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与古典
一
爱上“古典”二字的青年人很多，但他们所爱的心愿千差万别。爱听京剧的人会把唱念做打的味道视为“古典”，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德奥音乐也是某些人眼中唯一的“古典”，穿汉服、弹古琴是古典，甚至经济学教材中也有一章冠以“古典”之名。这些命名当然都有其道理，在日常语用中，纵使带来误解，经过解释，人们也能明白：“哦，你说的那个‘古典’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但既然分享同一个共相，这些具体事物之间应当有某种联系。比如，时间上的“古老”和品质上的“典范”。
如今，谈到学术中的“古典”，人们通常想到古代汉语、文献学、古代史等现代学科。在中国，西方的“古典学”一度遭到冷落，如今则方兴未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抛弃僵化的现代学科壁垒，回归到更为宽广且意义深远的经典研读当中。在“古典学”的框架里不再有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区分，中西方历史上古老的、值得奉为典范的著作和人物，都将是热爱学术与思想的青年们关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古典”成为一种当代的学术范式转换，其中包含了理论、方法和整体精神面貌的变革。
要知道“古典”能吸引青年人的原因，首先要问一问“青年”这个名目究竟指的是什么。近来，在题为《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的对话当中，学者汪晖看到，“青年”本质上是一种“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生命召唤，认为每一代的青年人应当有某种“时代意识”，与旧有的政治断开，开创新的历史景观。在“五四”《新青年》的时期，新的政治意味着提出新的问题，立出新的法度。如果“青年”是汪晖描述的那样，那么，“古典”似乎天然与向往“革新”的青年人不和……但汪晖提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的追溯反而开启了欧洲文化新局面一样，新一代人对“古典”的追求总是对前一辈人文化领导权的颠覆。也就是说，无论喊出的是“打倒古典”还是“复兴古典”，其目的都是甩开当下已经丧失活力的旧传统、发明新传统。这一点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如果有学者出来说“回归古典”，我们都会明白其中有个隐含的大前提，那就是“我们在现代的语境之下，在面对未来的语境之下”。没有人真心想要回到古代。所以，用“回到古人的生活状态不切实际”的理由抨击这类学者，当然是不得要领的。要质疑他们，首先要追问：对“古典”的重新恢复，是否尊重“古典”的真实情况？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真实并介入当下生活？从事古典研究的青年人要有时代意识，也要有大地的根基，进而必须经过这一基本检验。我们不妨把汪晖笔下的“青年”问题理解为一个与“古典”息息相关的哲学问题，从生活状态、生命气息的角度考察其中蕴藏的深刻意涵。
二
如今，学界种种披着古典外衣进行思想输出的旗号层出不穷，我们当然可以从中体会到各式各样的意图。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一方更能够吸引青年人，而是哪一方的确更加贴合古典传统的真实内容，并忠实地传达先人的宝贵教诲。那么，“古典”应当如何真正进入“青年”，成为一种未来向度的精神动力，也就成为一个问题。
在西方学术与思想的整体语境当中，“古典”首先指涉“高贵”。然而，这样一种指涉本身也是非常“古典”的。大部分现代人不会真心认为古人说的就一定比现代人高明。确实，“从来如此”未必是正确的。但“从来如此”至少是久经考验的。现代人则费尽心机、穷尽一切例外的情况，试图说明，无法达到数学与统计学程度精确的古老学说，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当然能找到许多理由说明现代人未必不如古代人聪明，甚至可能更聪明，比如亚里士多德不知道女人牙齿的确切数量，等等。总之，古典的教诲与实践未必比现代人的判断值得信赖;现代人或许比古人还要成熟、有智慧。
在这个语境之下，现代的古典学研究基本上放弃了从古人那里寻求真理教诲，转而整理莎草和石板，把古代的学说翻译成现代文字，安置在图书馆里作为语言教材或“文明遗产”。这一般意味着让古典学问成为与兵马俑、法老棺椁一样的展品，也就意味着，古典的资源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更多的是一种宠物或鉴赏，开心时以之为乐，有其他新欢时就藏之名山。许多人在这个意义上爱古典，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把敬畏仅仅理解成了礼貌地敬而远之，而非渴望去融入更高层次的心情。要达到敬而远之的效果只需要“古老”，而经典的当代伦理效应则成了次要的考虑。
现代古典学在这个层面上“古”而非“典”。古典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兴起的现代学术，受到启蒙精神与科学思潮的影响，其方法和价值取向都带有科学、中立、实证的特征。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氛围大相径庭。这种现代古典学的逻辑有着深刻复杂的结构性起源。和中国中唐时期的复古派一样，西方的古典研究传统背后曾经有极强的立法意图。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热爱本质上意味着对现世生活、对新的思想与制度的热爱。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古典学者如温克尔曼、歌德、施勒格尔等依然致力于推进复古开新的进程。然而，在二十世纪初，尼采在《历史学之于生活的利与弊》的文章中宣布“古典学”已经走向了颓废。