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前夜的“谶纬”
二0一四年五月上旬，我有幸赴扬州曹庄隋炀帝陵和萧皇后墓发掘现场考察。对于这二0一三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扬州本地盛传“太子复仇，千年不晚”八个大字，原委是发现此陵的上海房地产开发商老总叫杨勇。与一千四百多年前，败于夺嫡之争、后被隋炀帝杨广杀害的废太子同名同姓。
当然，在现代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这样的话题充其量增加了一些南京至扬州一个多小时车程之间的谈资而已。但是，还原到古代世界，不论是西方（如雅典人奉为“最强大的女神之一”的Fama谣言女神信仰），还是中国（尤其是宋代之前），也不论是上层精英社会，还是普通庶民社会，或许遇上这样的巧合事件，就会引起他们知识、信仰世界不同程度的共鸣。
据正史《隋书》卷八十七《王令言传》记载，大业末年，隋炀帝欲离开帝都南下扬州（实际上正是他最后一次的“不归之路”），本欲扈从随行的王令言的儿子，正好在户外弹胡琵琶《安公子》。王令言听后唏嘘流涕，极力劝阻儿子随行，并透露了一个秘密—“帝必不返！”儿子惊问其故，王令言才说道：
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为什么琵琶曲的宫（Do）、商（Re）等纯粹的音乐符号能够预言隋炀帝的被弑杀之谶？在中国中古世界，这是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呢？类似的问题，在复旦大学孙英刚的新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四年版）中均有精彩的分析。
一
《神文时代》是中文学界第一部系统讨论公元六至九世纪谶纬思想的上佳之作。荣新江先生在此书《序言》提及与谷川道雄先生的一次对谈，明确指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忽略了宗教层面的分析（《序》，1页）。而孙英刚《神文时代》其实已经自觉地置身于近代中古学术史的巨流中，不仅仅对于内藤湖南，甚至是对陈寅恪之学说都有修正和发微的重大价值—因为这些中日治中古史的前辈大家，似乎都对社会下层、边缘、“旁门左道”关注欠缺。书中提及：
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注重官制、种族、门第、人群等，而将受命、谶纬、礼制、帝号、祥瑞、音乐等等，视为“文饰之物”。这似乎也是不能和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结果。（168页）
初读之下，颇为惊讶，但籀读完全书，当可知如果按照冯友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分类，孙英刚已经把内藤、陈氏学术“接”上了一大截，而且是前辈学者遗漏的重要一大截。该书以三大板块—上篇“天命与预言”（共四章）、中篇“祥瑞与灾异”（共四章）、下篇“历数与历术”（共三章）及书评一种构成。每一篇下面的具体章节，大多为既可独立成说，又具有潜在学术关系的论文。“以往常被政治史和思想史所忽视或低估的阴阳灾异、天文测量、五音音律、形法堪舆、星占气象、年历之学”（《绪论》，1页）都被孙英刚在中古史的系谱上重新梳理一过，使得不少常见的史料“焕然一新”。
暂不提安居香山等国际学者，仅看大陆学界，早在一九八八年，徐兴无先生的研究生论文即是“汉代谶纬学”，许多年后成书为《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二二年版）;而另一位学者吕宗力对于谶纬的研究，也集中在周秦两汉一段，如《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相对于这两位中年学者对于谶纬“滥觞时代”的研究，《神文时代》则把视角聚焦到 “消亡时代”前夜的谶纬学说—也就是公元六至九世纪，一度主宰过中国大地，而今几被遗忘的信仰与知识。
二
郑樵《通志·艺文略》说：“谶纬之学起于前汉，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关于谶纬的名与实，分开来看，“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合起来看，则在目录学上统一在经学之下。《神文时代》一书中将其比附为西方术语，“谶是Prophecy，纬是Apocrypha”（2页）。
谶纬见于文献著录，最早是南齐王俭的《七志·阴阳志》。汉唐之间的帝王、野心家与普通知识人、庶民等，对这套知识话语非常信奉。如西汉末年，灾异不断，社会上盛传汉朝天命已终结，应重新受命。汉哀帝为保证其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居然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而这种“太平”的思想，延绵到北朝隋唐儒家和道家多种思想内核中。孙英刚将其总定义为“神文（sacred texts）时代”，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判断。
不过对谶纬文献而言，其“魔鬼终结者”（Terminator）就是开头提到的隋炀帝，《隋书经籍志》云：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均对有政治预言性的谶纬之说十分忌惮（尤其是负面预言）。但实际上，短暂的隋朝并未能全面禁止谶纬。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唐人所修《五经正义》中屡屡引用纬书。《唐律·职制律》就明确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禁谶不禁纬。然而，我读毕《神文时代》一书，颇为怀疑唐代的禁谶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贞观十七年凉州瑞石上所书谶语“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云云。众所周知，李治能被唐太宗李世民和重臣们共立为太子，完全是李承乾与李泰夺嫡之争双双失败后的妥协物。尤其是在李泰被废后，追随者实力仍存;李承乾的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对此，孙英刚分析道：“当务之急乃是稳固李治的太子地位。在神学思想泛滥的时代，利用超自然力量，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
