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万物：复杂共同体视角中的“互联网+中国”
互联网+中国=三。
当前的中国，正在兴起“互联网+”热。互联网+制造、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加遍了一切传统。最大的互联网+，恐非“互联网+中国”莫属。
万物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三”这个根。三，作为中国的根，是指包容（执两用中，即“在两端之间”）;作为互联网的根，是指INTER（在两端之间，亦即“执两用中”）。在万物中，“三”既生中国，又生互联网，既生历史，又生未来。
恕我以“三”这个由头纪念二0一五年一月九日离去的庞朴。
众所周知，庞朴哲学的核心是“三”。在我看来，“三”代表的是复杂性范式。对复杂性范式的认同，是串起中国过去与未来的主线。庞朴哲学因为坐正在这条主线上，所以会具有越来越强的解释力。
然而，从“三”的两头看同一事物，却可能看出不同的东西：许倬云从中国历史那一头看，越看越悲观;我从互联网未来这一头看，越看越乐观。
庞朴的“三”是裁判，正好可以来断断这个案：以“三”作为普世价值认同，到底能不能串起“互联网+中国”？
《易》可读如“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要用庞朴的“三”当裁判的观点，靶子在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的悲观论，我的《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商务印书馆二○一二年版）的乐观论可以作为反衬。
两书的主题完全一样，都是探寻“我是谁”这个中华民族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也就是追问“我们自己何所归属”（6页）这一认同问题。立意也一样，是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答案也相同，都在复杂性（复杂共同体）这一点。
我极为赞同许倬云把中国论成复杂共同体（“三”体）。这是所有我看过的中国史中，最为认同的一本，我给许倬云的这本书打九十分;我进而认为未来新文明也是复杂共同体的天下，这点就不是许倬云的观点了，不仅不是，而且与许倬云的观点相反。他十分担心：“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229页）相反，我则坚信今后复杂共同体认同不仅会吸引中国后代，还会吸引西方后代作为“身心之所归属”。这与其说是反驳，不如说是补充，是接着说，而且自有一番不同道理。
不同在于对复杂共同体的理解，进而发展为用这种不同理解对历史的补充解释。
先跳出历史看哲学。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中，有什么属于自己独有，又可为全球认同的普世价值呢？庞朴一生论证的“三”，可算作一个答案。庞朴在《一分为三—中国哲学的贡献》中认为，“三”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以“三”为普世价值，可以在“独领风骚二三百年的工业社会”之后，“换一个医生”（《庞朴文集》第四卷《一分为三》，山东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266页）。
“三”的根在《易》，准确说在《易》代表的此前上万年（伏羲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文明传统。《易》本身是“三极之道”（《系辞上》）。
《易》的直接意思是“不断变化”，背后所指则是复杂共同体，合在一起，《易》可读如“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简称为“三”;互联网的直接意思是网际网络，就是在“二”（泛指相对的节点）之间进行互联互通，由此形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也可简称为“三”。如果能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会看到，中国这个自我与互联网这个自我，殊途同归就在“三”。跳出复杂共同体，从“三”这个角度再看，互联网就不是外人了，历史也需要重新审视：互联网是从哪来的，它难道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吗？
别人怎么看互联网我不知道，反正我从互联网诞生看到现在，山也不见了，水也不见了，看来看去就只剩下“三”了。我个人很想（可惜没资格）追认庞朴理论为互联网思维的“道”论;书摊上那些互联网思维们，相比之下顶多算鸡鸣狗盗之术。
许倬云也许始料未及，若以“复杂共同体”为“我们究竟是什么人”（5页）的根，会有历史与未来—中国和互联网—两个儿子来认祖归宗。在《新文明论概略》上卷中，我专门讨论过互联网与中国文化在文明论高度上的同宗性。比我更早看出这一点的是计算机发明者莱布尼茨（他还顺便与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许倬云在全球化时代看漏互联网，没像莱布尼茨那样看出中国历史这个“三”中还孕育着另一个饱含未来的“三”，他因此悲观也是有理由的。