的确，我们现在看到，随着某种关于“历史终结”的经验感—通俗地说，就是觉得战争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资本市场和代议民主制能保障一切欲望和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全方位追求美好生活的那种感觉—普遍成为现实，古典学一开始具有的目的论和立法意志渐渐消弭无形，对古典的研究开始片面为当代的“政治正确”服务，或是向神秘或审美的消极癖好转向，走向“为学术而学术”。当代某些青年古典学人在给学生或朋友传授心得时会说，我们今天学习荷马、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是为了更好地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只是“反思”，而不是遵循、效仿。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现代古典学的信奉者都实际上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像雅典市民那样完全依据荷马笔下的法则行事，而是应当将一切置于“我”的理性分析当中。但这里的“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意志，而是一个消极的、事后的、反思性的总结者，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是现代古典学。
由于将一切问题的基础奠定在了中立科学性之上，现代古典学不会创造“典范”的礼法效应，进而对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似乎不再负有直接的责任。不难想象，这种学术风气会让追求荣誉和灵魂卓越的青年人垂头丧气。他们亲近古代经典、阅读英雄史诗，本来出于一腔热血，渴望学会修炼灵魂的法门，让自己的生命品质得到提升。但“古典学”的科学中立倾向使得这种意图无立锥之地。
诚然，不以高贵和至善为目的的纯粹学术研究如今当然是合法的。但对一位古典学者来说，这么做并不划算。任何一个客观公允的古典学家都应当意识到，既然自己选择了这一志业，就应当相信，保持谦卑的姿态阅读经典，可以学到更好的东西，可以朝更高层次的状态迈进。现代古典学家如果足够自信，就应当将古典的教诲切切实实囊括到自己的生命体验里，否则他学习古典，就容易陷入一种虚伪的分裂。这不是说自由主义或者其他更加激进或保守的逻辑本身都不值得在当代坚守，而是说，这些现代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状态是否能够通达最终的幸福，依然仰赖未来机运的考验;而古典教诲则已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相较之下，这些教诲更为可靠。至少，古典学家应当从事的工作是，将现代的种种伦理尺度与古典的伦理尺度进行对照，展开一定程度的反思。
进而，只要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承认人人都有追求自我成全的生命意志，我们就得承认，在当代，从事古典学研究、积极学习古典的伦理精神并以之指导生活实践，是一种相当值得考虑的人生道路。至于我们所追求的至善、高贵和幸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还要借助对现代体验的综合把握来得出结论。这种带有“古今之争”视野的古典学研究，当然不同于纯粹的好古癖，而是一种积极的、开创性的灵魂锻炼。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回应汪晖的质疑：
今天这个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趋向于保守的时代，看起来也趋新，但是它比较保守，保守表现在他去挖掘传统，但是在挖掘传统的时候，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
在今天，社会的道德尺度愈加宽泛，层出不穷的新伦理学问题开始对每一个知识人提出挑战。在这个语境之下，古典学知识应当如何提供新的能量，为个人和社会的现实生活服务？这是学习古典学问的青年人应当沉思的大问题。
某些现代古典学家会说不该过早地谈论“创造”。的确，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一度因为某些原因中断过，而西方的古典传统目前只向我们呈现了冰山一角。在这种语境下，是否应当先考虑将基础工作做好？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基础性研究，如传授语言、译介西方学术成就、梳理文献等，虽然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古典研究的全部。“五四”时期第一代现代知识人早就提出要依靠科学的历史整理方法为未来的研究奠基。但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充满了偏见与错误。其实，并不是说仅仅将精力花在科学实证研究上，就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因为片面地寻求精确性反而会导致我们忽略现实生活的流变复杂，忽略经典作品中更为精深、悠远的成分。此外，对于青年人来说，要用浩如烟海、良莠不齐的文献淹没他们的青春年华，使得他们的活力消弭在“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岁月当中，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不是说不该重视基础的修养和文献积累，而是要让古典的学习落实在真正宝贵的向度：为处于发展中的个人与社会创制新的典范与法则。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人的选择绝不应该是尼采所批判的“好古癖”。他们绝不仅仅是“我反思”、“我考察”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是“我意愿”、“我创建”的诗人与艺术家。
