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治学理念的践行者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业师余国藩教授因心脏病不幸与世长辞。我写这篇纪念文章，是想通过一个学生的亲身经历，回顾余先生在治学和指导学生方面不为人知的一些事，这些事迹不仅显示余先生的高尚人格和严肃的治学态度，而且很能体现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态度和风格，对匡正当下学界的浮躁也许有些启迪意义。在缅怀余教授的纪念活动中，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院长马格丽特·米切尔教授说：“余国藩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学术特点是博大精深，旁征博引，阐述精致微妙。他在他的母校和学术家园—芝加哥大学任教四十六年，受聘于五个院系，体现了芝加哥大学的最高美德。余教授也是一位优雅、庄重、热情得无与伦比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达到了最高标准。”余教授在哪些地方体现了芝加哥大学的治学精神和风格呢？我将从个人的亲身经历谈起。
芝加哥大学的治学精神有多个方面，其中特出的一点就是跨越学科樊篱，对学问追根溯源，志在创造新知。余国藩教授的学术生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学术研究横跨多个学科，堪称现代型文艺复兴式的学者。首先，他掌握了多种语言，不仅有中文和英文，还有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希伯来文等近十种古典与现代语言，其研究的范围有国学、基督教神学、佛教、印度教、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意大利中世纪文学、英美文学和文艺理论等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令同行钦佩的研究。正因如此，芝加哥大学五个院系（包括神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和著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相继聘任他为讲座教授，他还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早年主攻的方向是基督教神学、古典研究、英美文学和欧陆文学，其中尤以荷马与弥尔顿研究见长，在西方众多顶级学术刊物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深得西方同行学者的好评。我的两次个人经历可以成为佐证。一次在学术会议上碰到一位希腊罗马专家，他听说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就问我是否知道余国藩教授，我说他正是我的导师，那位学者就向我谈起了他对余教授的推崇。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位英国文学教授、弥尔顿专家，也向我表示十分推崇余国藩教授的弥尔顿研究。这两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华裔学者在西方人文领域很难做出让西方学者敬佩的学术成就。的确，时至今日，在西方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华裔学者为数已经不少，有人还拿到了人文学界的最高终身成就奖，但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在与中国有关的某一个领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像余先生这样在西方人执牛耳并有拿手绝活的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令西方学者钦佩的成就的华裔学者也许绝无仅有，即使西方的学者能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获得认可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夏志清先生曾说过，在海外众多华人学者之中，余教授毫无疑问是学贯中西的第一人。
由于其学贯中西的背景，余教授在治学上大力提倡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途径，尤其注意文学和其他学科，如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和文论的交叉研究，他可以说是较早从事中国文化与希腊、罗马、印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宗教和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这些方面发表了多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他的英文学术代表著作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中的欲望和虚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朝圣之旅的比较—东西方文学和宗教论集》、芝加哥开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政体与宗教—历史与文本的视角》，还编著了一部希腊罗马研究文集《重游帕那萨斯—史诗传统的现代评论集》和另一部神学研究文集《信仰的形态学—宗教与文学文集》。《重读〈石头记〉》发表以后受到一致好评，享誉西方的《石头记》英译者之一闵福德称余教授的《红楼梦》研究无可挑剔、无人能及。但是，为余教授带来最大声誉的是其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英译本。由于《西游记》涉及思想、宗教、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难译程度在汉学界是有共识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威利只节译了该书。当余教授表示要英译该书时，剑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杜德桥直言不讳地对余教授说翻译不了。但是，余教授花了十三年时间竟独立完成了，而且，出版以后，从美国东岸的《纽约时报》到西岸的《洛杉矶时报》，都是交口称赞，好评如潮。有评论认为译本既是精确的翻译，又有完整的注释，而且文学性很强，有评论家甚至把英译本上升到与名著创作等量齐观的地步，说《西游记》的英译本永久性地丰富了英语文学。
