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印刷术的欧洲是如何记录世界的?

乔叟和书记间的捉迷藏             

我们的印刷术传到欧洲较晚,使得中世纪的西洋人别无选择地长时期内拿手和笔来记录他们的世界、宗教和各种正野史。人力有限,产出也终究有限,人和物即变得珍贵起来。有文献证明,在七、八世纪的爱尔兰,杀死一个具备书写能力、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书记和杀死一个主教被视为同罪;十一世纪的德国,还曾有僧侣拿自己手抄的一册宗教文集换来一个辽阔的农庄。我最初感到这些古老的手抄本在当时文化人心中的分量之重源于故纸堆里的两行眉批,在二0一0年夏天,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图书馆。在全程正坐身侧的图书管理员的友好监督下,我和导师、中世纪英国写本研究的权威学者汉纳教授(Ralph Hanna)小心翼翼翻开了那部编号B.2.23、曾为十三世纪英国一家奥古斯丁会修道院藏书的写本。就在第一张写满字的羊皮纸下方,又见缝插针了两行我至今难忘的拉丁语墨迹,大意为:这是圣詹姆斯修道院的藏书,擅自把它拿走或者恶意损坏者,从此必将被扣上道德枷锁,且永被教会唾弃放逐。历史学者兆根(Marc Drogin)一九八三年发现,读书人留在写本上的这类带些诅咒情绪的警示一直可追溯至八世纪,几成当时中世纪书物的一个防火防盗的专利标识。到后来伴随十六世纪印刷术和书籍的普及,因再往刊本余白处落笔这些眉批的习惯似乎已显落伍,也就慢慢匿迹了;读书人心里那份无处安放的天生纤细和敏感也许就只能另辟别处;也许这才有了接下来十七世纪如出一辙、从羊皮纸边角转移到了莎翁墓碑正中的那段墓志铭:

有保我之墓者,吾必佑之。

有移我之骨者,吾必殛之!(李叔同译)

大文豪也这般“No Zuo No Die”流的咒语可否算是这古老风情的一种基因遗传?

于是再回到中世纪写本。这才发现比起那些担忧书物被毁被偷的穷操心来,文人们还有着对待写本更严肃的重重忧虑和前瞻。而这层情绪首先就对准了那些无知无畏居然敢不忠实于所临原著的书记们。鲁特(Robert K. Root)的研究证实十四世纪意大利两位著名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就曾公开表达过他们对不懂得尊重原作者、随意敷衍篡改他们心血的书记的不满。彼特拉克在一封书简中就说:“这帮抄东西的对于我们这些品位高洁的雇主而言简直就是祸害,他们的懒惰、没文化和自以为是,将我们亲手托付给他们的原稿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劣质品。”另外在中世纪,作家很多时候还没完成的作品草稿,竟然就被书记抢走匆匆抄去,然后便以讹传讹地流传坊间的事情也不少。薄伽丘在给友人甲的信函中就抱怨,明明是在友人乙绝不再借与他人的旦旦信誓之下,才借给其先睹的初稿,居然很快就在社会上诡异地山寨出纰漏斑斑且还各异的多个拷贝来。彼特拉克也曾说过作品的传抄必须先经过作家本人点头如此先知的话,这应该算是现代版权意识有据可考的最早出处吧。

文学史业已证明这二位意大利诗人和“英诗之父”乔叟还有着很深的渊源,并传出过乔叟去意大利旅行时还拜访过彼特拉克的佳话。《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的某种貌似,也常使我们隐约感受到乔叟和薄伽丘间的一种师承关系;且和二位前辈一样,他也难逃同书记间的种种呛呛。在更甚的枪火中,和老师彼特拉克异曲同调,学生乔叟也忍无可忍地发出了“为了我们的语言以及她所承载价值的顺利交接,就请先从维护作家原稿不被侵犯做起吧”的疾呼。只可惜十四、十五世纪的英国社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乔老爷这样的觉悟,不仅抄写界轻描淡写乱抄误抄,连更多的原作者们似乎也都对之集体屏蔽。在乔叟同期的史料中,我目前只找到一位叫丹尼尔(Henry Daniel)的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因实在是关乎他人性命,才在其一三七九年英译的《泌尿手册》(Liber uricrisiarum)这一医学著述的开头对抄书匠们说过些重话,也就可怜见这是一场注定要虐老爷心的败仗。