恰如从古至今的远见卓识者看到的那样，研读文本的过程就是展开自我心灵训练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对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切切实实地磨炼了自己的理解力和科学探索能力—当然，这里的“科学”与中立的、实证的现代科学，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确切的所指是“合于事”、“合于道”，而非“合于我”、“合于名”。在这方面，中国儒家的古典研习训练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对照。士大夫修习《诗》、《书》、《易》、《礼》、《春秋》，不完全是为了知识保存，其更高目的是营造礼乐氛围，促进个人的良好伦理—政治实践，并由个人上升到共同体层面的大同存异。儒家的经典研习很大程度上带有“面对事实本身”的性质：不光要重视训诂和文献研究，还必须有事理、伦常和礼法维度的深思熟虑。这就与西方古典学一度强调的“精微”（subtle）不谋而合。在这种深思熟虑当中，追求立场上的绝对中立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事关伦常、情感和艺术的话题时，彻底的中立与其说是审慎，不如说是冷漠。所以，毋宁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实践上的“中庸”状态：唯有通过虚心的临摹、重演和反观自照，以意逆志地体察流传千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
古典学说到底也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当代社会文化局面的流变密不可分。但通过古典的研读、对比和发微，人们首先应当学到历史政治变革背后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法则，学到“变”中的“不变”。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体察微言，俯仰万事，而不是用现今某种尚未得到完全证成的价值观去臧否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中蕴含的自然经验。所以，在一个人人都盲目跟风、自以为是地高喊“启蒙”或“批判”的时代，一种“夫子步亦步”的保守做派或许才是真正的革新精神：唯有让自己处于一种顺其自然的模仿与学习（“学”就是“孝”，就是对先人生命的继续延续）状态之中，才可获得切实符合“中道”的生命体验，才能充实有力地应对一切迎面扑来的不测风云。
青年人的血气如果能够得到这一保守维度的浸润节制，将找到更加合适的发散方向。而这种保守需要更为坚实的地基，那就是每一个青年学者个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而每一个体的政治伦理生活与更大的共同体及其传统无法分离。当今在知识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应当低于“普世真理”。而这一论断的基础其实是：一个获得某些知识人普遍认同的意见就是真理，进而是比实际的共同生活更高的“理想”。但“善”或许并不一定依附于这种真理观，而更多地与实际传统累积的经验以及既有的现实状况有关，也就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既古老又具有典范意义的知识内容有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善，是由无数个人的“善”的实现总结出来的。而经历了岁月洗礼的“古典”就是关于这种“善”的教诲的最佳载体。古典学问研习、政治生活体验和个人心性的提升，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不可分割。
青年人的古典研究，除了是对人类伟大传统的虔敬，还应当是对现实的国族、社会、人民生存状况的悉心体察，是对自我生命召唤的忠实呈现。只要愿意抛去现代知识生活中的骄傲与偏见，将视野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因为遭到数学化纯粹智识观排挤而在知识界褪色的古典政治—伦理气质，似乎仍然在人民的生活当中俯拾即是、散发生机。在高尚的劳动者、治理者、经营者那里，依然保存着古典的星星之火。人民对真正的“古典”有无比的热情，他们只是需要更加高明、深刻的指导，才能接近最纯正醇厚的学问内核。
所以，有崇高志向的青年人应当深入到日常经验当中，将书本知识与实在世界中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各个阶层、领域的同道者打交道、过日子，反思社会机制，正名析理，尝试树立更高的德性标尺。一度痴迷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年轻人，一旦接上这种“地气”，就会深切感受到：当工农劳动者、军事家、政治家、民族实业家和学者能够在古典研习的统一阵线上达成一致，共同提供学习经验，那么现代古典学将解开其专业主义的死结，借助时代的吹息，重新焕发生机，投身到新时代的立法使命当中。曾经一度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古典思想，一旦能够在形形色色的打交道过程中海纳百川、百炼成金，就将成为最有活力的当代理论实体。青年古典学者若是能够通过自我的修炼和传道授业规范人心、治理风纪，使得人民能够保持心性上的平和中正，那么国家与社会也就会在一定限度内保持稳定有序的进步，古典研究的最大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古典与青年的辩证关系就在于，青年的革命动力驱使古典传统永远发生着轮回复返的转变与更新，而古典的强大克制力与凝聚力则回过头来保证青年人能“发而皆中节”，能“无征不信”，能“任重而道远”，使得改变中国乃至改变世界的能量不至于涣散、早衰。青年人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时候就要考虑，应当如何走出业已丧失活力的流俗意识形态，凸显出自身的高贵性、中央性，让自身足够丰富强盛，凝聚起一切有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立场或姿态，还是一种宿命与梦想的统一：因为足够现实，所以足够坚强，进而不排斥一切历史的重负，而是薪火相传;因为足够强盛，所以足够昂扬，进而绝不在安逸的现状当中故步自封，而是终日乾乾。求真意志与虔敬心态需要融合于这种诗学的辩证法当中，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新青年提供自由生长的温床。
作者：冯庆
来源：《读书》201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