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在“带路党”法正、张松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入主益州（包含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汉中大部分地区及缅甸北部，湖北小部分），并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蜀汉政权。自此，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格局开始形成。
不过，刘备阵营虽然将总部都搬迁到了益州的成都，但其在益州的统治基础却一直很不稳固，主要原因是刘备及其手下作为外来户，受到益州本地士族豪强的排斥和敌视。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刘备刚刚去世，蜀汉就爆发了由雍闿、孟获领导的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诸葛亮用武力强行镇压，但在整个蜀汉存续时期，蜀汉内部不同利益团体间的矛盾就一直比较尖锐。
然而，作为三国时期的另一大政权——东吴，其实也是江东士族眼中的外来户，可是东吴统治者孙权家族在江东的根基却比蜀汉统治者刘备家族在益州要稳固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东吴的奠基人孙坚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当时属于江东地区。但孙坚发迹于江西，他的创业团队核心成员都是来自江西和江北，即所谓的淮泗集团。所以在孙坚死后，其子孙策带着淮泗将领进入江东的时候，江东士族完全将他们视为外来户，他们所受到的排斥和敌意并不比刘备入主益州时候要少。
那么，同样是外来户，为何后来孙权家族能在江东站稳脚跟，而刘备家族在益州却一直受内斗的困扰呢？其实之所以造成这种原因，主要还是两者在团结内部力量上选择的不同方式所决定的。
蜀汉政权内部主要存在着三个不同利益团体，分别是：由益州本地士族豪强组成的益州集团；由原益州牧刘璋带入益州的东州集团；由刘备入蜀后带到益州的荆州集团。
在这三个团体中，益州集团财力雄厚，可是财大，气却不粗。因为在政治地位上，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只能垫底。益州集团手里拿着钱袋子，但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却掌握着枪杆子，这就注定了前者的被动地位。事实证明，荆州集团、东州集团都不打算让益州集团进入蜀汉的核心管理层。也就是说，益州集团在蜀汉的仕途是被彻底边缘化了。此外，为了防止益州集团凭借本地人的优势蛊惑人心，蜀汉决策层还专门为益州集团量身定制了很多法律条款来惩治心怀不轨的行为。
如果是光得不到权力，但也不用履行义务，那就忍忍算了。可是每次蜀汉发动战争之前，益州集团都是主要摊牌对象，拿枪杆子的人叫拿钱袋子的人为国出力，后者自然不能说不。
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法律上受打压、在经济上受盘剥，这就导致益州集团对蜀汉政权充满怨恨，他们巴不得曹魏的王师早日挺进大西南，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所以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而在东吴这边，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初孙策在带着淮泗集团入主江东的时候，也曾受到强烈排斥，孙策的方法是谁不服我，我就杀谁。虽然经过了一系列血腥镇压，但江东的叛乱局却面却愈演愈烈，连孙策自己都被仇家派出的刺客给刺杀了。
孙权当家后，很快就吸取了哥哥的教训。他积极采取拉拢江东士族的策略，不断让出权力和利益与江东士族共享。比如东吴的军权最初掌握在淮泗集团的周瑜手中，后来经过鲁肃（淮泗集团成员，临淮东城人）、吕蒙（淮泗集团成员，汝南富陂人）的过渡，最后交到了出身于江东四大家族之一的陆逊手里。连军权都可以让出，行政方面就自不必说了。
到了东吴后期，江东士族成了政坛上的主要力量。由于他们和东吴政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比蜀汉要积极很多。因此，蜀汉在263年被灭，而东吴却坚持到了280年。
从蜀汉和东吴在内部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队，要想凝聚内部力量，决策层就要舍得与人分享权力和利益，将敌人变成为自己人。一味打压和盘剥也许短期能满足自身利益，但长期来看却是一剂慢性毒药，迟早将会反噬自身。
参考文献：《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