乔叟一开始掀起自己的维权大战时,还能尽量不带硝烟地循循善诱。很有幸,在和三一学院一街之隔的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拿着汉纳教授的介绍信,我也被允许手捧到了保存在那里编号M 61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Cp写本,那幅众所熟悉的一位被认作乔叟本人的诗人在理查德二世的宫殿前朗读作品的插画就出自该本卷首。图书馆资料里说,这件完成于诗人身后的善本来自十五世纪前半期肩挑翻译、编辑、书记甚至借书店老板等多重身份,又极其长寿的闲云端上人物舍利(John Shirley)之处。就在卷末处的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八行中,抄录着乔叟半遮面的含蓄提醒,我照着抄本又再做如下誊清:

And for ther is so gret diuersite 只因英语变化丰富

In Englissh and in writyng of oure tonge, 书写方式繁多

So prey I god that non myswrite the, 我祈求上帝勿让人把你抄错

Ne the mysmetre for defaute of tonge. 也勿让他们因语言的缺陷毁坏你的韵律

And red wher-so thow be or elles songe, 当人们诵读或吟唱,无论你在哪里

That thow be vnderstonde, god I biseche. 我祈求上帝,让他们理解你

(吴芬译)

诗人在此好言相劝书记不要抄错,更不要把自己的乡下土话掺进诗歌原有的琅琅顿挫和韵律里面。然而就这么几句传抄的温馨提示中,首行就出洋相般地重蹈了那个令乔老爷深恶痛绝的著名词尾-e之覆辙。行末“diuersite”一词在乔叟的中古英语时代已基本被淘汰的弱音节-e,居然又被书记掘地三尺地给挖回来了。鲁特更是曾笑话牛津饱蠹图书馆的那本由一位苏格兰书记抄于十五世纪后期的Arch. Selden B.24版写本简直就是一部方言版的特色《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倘若乔老爷在天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其实敏锐的乔叟又何尝没有看清那些不争气的书记们动不动就偷奸耍滑的真面目。但还是不太想置气,哄着他们把活儿做好就是。于是诗人又活动脑筋,敲打出些绵里藏针的二次提醒。比如,在《坎特伯雷故事集·赦罪僧的故事》(The Pardoner’s Tale)中那段酗酒堕落论的激昂陈词里,借主人公赦罪僧的嘴,绕着弯告诫职业抄手们一定要细心认真。

Looke, Attilla, the grete conquerour, 请看战雄阿铁拉

Deyde in his sleep, with shame and dishonour, 死于羞辱,那时他正是酒后沉睡

Bledynge ay at his nose in dronkenesse. 鼻中流血

A capitayn sholde lyve in sobrenesse. 所以一个战将必须禁酒

And over al this, avyseth yow right wel 再看勒母耳

What was comaunded unto Lamuel- 试想他所领受的令旨是什么―

Nat Samuel, but Lamuel, seye I; 我所指的是勒母耳,并非撒母耳

Redeth the Bible, and fynde it expresly 你只消阅读《圣经》,其中关于从政执法的人喝酒

Of wyn-yevyng to hem that han justise. 是儆诫得如何明白严正

Namoore of this, for it may wel suffise. 不必多讲,已经讲够了

(方重译)

(The Riverside Chaucer,Larry D. Benson)

在小客栈的这段夜谈里,赦罪僧借用《旧约圣经·箴言》中(Proverbs, 31:4)勒母耳王(Lamuel)母亲对儿子的教诲,向一起来投宿的巡礼者们训诫酗酒之百害。我二十年前读本科时在高宫利行教授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欣赏”课上学过这一节。这位出身日本贵族名门的东洋学者在西洋人这个传统强势研究领域中有些传奇地占据着重要一席。现今遗留的八十二部《坎特伯雷故事集》写本中,有Delamere MS 32、Devonshire MS和Sion MS 22三部竟是教授掷巨金竞拍来的个人私品,而我上学时却从未知晓。知晓时,教授已把三部珍版古籍托付给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老图书馆永久保管了,以寄望它们的价值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认知和利用。记得教授讲到此处曾推测是诗人因担心第五八四行行末的勒母耳(Lamuel)被书记错抄成撒母耳(Samuel),所以才又赶紧加了第五八五行这道安全锁。但即使如此,诗人的一片苦心还是又被很多书记们转身就华丽丽枉费掉了。我对照了曼利-里克特(John Manly-Edith Rickert)一九四0年校勘编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文本―基于所有现存写本的考察研究》(The text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all known manuscripts)中所收录的诸写本在这两行的异文表现,发现一直被视为现存最接近乔叟原稿水准的亨威特版(Hengwrt)和艾勒斯莫尔版(Ellesmere)《坎特伯雷故事集》还真名不虚传,勒母耳和撒母耳被清晰区分开来;但至少有两本―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Pierpont Morgan)的M249 Mg写本和大英图书馆的Sloane 1685写本一上来就把第五八四行的勒母耳(Lamwell)错抄成了首字母还是小写的撒母耳(samuel);还好另有十几部在此处清晰可见早先的S被后来大写描粗的L刮掉盖住的痕迹。诗人的双保险好歹才算没完全失灵。