“千年太子”之谶，虽然与儒教的皇帝万岁、太子千岁有关联，但与西方《圣经》系统的“千年王国”（Millennium）也存在暗合之处。十几年前的“千禧年”一九九九年，也是一个跨越千年的门槛，依稀记得西方有好几个邪教组织就宣扬末日审判就要来了。轻松一点，当年则有好莱坞巨星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大片《末日浩劫》，英文就叫End of Days。那么，这种思想根源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西方才有？孙英刚指出中国中古佛教大乘经典的正法灭思想，也有极其类似的说辞，宣扬拿起武器进行护法圣战，与弥勒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弥勒千年王国思想。“隋唐以后的民众起义，很多都与弥勒千年王国有关，比如红巾军起义、白莲教等。”（130页）关于上述这一点，我在新书《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版）也专门有一章《末法期的降临》，谈到这种中国中古的思想，一直弥漫到新罗、百济、日本等东亚文明圈的其他国家。
《册府元龟》卷九二二记载唐玄宗开元初年，流传过一段“谶语”：
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
“新佛”、“李家”、“刘家”这看似谁都能读得懂的二十余字的大白话，其实与中古政治史的几大命题紧密联系。孙英刚以出色的史料拿捏能力，将这一话题中涉及的“弥勒未来佛信仰”与隋唐之际刘氏与李氏政治谶纬的含义，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爬梳。书中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中国南北朝隋唐的弥勒信仰即是其中之一种。书中又提到弥勒信仰分“上生”和“下生”两种，后者“则相信弥勒会在未来下生现实世界，建立人间净土。下生信仰，就为现实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146页）。典型例证就是北魏以来的“月光王”或“月光童子”之谶。而孙英刚又极其敏锐地注意到，公元六世纪以来，一大波以弥勒信仰起义的领袖都姓刘，如沙门法庆（俗姓刘）与其妻尼惠晖、他麾下的“平魔军司”李归伯……可见“李”与“刘”在中古前期都具有相当的民众信仰基础，本不对立。然而当李唐获得天下后，对另一支与弥勒信仰融合的“金刀之谶”—“刘氏当王”则进行了最大范围的扑灭。孙英刚认为，隋末群雄之一的刘黑闼就是“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对立的开始（149页）。
如果允许说句题外话，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武侠小说大师黄易，其作《边荒传说》（华文出版社二六年版）就将上文提及的法庆塑造成修炼得“十住大乘功”的淫乱恶僧“大活弥勒”，与其妻尼惠晖大肆屠杀南北朝武将与武林人士。或许黄易在创作之初，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北魏至隋唐的弥勒“新佛起义”信仰。
三
在《神文时代》全书十余章中，超出中国中古史进而具有东亚学术史整体关怀的，是下篇第二章《“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七至九世纪的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
一九六二年初春，竺可桢拜访陈寅恪，回家在日记中写道：“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宅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据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程一览》，有一项即为“年历学及中国古天象年历”（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二一年版，123页）。虽然前辈大家屡有提及，但也许由于本身释读的难度与观念的牢笼，“年历学”，尤其是结合历史实际话语的“年历学”在文史研究中非常薄弱。孙英刚说：“所谓时间，在大多数语境中并非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人们出于社会、宗教、政治、商业等目的构造出来的社会概念。”可谓是理解中古史一精辟妙诀。
在大唐帝国的显庆二年（六六一），岁次辛酉，数州纷纷上表称有神龙出现。唐高宗因而改元，新年号定为“龙朔”。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唐王朝进行了政治、制度、礼仪、思想诸多层面的眼花缭乱式的大改革，为什么呢？不少学者利用“倒放电影式的推论”（346页），认为是武则天登台前的一场序幕，是武后掌权的标志云云。其实，孙英刚敏锐地注意到，龙朔年间离武后称帝尚有三十年的时间，此间一定有其他的重要原因，而它却被掩盖在中国中古的历史中。
接着孙英刚采用福尔摩斯破案式（或称之为“狄仁杰断案式”更妥帖）的层层细致分析，指出“龙朔改革的思想源头，即植根于纬学的‘辛酉革命’思想”（347页）。并通过对日藏文献三善清行（八四七至九一八）的《革命勘文》之梳理，得出了现已亡佚的《易纬》中一种中国中古非常信奉的谶纬学说：
《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中略）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
