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小说证史”：从对抗走向和解
学界通常认为英美在近代发展出了一套妥协的政治文化，而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左右对抗的激进政治文化则延续至今。的确，在十九世纪很长的时间内，大革命远没有穷尽其动力，旧制度复辟的危险随时存在，大革命与旧制度时常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结束革命动荡，使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扎下根来，是自热月党人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和明智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需要弥补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断裂，把法兰西民族两种对立的历史拼接起来。这就要求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实现和解，在极端保王党人与波拿巴主义者之间实现和解，在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实现和解，在右翼与左翼之间实现和解，在旧制度的法国与大革命的法国之间实现和解。在十九世纪，各种和解方案争相出台，有的失败，有的成功，有的毁誉参半，爱情、妇女、宗教、历史充当了和解的说客。总之，从拿破仑签订《教务专约》，到路易十八接受《一八一四年宪章》，到七月王朝走中庸派路线，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妥协精神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和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的《小说证史》，选取法国十九世纪九位作家的十三篇小说，从斯塔尔夫人的《黛尔菲娜》开始，以阿纳托尔·法郎士的《榆荫道》和《柳条篮》结束，中间邀请巴尔扎克、司汤达、乔治·桑、雨果、巴尔贝·多尔维利和左拉的作品为伴，透过一个个典型人物阐释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十九世纪经由冲突走向和解的过程。
巴尔扎克的《老姑娘》通过两个既互相敌视又极其相似的人物，讲述了复辟时期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斗争。德·瓦卢瓦骑士代表传统的一方，他参加过舒昂党叛乱，穿着过渡时期的装束，怀揣着对王室的纪念，像是旧制度的活化石。杜·布斯基耶代表革新的一方，他穿着革命时期的服装，平庸粗鲁，唯利是图。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竞争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对富甲一方的老姑娘的争夺上。骑士由于深受贵族的轻薄所害，在梳洗打扮上耽搁了时间，让杜·布斯基耶抢先几分钟向老姑娘求了婚，大革命战胜了旧制度。但杜·布斯基耶获胜之后不忘和解。他与老姑娘结婚后，把科尔蒙府邸修缮一新，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让“宣誓派教士”和“倔强派教士”握手言和，把科尔蒙的沙龙变成贵族和资产阶级聚集的场所，邀请各界名流各抒己见。
在巴尔扎克的另一篇小说《古物陈列室》中，新旧法国的冲突再次出现。德·埃斯格里尼翁老侯爵的儿子维克蒂尼安生性放荡，他在巴黎花天酒地，伪造票据骗取金钱，最终面临牢狱之灾。是否应该对维克蒂尼安进行审判呢？这时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贵族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名门望族的荣誉，甚至是国王本人的荣誉，要求宣告维克蒂尼安无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牵涉的不是贵族阶层的利益，而是法国本身的利益，应该遵循《一八一四年宪章》的精神，保证公民平等，消除等级特权。最终特权一派获胜，维克蒂尼安在免予起诉的判决后重归自由。但是他为了偿还账务，被迫与门第低的人结婚，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实现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和解。
《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身上体现了法兰西民族两种不同版本历史的冲突：他的外祖父是极端保王党人，父亲当过拿破仑的上校。外祖父把女婿当成强盗，剥夺了他对马吕斯的抚养权。于是，马吕斯从小跟着外祖父出入于极端保王党人T夫人的沙龙，受到的是极端保王党人的思想熏陶。直到父亲病死后，他才知道父亲曾经深深地爱着他，之所以把他的教育交给外祖父是因为受了要挟，因此他理解了父亲的慷慨和英勇。于是，他贪婪地去了解父亲跟随拿破仑大军驰骋欧洲的足迹，对拿破仑充满了敬仰，皈依了波拿巴主义者，后来浸染了共和主义思想，投身到街垒战中。但他不愿意接受这场革命，不由自主地拥护七月王朝，他想中止革命，停下来歇歇脚，放弃政治冲突，追求个人幸福。让马吕斯困惑的是，谁才是这自相矛盾的法兰西民族历史的继承人呢？法兰西民族的这两种传统是否能拼接到一起呢？《悲惨世界》的结尾展现了这种愿景：外祖父接受了民主时代，马吕斯依照旧制度的仪式结婚，街垒战老战士遵守资产阶级秩序。这个结尾恰恰反映了七月王朝的中庸之道。这个政体是半途而废的革命的产物，是君主制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它想彻底埋葬大革命，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寻求连接点，把法国历史上的两种传统拼接到一起。