翻来覆去,乔叟再也吞不下自己花钱雇来的那个誊稿人亚当一错再错招来的恶果,也就顾不上风度和形象,拿出文人的杀手锏,点名道姓诅咒他:“愿那疮癞生满你发下耳边。”我在三一学院图书馆也见到了《乔叟致誊稿人亚当》(Chaucers Wordes unto Adam, His Owne Scriveyn) 这首七行短诗目前仅存的唯一手抄真迹MS R.3.20,据说就出自前面那位舍利大神之手。

誊稿人亚当,你如果有一天为我

抄写《波伊悉厄斯》或《特罗勒斯》等篇,

而竟未能誊抄忠实,一字不讹,

我愿那疮癞生满你发下耳边;

你那样的工作将使我每天

花尽了功夫去删改、去抹擦;

全为了你过于疏忽、过于仓猝。(方重译)

一直以来,综合校理勘定各版本文本形态是乔叟作品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前述曼利-里克特之作即为现代乔叟版本研究的公认开山巨著。二00六年,经过几代人接力考证,慕内(Mooney)等学者才终于基本落实的上述亨威特(Hg)和艾勒斯莫尔(El)两部最权威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写本均出自那个挨过乔叟骂的亚当之手的定论,似乎才总算在六七百年风雨飘摇后替乔叟挽回了些颜面―乔老爷的话也终没全成耳旁风。只是可以想见,乔老爷的高标准严要求令手下书记抓狂的同时,也终将得罪以大同小异等潜规则来工作的整个抄写行当。

中世纪西洋历史和文学界都在共同感叹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与乔叟同时代的其他伟大作家、诗人,至今大都留有自己的真迹手稿,抑或本人生前书记所抄写本,可恰恰是名气更大、影响更远的乔叟却唯独洛阳纸贵一卷难觅。再次翻开《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为例,乔叟在长诗倒数第二节加进去的那两行呈词:

哦,德高的高尔,我把此书献给你

也献给你,哲人斯特鲁德(吴芬译)

说明还有准备馈赠朋友高尔和斯特鲁德(John Gower,Ralph Strode)的另两部写本;伦敦小官尤斯科(Thomas Usk)在一三八八年被处死前模仿乔叟写就的散文《爱的遗言》(Testament of Love)中称读过这一令己“爱不释卷”的写本。但很显然这三部写本却均不在今天遗留下来的那十六部之列;还有明确记载,和上述薄伽丘书简中抱怨的情况相似,《武士的故事》(The Knight Tale)也是在尚待完成时就被好友克莱文爵士(Sir John Clanvowe)拿去先睹为快了。只是又不全似意大利前辈,在草稿还未来得及被传抄成劣本之前就干脆神秘佚失了。真不好说是幸运还是霉运,被誉为科学计量学之父的英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普莱斯(Derek Price)经古书体学(paleography)和古写本学(codicology)的内外考证,主张收藏在剑桥彼得学院(Peterhouse)的MS 75.1《行星的测量仪》(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写本系乔叟遗留下来的唯一真笔。但学界至今反应不一,目前公认最权威、收录乔叟作品最全的本逊的《乔叟河边版》也未见其被收入。汉纳教授特意带我顺道去瞻望了这部抄于一三九二年的内容深奥的天文学手稿。圆形反向开口的e,似8的g,长长的叉状r,像113三个连在一起数字的w,跃然纸上,典型的理查德二世时期小而简的英格兰圆体草书笔体(Anglicana);再间或勉强辨认出几句浅浅印着盎格鲁-撒克逊痕迹的厚重中古风行文时,心间不禁怦怦然,但更多还是茫茫然,乔老爷活着的时候完成的那些写本到哪里去了呢?