用庞朴的“三”，有助于打通令人悲观的中国历史与令人乐观的互联网未来。不提技术，互联网在文化上，只不过是“三”这只母鸡下的蛋。未来，牛奶、面包和鸡蛋，都是会有的。
东西方世界秩序差异：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
庞朴说的“三”，是一种文化基因。
用相同术语对东西方进行一个“复杂共同体—简单共同体”范式比较，复杂共同体（东方）的世界模型，核心是道（道生一），可表述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源于《易》（太极思想）的命题中;而简单共同体（西方）的世界模型，以理为核心（相当于理生一），可近似表述为“一生二，二生万物”。
对比二者的文化基因可以看出，它们都有“一生二”和“万物”的概念。“一”在中国社会术语中称为“天下”（具有包容性），基辛格称之为世界秩序（不具包容性，参见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二○一五年版）;“万物”，都是指世界杂多的现象。
两相比较，复杂共同体多了一个“三”的概念，为西方所无。三是指“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礼记·中庸》），又称“致中和”、“中道”等。三也就是中（如“中庸”），是排中律的反面，即反排中律（这是赵总宽教授的观点），即认为A可以是B。老百姓话讲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据考证，这种说法出自一位女老百姓的词：“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管仲姬：《我侬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代形式，就是互联（inter）。Inter的要旨不在连接的两头（如A、B两个节点），而在非A（你）非B（我）的中间，相互参和。可以认为，复杂共同体—从中国文化到互联网文化—的独特不同，就在“三”上。
为什么中国人对许多别的事情没感觉，偏偏对互联网这么来电呢？不懂的人以为学的是美国文化，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我觉得是中国人从华夏（“三”）血脉中无师自通来的。反倒是扎克伯格在学印第安人的“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礼品经济）。
从普世价值高度划分复杂共同体（东方）与简单共同体（西方），《逸周书》已提出一个标准，即：“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逸周书·武顺》，见《一分为三》，268页）。三（“参”）代表中国，意思是，在顶层价值认同上包容白猫黑猫的，为有中;二（“两”）代表西方，意思是，在顶层价值认同上非黑即白，为无中。
《逸周书》还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过这样的“预言”：“两争曰弱，参和曰强。”美国由于非黑即白，非要争明白，而逐渐走弱;中国强调参和，因此逐渐走强。有意思的是，在世界秩序理念上，庞朴在敌人与盟友之间，“发现国家之间原来还有一种叫作伙伴的关系。这就是参，就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三》，268—269页）。三年后，一九九八年四月《人民日报》刊文，第一次将伙伴关系列为大国间关系的三种基本模式之一。不知中国现在老讲伙伴关系，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从历史上看，没有“三”作为普世价值的共同体，一概排中。照此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反排中，首先需要反排中律。反排中律的逻辑，其实就是容纳悖谬，其社会逻辑称为包容。用许倬云《说中国》封面上的一句话说，就是“因能容纳，而成其大”。
许倬云所述史实，在这方面道理上讲得很好。例如，复杂共同体的特征是包容，“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210页），“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47页）。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对异质进行包容的过程。许倬云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将生态差别作为“复杂系统聚焦各个单元的开始”（207页）。接着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侵入中原后，异质性被包容进华夏文化。中间又谈到隋唐时期大量吸纳来自草原和南方的族群，包括在伊斯兰势力挤压下，二三百年内，中国接纳了不下三四百万的中亚人众（214页）。更不用说将元、清两个异质于汉族圈的文化包容进来的著名史实。
