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师道之争
唐宪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年）柳宗元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此书信起于韦中立，希望以柳宗元为师，讨论何以为文章之事。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就讨论何以为文的问题做了答复，对拜他为师的问题做了否定。其云：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韩愈写《师说》应是贞元十七年（八一年）的事，那一年春天韩愈在京师，夏天去洛阳，秋天又去京师，次年春夏之交再去洛阳。这与柳宗元所言“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的状况相符。韩愈为什么在那时热衷于与张籍、李翱等以师弟子相称呢？他在贞元十八年（八二年）的《答李翊书》中称：
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耶？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
这是他表示自己不同于待用之器物，朝廷能用己，则为政施诸人，不用则授徒讲学，垂诸文字。授徒讲学，作文字，都是一种造势的行为，扩大自己社交的圈子。从当时韩愈的书信中，亦可知其社交的圈子相当广泛。其云：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己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与崔群书》）
韩愈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如此广泛的社交圈子，当然会招忌。柳宗元所言“世果群怪聚骂”，在韩愈的书信中，也能得到印证。他在《答冯宿书》中说：
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
他在书信中说到“君子不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可见其态度是我行我素。从他“不一至贵人之门”这句话，可见其交往的圈子都是一些尚未考取进士的士子。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找韩愈讨论文章作法呢？因为他开了古文运动风气之先，自然有后进之士子向他讨教作文之方法，写文章出了名，向其讨教的人自然多了。《新唐书·韩愈传》亦称：“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子弟’。”而在韩门子弟中，若李翱、张籍、皇甫湜，“亦皆自名于时”，扩大了韩愈的社会影响。
韩愈是如此，柳宗元也是当时文章之大家，登门求教者何尝不是如此？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
秀才足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
为什么师弟子的称谓在当时犯忌呢？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栗栗不敢暇，又不敢自谓有可师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足当也。……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
若执弟子礼，那就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了，这个相互关系就复杂了。柳宗元在《与顾十郎书》中说：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缨冠束衽而趋以进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则恶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难也。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势异，则电灭飙逝，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己也。
接着柳宗元以顾十郎之父顾少连为例，顾少连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进士六十人，诸科十九人，出于此科者皆为顾之门生。其云：
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执事试追状其态，则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间招众口飞语，哗然诪张者，岂他人耶？夫固出自门下，赖中山刘禹锡等，遑遑惕忧，无日不在信臣之门，以务白大德。
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贞元九年（七九三年）的进士，出自顾少连门下。在顾少连的门生中，知恩者还是少数，大多数都是权衡利害关系，而柳宗元自己切身的体会，那就更不一样了。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讲自己当年的情况云：
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
柳宗元有了那一番遭遇，当然对有人求其为作文之师者，就不能如韩愈那样勇于担当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找柳宗元讨教文章作法，因其文名在外。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我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以应之，则大臣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以文取人，是当时流行的取士之途，他自己也是靠文章起家的。
他贬谪永州以后，仍以文章显于世。而韩愈与柳宗元这二位执文章牛耳者，在许多问题上，如关于历史修撰上的争论，在《毛颖传》这类俳文上互相支持，对提高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亦有影响。从他们往返的书信上，亦可知其书信文章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其传播相当广泛。如韩愈的《进学解》与《毛颖传》，柳宗元都辗转得悉，可见他们的文章一出，便在士子间广泛流传，成为当时士子作文之范文。如果从这样的视角看韩愈与柳宗元关于师道的争论，实际上是扩大了他们在当时士子心目中的社会影响。
韩愈的《师说》作于贞元十七、十八年之间，他是堂堂正正主张恢复为师之道，提倡师道之尊严，指责师道之不传久矣。其文讲的为师之道，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传道，指为人之道，古人是讲修己治人之道。师者，要能为人之师表，讲究自己的德行。治人是讲为政与管理。授业，是为六艺及作文之道，即章句与文辞。在柳宗元看来，孔子是授人以道，而马融、郑玄只是章句之师，今世固不少章句师，能如孔子那样传道的人则高不可及，而章句则又是言道之入手。解惑，是指解析修道与读经中之疑惑。为师之条件，不在于身份的贵贱和年龄高低，而在于闻道之先后。
那么为什么会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情况，一旦以师弟子相称便会引起众人的嘲笑呢？韩愈在文中说：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这中间巫医乐师百工，因授艺的关系，历来师徒相称，相沿为习，同时孩子幼年启蒙之教育，历来亦是择师而教。自古以来，就有君子易子而教的传统。为师者既有如何为人之道的教育，但更多是指章句文辞的教导，师弟子关系很明确。但士大夫之间的师弟子之相称包含着名分关系，往往是门派关系的前身，这是引起他人“群聚而笑之”的原因，在这背后是仕途的竞争。韩愈讲：“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写《师说》，从道理上讲没有错，但这次由师道问题引起争议之背后的实质并未说清楚。
柳宗元写的《师友箴》是针对韩愈《师说》而言，那是求其实，不必一定要讲什么师生之间的名分。《师友箴》序云：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此序文是讲当时现实生活中师友之间的实际状况，称师弟子关系便受人嘲笑，交朋友讲利害关系，不讲道义，结果是为人之道义被离弃，这是社会的通病。其箴文云：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牙指鲍叔牙友于管仲），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耻是指管仲，虽有缺陷，鲍叔牙仍以之为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不忽。
为人没有师友不行，认师交友，以道义为先，不是利益驱动。符合道义，可以与佣丐为伍。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有地位若公侯者，亦与之保持距离。在师友关系上，社会风气之所以败坏，道义之所以离弃，是因师友相交不以道而以利。问题出在利益驱动，而这一点也正是柳宗元之《师友箴》高于韩愈《师说》之处。问题不在于名分关系，而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竞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结果是财富的加速流动，浸润人际关系，加剧了世态炎凉，道义尽失，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便是加剧道义的沦丧。今天读韩愈的《师说》与柳宗元的《师友箴》，能启发我们的仅此而已。不是不要利，利益交换与为人之道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二者关系混淆，要承认高于利的道义才是为人之准则。
韩柳关于师道的这一番议论，放到历史上考察，它开启了宋明士大夫书院讲学风气之先，而士大夫的讲学授徒，实际上为议论时政开了一个口子，毕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值得肯定。
作者：朱永嘉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