在法朗士的《榆荫道》和《柳条篮》里，没有确定的空间，没有显眼的人物，没有瞩目的事件，剧中的角色像是一群人偶，他们没有灵魂，命运没有交织，时刻都在独白。奥祖夫认为，沉默匿名的外省和平庸无聊的人物正是为了凸显法朗士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观察，这就是“不变”：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有连续性，甚至是等同的。一八七六年的军事法则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法令汇编。在共和国的军队里，对上级动粗的士兵要处以死刑，这是源自旧制度时期军官与士兵不出自同一个门第的观念。共和党人接受了旧制度下不平等的观念，教权主义者坦诚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因此，将共和体制稳定下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不是一项大刀阔斧的革新，相反，这是一个平庸宽厚、政绩平平、软弱无力的共和国。正是这样一个共和国终结了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完成了法兰西两部完全对立的民族历史的对接。
总的说来，和解的结果利于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原则被逐渐抛弃。金钱成为沟通不同等级的桥梁，成为社会平等的基础。金钱能征服最倔强的群体，《吕西安·娄万》中的德·桑莱阿尔侯爵一得知燕麦涨价了，就放弃考虑君主制的原则。《古物陈列室》中的维克蒂尼安、《贝娅特丽克丝》中的马克西姆·德·特拉耶和《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均与门第低的资产阶级家庭联姻。金钱能让银行家与国王平起平坐，能让证券投机商和名门望族欢聚一堂。
但是奥祖夫还没有来得及花费多少笔墨颂扬资产阶级的胜利，就笔锋一转，批判起资产阶级社会的拜金、庸俗、卑劣和无聊。她借用小说中那些迷恋十八世纪生活的老贵族的眼光指出，要实现和解，人们必须放下成为英雄的梦想，放弃对旧制度举止风尚的癖好，接受这个粗俗的时代，就像吕西安·娄万一样，为了融入七月王朝那个社会，他必须学会伪装，做到口是心非，经过严格的“入会考验”，把自己历练成一个“无赖”。
然而，正是这种现实的力量、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让人们放弃空洞的自然权利，忘记僵硬的等级界限，接受灵活的处事态度。最终，复辟被避免了，革命被化解了，纠缠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斗争缓和下来，共和民主制度终于找到了可以安全停泊的港湾。尽管这个体制并不完美，但它坚固得足以抵制后来德雷福斯事件带来的震荡，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离不开妥协的话，法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十九世纪法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善于对抗的民族只有学会协商和妥协，才能真正地从革命走向民主。
通过小说淋漓尽致地呈现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对抗走向和解的过程，精辟犀利地诠释后革命时代的法国政治文化，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奥祖夫近些年来倡导和实践的小说证史。在中国学界，小说证史属于文史互证的一种类别，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奥祖夫的小说证史与中国学界的小说证史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小说和历史的相通性，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家能比历史学家更好地呈现和理解历史。在 《小说证史》的导论中，奥祖夫对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功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她认为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双重特性，它既与旧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担负着解释新法国的任务，因此可以成为协调新与旧的一个场所，适宜于描写新旧混合的现象。小说更易展现人物心灵的奥秘，小说在讲述典型人物和故事的过程中更能呈现真实的社会，小说的叙述能快能慢，能进能退，能更好地把人物和家族置于历史的中轴线上。
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是，奥祖夫认为，小说不仅呈现历史，而且亲自促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和解。小说反对固定不变，不相信人类幸福会永存下去，也不相信乌托邦式的公社生活。它总是把故事设置在带有浓郁乡土印记的地方，使家族世袭根植到历史之中，赋予小说主人公一种顽强的个性，将他们态度暧昧甚至表里不一的真实一面展现出来。这一方面使读者加强了对真实世界的体验，明白了事实与希望之间存有鸿沟，从而放弃对乌托邦的幻想，卸下改造灵魂的自负。另一方面，还使读者认识到传统没有灭绝，过去仍然对现在施加淫威，促使人们寻找过去与现在的和解之路。因此可以说，十九世纪法国的小说熄灭了激进革命的火焰，识破了乌托邦的虚幻，培育了后革命时代温顺恭良的国民精神，促成了具有和解精神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小说证史：介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十九世纪》，莫娜·奥祖夫著，周立红、焦静姝译，商务印书馆即出）
作者：周立红
来源：《读书》201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