古代统一大帝国的君主是非常害怕“革命”的，尤其是处于公元六六一年前后的唐高宗，他面临的境况几乎和隋炀帝有些类似：同样是对朝鲜半岛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在此谶纬思想下人心浮动的社会大众。于是在公元六六四的甲子年，唐高宗又一次改元为“麟德”，希望以两次改元来分别破除“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之谶。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唐高宗一定会清晰地联系上一个甲子发生的、令他不寒而栗的事情：隋朝五八一年建立，六一年辛酉革命（隋文帝根据精通谶纬的太史令袁充建议，改元“仁寿”），六四年甲子革令（隋炀帝登基），六一九年即迅速灭亡。虽然唐高宗处心积虑地更改年号、制度，事实上改元麟德后约两年，宿敌高句丽被彻底击灭，但即便如此，这一谶纬学说，似乎还是在大唐帝国再一次应验。对照隋朝，唐高宗六六一辛酉革命，六六四甲子革令，上距隋朝灭亡不过短短四十年。但六八九年，唐朝也亡国了—武周成立！
日本传承并信奉中国中古谶纬、术数之学。二一三年冬天，平田昌司带我去看“天理图书馆八十三周年纪念展”，隋代精熟阴阳谶纬的萧吉《五行大义》之天平抄本就呈现在那里，我注意到卷末钤了一方战国古玺文印“天下无双”。可见彼时日本人对此之热衷。
同样的，彼邦对于“辛酉”之年也有异常的关注。此点最早被日本东洋史学的鼻祖那珂通世看出，他说“辛酉革命”等纬学思想构建了日本古代史（《那珂通世遗书》所载《上代年纪考》，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一九一五年版）。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孙英刚书中进一步举例分析，如桓武天皇（七三七至八六）“用沾满血腥的双手为自己夺得了天皇的地位”，“特意将即位时间定在了辛酉年即七八一年，并且在三年后的甲子年也即七八四年强制迁都长冈京，这正是对谶纬‘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主动运用”（352—353页）。
从该章可以看出《神文时代》整体上一个重要特色，即是对域外汉籍的高度重视与利用。这种重视和利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文献学”的辑佚和补遗范畴。孙英刚说：
如果我们排除现代理性的傲慢，回归古人知识世界的内在逻辑，将看似荒诞的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等思想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可以增进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甚至使原先勾画的整个历史画面发生动摇，乃至面目全非。（344页）
这种“前理性主义”时代的转折点，我认为依旧是唐宋之际。据包弼德（Peter Bol）《斯文》一书的分析，唐宋之际知识人就从神学的光芒中解放出来了。比如中古碑版墓志里面，尤其是东汉的碑文，形容一个士人学问大，一定会说“深明典奥，谶录图纬”类似的话。但如果明目张胆说一个宋或宋以后士大夫精通谶纬，实在很难想象这是褒奖之辞。
剑桥大学李约瑟《中国科学文明史》第二卷第二章《天学》中很早就注意到，木星与土星每隔59.5779年就在天空同一点相会，合于中国的“一甲子”;而木星、土星、火星每隔516.33年也会合一次，所谓“五星会合”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就都得到了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二二年版，206页）。这样看来，从李约瑟、那珂通世、竺可桢、陈寅恪直到今天孙英刚的研究，孰可谓不“科学”呢？
四
本书的其他章节，如分析“洛阳无影”还是“洛阳侧影”（上篇第一章）;上文所提隋唐音乐与谶纬的关系（中篇第一章）;作为恶之化身的“五色大鸟”与极其类似的善之化身凤凰（中篇第二章）;“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什么采取“无年号”的方式（下篇第三章）……无一不蕴涵了作者原创性与前瞻性的学术追求。
台湾谶纬学的大家陈槃先生曾经指出，《河图》和《洛书》是谶纬文献的鼻祖，此后的谶纬皆由此中化出。《河图》多由天龙负出，《洛书》则常被地龟出土而现。如《孝经援神契》云：“天龙负图，地龟出土”等等，是典型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统计，天龙负《图》和洛龟背《书》的类似句子，在谶纬文献中出现了一百六十三条之多。
谶纬这门学问，有时是“天龙”飞于云端—对其脉络极难把握;有时又如“地龟”潜于岩土之下—对其文献构成极难梳理。即使是可见的传世史料，也需要聪明勤奋的学者剥离它身上的“泥土”。
我与孙英刚定文字之交，缘于四年前的唐长孺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纪念会，当时我提及了一篇利用日藏唐抄本《文选集注》来探讨隋唐间“中层学问世界”的文章。缘于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唐及唐以前），不应该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或上层士大夫的学说概括，而应该包含积淀在“中层学问世界”和社会庶民大众思想深处，那些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与观念。谶纬，无疑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孙英刚书中说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与信仰，只有充分理解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事件本身。”（203页）而他自己，也真正是置于南北朝隋唐知识人立说的同一境界上，用一篇篇具体而微的个案分析，为我们展示了China’s Golden Age（借用Charles Benn一部谈唐代中国的书名）中，那被宋以后知识人所逐渐遗忘的一面。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孙英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作者：童岭
来源：《读书》2015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