有史料记载,一四0三年,英国的写本生产行会开始出手加强对书记队伍的整顿。他们从写字生中挑出精兵骨干做督事,管理业内同行,确保写本质量。可惜早三年突然失踪的乔叟没能赶上这看上去很美的好日子。然而真心令人不忍看的真实却是诗人活着时候的各种不省心在他身后不仅不是杞人忧天,反而一个都不少地在那些数量庞大的十五世纪第二三手的写本中变本加厉地应验了。

乔叟这些十五世纪写本大多由集中在伦敦牛津一带的商业写字坊的职业抄手们誊写完成,专供当时上流阶层阅读和收藏。其中前五十年制作的写本笔体已基本都是由乔叟时代英格兰圆体草书体革新而来、彼时达到鼎盛的方体草书体了(Anglicana formata),大而正,一板一眼。其间会夹杂有刚自法国引入的棱角分明的文书体(Secretary);而从五十年代至卡克斯顿印刷所大规模生产刊本前的三十多年间,乔叟写本又以英格兰圆体草书体和文书体等笔体的混合体(Bastard)居多。但也有例外,比如上述我在圣体学院亲手校勘过一小节的M 61《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Cp写本,通篇就被罕见地写成一色高贵但也行将没落的正体(Textura)。型质完好,清晰整齐,堪称善本。但当照着这种一般只出现在宗教作品、每个字母的首尾皆呈菱形、有些逼仄拘谨的正体左右上下一一顺下来辨识时,才觉出是不是乔老爷大老远捎给我们的古老情话又被谁给隔了一层白纱,冷峻有派,但是否也多少遮住了些许诗人的温情?

诗话背面无疑是书记们良莠不齐的劳作。他们在十五世纪既赶上了英语语言内部开始翻天覆地向近代英语的迁移,又得尽力去掌握好新时期外部百花齐放的各色新老字体。内外交加,难度骤增。做活难免走样,有时也确勉为其难。比如不论英格兰圆体草书体还是文书体,扁长状的s同l都极易混淆;若再用方体草书体抄写,往往还得把位于词首、词中和词尾的s,分别写成σ状、扁长条和似阿拉伯数字8的三种各异形态;而人名等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必须大写的规则又尚未完全确立;设身处地想想书记们满脑子交错着的一干琐碎及折磨,那些个屡教不改的勒母耳和撒母耳的颠来倒去好像也情有可原了,就那么着吧。

高宫教授曾把私藏的Devonshire MS写本首页翻拍,用幻灯机给我们投影在教室的白墙上。开篇的装饰性字母T呈一个大大的圆圈,里面画着一位一袭红袍岁数不详书记状的人,坐在开满鲜花的大堤上,正欲言又止地用手指着腰间布袋。教授解释说这是书记在表达囊中羞涩,要求雇主加薪呢。他们还会经常在写本的角角落落到此一游般写些程度不等的控诉。看来书记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一屋子人于是不禁面壁和威廉姆·卡克斯顿一块可怜起这些“每天埋头笔耕眼看就要被压垮”的抄书工人了。若相惜到这一点,乔老爷面对不成器的书记和写本时的一肚子怨气是不是也能压下去那么一点?

乔叟和书记们的这场鏖战随着印刷术传入写本谢幕而似渐息鼓。然而有些东西终究是压不住也无法讲和的,于是上半场写字坊里的不对付又旧恨新仇般转战到了下半场的印刷间。如今,不管乔老爷多么不甘和一厢情愿,人们对他更多的定位可能就是文学史中的一章,一份敬而远之的文化遗产,所以人们大多也更愿意从泼出去的水般的各种乔叟作品精装版或简约本中去消费风雅。紧跟潮流的编辑和出版商们也意识到一个统一清楚又点缀些古风余韵的版本也许才是最吸引读者的。于是书记们曾经的把戏接着在键盘高手处如数复活―化繁为简,躲过原著中的难点、争议点,与时俱进地打造乔叟,轰隆隆强势碾来。随手翻开各类美其名曰“综合版”的现代乔叟刊本,Б和ε再也不见,多了乔叟时代还没有的j,彼时嫩芽般的现在分词进行时也恍惚间枝繁叶茂阴森森压过来。被现代化消费了的乔叟只能更深地躲藏在他自己的中世纪世界里了。所以,今天的公爵夫人和巴斯婆姨也不再是乔老爷的了,甚至不是那些合格不合格的书记们的了。有段时间,学界曾突然冒出过从所谓积极意义看待乔叟写本中讹误的研究倾向,不知对今天下半场的这场藏猫猫又是何种暗示和解读,我们又如何再见乔叟。

作者:石小军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