我有幸成为余先生的学生，并一直得到他的教诲和指导。出于对他学术的深深钦佩，我一直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是否能得到他的欣赏作为最高标准，因此，每当我发表学术成果，都会向他汇报，还经常会把我那些自以为他会感兴趣的文章发给他过目，而他则会做出或长或短的评价。评判无论长短，总是同样的尖锐直率。要是文章写得可圈可点，他会不吝赞美之辞，但如果尚有不足之处，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回想起来，他对我发表的论文常常是批评多于赞扬。有时，甚至会达到严厉苛刻的程度。这样直率尖锐的批评，我从刚进芝加哥大学成为他的学生之后不久就开始领教了。至今，我都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修他讲授的中国文学理论课程时的情景。当时，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课程论文，自以为肯定能得个A。这样的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几年前把这篇文章修改后投了出去，不久就在美国的《美学教育学刊》上发表。但是，当我拿回文章时却惊诧万分地发现只得了个B+。我不能理解，于是便找他询问原因。他一一列举出了这篇文章的瑕疵，例如思想不够缜密，没有顾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论证不够严谨，甚至还有英语遣词造句不当的问题。平心而论，我并不十分服气。就拿英语写作能力来说，英语虽然不是母语，但是我的英语写作能力即使在英语是母语的学者中也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他却说，我的英语写作水平应该力求达到芝加哥大学的名刊《批评探索》上的论文标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他极其严格的态度源于他对学术完美的终身追求，我们之间的往来邮件和对话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在学术成果方面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为此，虽然他对于我的高效多产从不吝惜赞美之辞，但是，针对我急于发表更多论文的态度，他批评起来毫不留情。比如，有次他给我发来一封电邮，一方面表示赞赏：“亲爱的明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一向保持的高效值得祝贺和钦佩。”但另一方面又批评我的浮躁：“你兴趣广泛，极尽勤勉，这是我曾明确表示赞赏的。但是，你急于提高论文发表数量，这一点不仅会成为你的致命弱点，还会干扰你实现你的真实价值。”他曾写给我的另一封电邮表明了他追求学术极致的信念：“你必须要记住，你不应只是跟某个你认为完美的学人竞争，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当你写完三页或三百页的论述时，你应该把自己想象成最苛刻的评论家而反躬自问，‘顾明栋，你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余先生既是如此严格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在那封信中，他提到：“事实上，我在写那本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时，每写完一个章节，我就会如此自我反省。当我似乎完全解决了自己所能够提出来的反驳或批评时，我才认为这一部分的工作算得上完成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保证做到完美。”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政治，学界也不例外。学界的政治有两种，一是涉及学术观点，二是涉及学术利益。在学术研究应当如何实施，学术成果应如何评判，什么样的学者可以受聘于一流的大学，以及职称如何评定，科研基金应该如何分配等方面，余教授发表意见总是出了名的坦诚。但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心存不快，甚至是耿耿于怀。在学术上，他发表的书评从不文过饰非，讳言缺点。我曾读过他的一篇书评，被评的作者是海外中国研究一位重量级的著名学者，还担任过某世界名校的第一副校长。余教授不仅直指那本书的学术问题，还说，如此资深学者写出这样的著作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的书读者也不值得花钱去买。这样尖锐的批评体现了芝加哥大学一个治学信念：对一个学者最大的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尖锐的看法。在学术任命方面，他也不讳言自己的评价。有一次，世界一所顶尖大学邀请他对他们要招聘的一位资深教授候选人进行评价，余教授不顾这样的评价最后无法保密的情况，直言该候选人学术一般，不够在那所世界名校任教授。我曾向余教授求证此事，他告诉我确有此事，并说让平庸的学者在世界名校获得资深职位实在是对学术的大不敬。
当下，许多导师为了帮助学生在名校谋得职位可谓是不遗余力。但余教授却始终洁身自好，从不徇私。有一次，我和他在一家中餐馆就餐，我向他提起一位知名学者提醒我应该请求余教授给我在知名的研究性大学谋得一个更好的教职。谁知听了我的叙述，他顿时就面露不悦，本来师生相聚的欢快气氛变得沉重起来，他稍停了一会儿说：“明栋，我们所处的是学界，不是武林。我最看不惯汉学界有些人到处拉帮结派安插自己的学生。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不管别人怎么做，我是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的。要是你们希望我去给你们拉关系，谋好差，那你们可就找错门了。”有一次，我申请一所名校的工作，招人委员会的主席就是他的好友，而且，此人还是经过他发起推荐才得以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但他告诉我，他完全不干涉招人的过程。他不仅拒绝出面帮学生谋职位，在研究经费方面，也照样铁面无私。有一次，我曾向某基金会申请科研资金，但以失败告终。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主动告诉我，那次他恰好是几位评委之一。但是，他却主动地向评审委员会提出回避，直到我的申请评审完才回到评议室。听完他的话，我没有丝毫的怨言。相反，我对他更加敬重了。虽然余教授不愿为学生走后门，拉关系，但给学生写推荐信却十分认真，力求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有一段时期，我曾因为不能实现余教授对我的期望而对自己颇为失望。当时，尽管已经出了两本专著，在英美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可是仍在一个连研究生都没有的文理学院教书。我给余教授写信诉苦，哀叹时运不济，不能像某个同学由于导师的原因从一个顶尖学府换到另一个顶尖学府。他对我一方面不客气地表示批评，另一方面又给了热情的鼓励，向我说明何为学术追求的真谛。他说：能进入一所名校不过是表面的成功，学者的真正价值并不是依据身份来衡量。伟大的学者以自身学识为豪，只有平庸之辈才会因为学识不足称道而借显赫的“出身”四处炫耀。他甚至还为我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测试成功的方法：如果一名学者的学术能被一两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者所认同、赏识并褒奖，那才是真正的成功。起初，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有点儿可笑，但随着岁月流逝，我逐渐认识到这一看法的意义。确实，一个学者能在学术的圣殿里赢得一席之地，依靠的不是其所在的学术机构或耀眼的头衔，而是其学术。常常看到一些学者毕业于或任职于世界名校，但其平庸的学术却形成强烈的反差。后来，我根据他的见解，为自己立了一条座右铭：学者的桂冠不是耀眼的学术头衔，而是真正令同行钦佩的学术成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句话一直给我以激励和力量。它不仅体现了余教授所倡导的学术理想，也体现了芝加哥大学学术至上的治学理念，余教授作为杰出的践行者也许对中国学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顾明栋
来源：《读书》201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