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
现代的头徽
在帽子上订上一个徽章，是一种特别的标识，这是头徽，现代更习惯于称为帽徽。说起帽徽，自然就比较好理解了，军士们的帽子上，或者一些特别行业的头饰，这是少不了的装饰，当然它可不仅仅是装饰。我没有用“帽徽”来做标题，是因为这头徽它不仅用于帽子，还可能用于头盔、发带等等。
在额头部位的标识，不论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什么纹样，我们都将它们作为头徽认知。当然本文讨论的头徽的源头，时代大体限定在史前，不涉及历史时期的情形，也不会涉及晚近的额花装饰。头徽这个题目有点冷僻，近些年虽然有所关注，但觉得资料不大丰富，所以一直未能下笔。最先在脑子里扎根的是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像，人面像的额头刻画有明显的标识，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它。后来注意到良渚和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有过一些思考，特别是近来又有了陕西神木石雕的发现，这才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理出一些眉目来了。
石峁遗址新近发现一批石雕引起广泛关注，刷新了以往的诸多认知。我先是注意到在一方人虎图石雕画面上，中间神面的额头出现了一个浮雕半圆饰，它的形状是底边大体平齐上边圆弧，立时觉得它与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半圆形玉饰形状相同。
良渚文化的玉半圆形饰也是冠面或发带上的附加装饰，据此观察这件石雕体现了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石峁及邻近其他遗址如芦山峁发现过良渚风格的玉琮等玉器，觉得良渚的影响一定波及到了河套地区。但后来又仔细观察了其他几块石雕画面，发现类似构图并非只此一例，显然只是用影响来解释就过于简单了。在第二石上一个神面的额头，也出现了同样的半圆形雕刻。
又在第三石见到左右相背的侧视神面像，额头位置也都出现了同样的半圆形装饰。这几例石雕表现的额顶装饰完全一样，说明它是一种固定的构图。当然同样类似的神面石雕，也有不见额饰的。不过在另外的石雕上，也发现有别样的构图，如在一件石雕头像的额头雕琢的是三个突起的圆点，而且还是斜向排列。
石峁的发现，让我首先想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及玉器纹饰，似乎感觉到了良渚文化影响的切实存在。这只是良渚文化影响的余绪，还是两地远程直接交往的遗存？交流是一定存在的，但这是什么性质的交流，还需要深入研究。因为这样的石雕不会是自遥远的东南方运来，应当是本地工匠所雕刻，那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浙江余杭的瑶山和反山的良渚大墓中，共发现7套半圆形玉饰组件，以4件套多见，仅有一例为8件套。有的玉饰上雕刻出了简化神面，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标识。
这半圆形玉饰，对于良渚文化而言，是一种小玉件，除了发掘亲历者，不大引人注意。半圆形玉饰出土时，多是在墓主头部附近，大体可以看出呈环状范围分布，所以发掘者研究后认定这是一组头饰，或者就是冠饰，良渚博物院在展览中画了复原图，以为它是良渚王的标配。
由可供观察的四座墓分析，我做过一个简单的复原，认为它们可能是缀在发箍上标识性的装饰。
受良渚半圆形玉饰的启发，让人又想到了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玉虎面。石家河文化出土不少玉虎面，可惜没有明确出自成人墓葬的例子。虎面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分圆雕形和厚片形两种类型，以片形多见。圆雕者形如玉柱，头顶至嘴部穿通孔。厚片者方脸，有尖卷耳，其中间有圆穴，表示耳窝，额头出尖，眉部有凸直线，宽直鼻，有上颌，无下颌。虎面构型非常精练，形体很小，半立雕，左右对称，大耳，眼分长圆两种。
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玉虎玉虎面都穿有系孔，可供佩戴。石家河文化还见到许多玉蝉，形体大小与玉虎面相若，也带有佩系的穿孔，有可能与玉虎面同样属于标识物件。
石家河文化玉虎面和玉蝉同良渚文化玉半圆饰一样，也可能都是冠帽上的额首装饰，在一些石家河玉神像的冠面见到了虎面图形。
在有些玉人和玉神像的冠面上，则见到几何形纹样装饰，可见对于冠面的标识当时是非常注意的。我们还注意到，在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罐上，有一例神面纹的额头，绘出了半圆形标识，应当也属于头徽。这个发现也非常重要，这是相当于夏纪年范围的遗存，表明中原在当时使用头徽确定无疑。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头徽的形状与石峁所见基本相同，但平边弧边的方向相反，这是明确的区别之所在。
石峁、良渚和石家河玉石神像人像额首冠面上的装饰，都属于头徽，称之为头徽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它应当就是头徽一类的东西。这一系列的发现表明，头徽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史前末期，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了流行风，它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头徽的流行，可能是在良渚时期形成的趋势。由于双墩遗址的发现，似乎说明头徽的出现还有更早的源头。1986年双墩遗址出土一件陶塑人头像，高6.3、宽6.5厘米，头像眉弓明显突起，双目圆睁，嘴唇张开，耳带穿孔。头像左右脸颊各有5个锥刺点连成一线，被认为是纹面。值得注意的是，额头上刻画有2个同心圆纹，这被定义为“雕题”。这所谓的雕题其实也应当是头徽，这件陶塑人头像出土层位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7300年，这是目前所知头徽出现的最早源头。
其实双墩这个头徽的源头，现在并不能完全确定，主要是因为材料单薄且只此一例。虽然如此，蚌埠双墩的发现却非常重要，我们相信陆续会有更多材料面世。
行文至此，准备打住，却偶尔想到了另一个发现。在年代稍晚的红山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证据。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一件陶人坐像，发现者描述人像头戴“平顶冠”，其实冠形比较复杂，平顶一词还不足以概括，不过让人更注意的是冠的前额位置贴伏有一横条状装饰，有明确的形状，但没有表现纹饰，这大体可以确定是头徽之类。
人像年代判定为距今约5300年，这与良渚早期年代相当或者稍早一点。如果扩展一点想象，红山人的头徽首选，可能是旋眼玉神面，也即是以往习称的勾云形玉佩。史前头徽的存在，是可以确认的了，虽然它的历史发展脉络还不清晰。后世见到的帽花、帽额，或者名为帽正、帽准的额饰，也许与早期的头徽具有一些内在的联系，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国有国徽，军有军徽，还有帽徽领徽之类，其意义不言自明，它不是可有可无的物件。
良渚文化戴有羽冠的神人纹
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头徽既是不同文化不同部族的象征符号，互相区别，一方面突显的是政体区别，又或者是军武的区别，这在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对立与对抗。这样的时代，可能文明已经确立了吧。
此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的考古人3N3N的公号：器晤。用心于器，晤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