验。垃圾发电，节约土地，变废为宝，绝大多数公众是受益者，但周边少数群众的生活则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政府在决策时，既要全盘考虑，也要注重细节，努力在维护社会公益性与争取群众普遍支持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增强共识，化解矛盾。
用补偿机制解决“邻避问题”
按照环保专家的观点，焚烧温度超过850度时，99%的二恶英会被分解掉；当温度超过1000度，二恶英就会全部分解。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都是高温焚烧，因此所产生的二恶英可忽略不计。既然垃圾焚烧对环境及公众健康无害，为何群众“老不信”呢？这说明我们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差，科普宣传不到位，亟待改进。
退一步说，即使群众相信垃圾焚烧无害，仍然会担心因监管不力而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政府要拿出切实可行的监管“利器”取信于民。再退一步说，即使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邻避问题”仍是普遍存在的公众心理，谁都不愿意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国外解决“邻避问题”的良策，是通过补偿机制让周边居民感受到利益平衡，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尹卫国 （知名媒体评论人）
（原载7月17日《光明日报》，本刊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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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王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