这样的复杂共同体结构，与互联网的多元化、拓扑化、点对点、超链接的异质性结构，正好是同构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多元包容，其间差别在大历史尺度上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历史上的复杂共同体，目前正在借一个叫互联网的躯壳，又获得新生，焕发出时代生命力，就像五千年来一次一次做到的那样。其中的魂，就是庞朴说的“三”。就历史谈历史，不能站在“三”的高度上，看出其中能发出的芽来，这样看历史是有缺失的。许倬云出全球化这个题，却只字不谈互联网，遗憾就遗憾在这里。
未来学家孔子预言的复杂共同体的世界秩序：三即仁
历史之中，富含被历史学家扫描漏了的“三”的存在。
最突出的是P2P关系（这是一种在“多”意义上的“二”）以及由P2P形成的拓扑关系（错综的“二”）。这是互联网有，历史学中无，因而需要从历史中重新发现的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先锋派未来学家，提前三百多年（以汉代“独尊儒术”为标志）预言了中国复杂共同体的天下秩序，他就是《易》的二传手孔子。孔子把“三”改称为仁。令人惊奇的是，仁包含着P2P和拓扑结构的丰富内涵，相当于文科版的图论。
被孔子发挥为“仁”的世界秩序（孔子自己称之为“周礼”），具有路由器（相当于互联网的“蒸汽机”）的一系列根本特征：一是强调节点之间的连接（主体间性），而非节点本身（主体性）;二是强调最短路径优先，以及由此决定的超链接（“爱有等差”）;三是强调分形—这是复杂性系统的标志性特征—例如修齐治平，不同的网络，不论它在什么层次上，都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仁”），等等。详细可参考我写给工程师们的《〈论语〉的路由器原理》。
与西方文化最不相同的“三”，是儒家“爱有等差”的原则。西方有对立统一，但没有爱有等差。爱有等差对应路由器的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将去中心化的拓扑结构，建立在“熟人”（最短路径）之间的点对点的超链接关系基础之上。
《论语》与路由器在深层语义上不谋而合，不是偶然的。因为对象是同一个，都是复杂共同体。相通在复杂共同体的治理逻辑：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更安全;而不同于简单共同体（工业化）的中心控制逻辑：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严防死守更安全。孔子一生都在宣传他称为“仁”的P2P逻辑。他劝说君主，像路由器那样把鸡蛋分散放在民间，如果每个蛋里都有一个叫仁的鸡蛋黄，最好中央服务器（国王和政府）也要认同仁的原则，天下就可以归仁。如果没有最短路径优先，网络会迅速演变成中央集权这种简单性结构，导致中间膨胀。《论语》其实一直在以错综复杂的治理原则求得与高度简化的中央集权的平衡。这也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难题。
庞朴论“三”对历史学叙事最有穿透力的，是一九九七年《说“错综”》一文。其中已经谈到要说清复杂，就要说清错综（错综即拓扑，路由器就是以错综为结构的复杂）。错综复杂是一种结构复杂性。有没有拓扑结构，是区别复杂与复杂性的关键。简单共同体也可以很复杂，但由于结构不是拓扑的，因此只是复杂的简单性结构。没有错综就没有真正的复杂性。互联网与中国，都具有拓扑结构，这是许倬云的盲区。
今天的互联网，是由硅谷人在发展复杂共同体中，无意中走在《易》的延长线（莱布尼茨0、1延长线）上而产生的。从“无中曰两”的结构（向心控制科层组织）发展到“有中曰参”的结构（点对点拓扑网络），多出来的，就是以错综定义的“三”。它正说明了“三”是人类共同的趋向。中国人应考虑如何把硅谷文化像当年的少数族群文化那样，同化进复杂共同体中来。我相信“三”有这样的包容力。
其实，互联网是不是中国发明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具有“三”这种基因的民族，一旦遇到互联网，能不能死死抓住，比那些没有“三”的传统的民族，更好地发扬光大它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因此，以新的眼光发现儒家文化弘扬“三”的“错综”思想，对于中国走向强势非常重要。
王阳明提出与笛卡儿理性正相反对的世界秩序：三即心性
对中国历史的第三个再发现（前两个指《易》与《论语》）是，宋明理学重新把复杂共同体上升到“一”论（世界秩序论）的高度，却离《易》的理科传统越来越远。
孔子二传《易》时，更多关注的是复杂共同体中的三生万物。直到宋明理学，朱熹为儒学系统补好了“一生二，二生三”的世界秩序学说。
如果没有简单共同体竞争，走偏到文科的复杂共同体本也无事。但十六世纪前后一百多年时间，人类忽然对简单共同体与复杂共同体，产生了理论自觉。中国没有先下手为强发展出理科的经络—互联网，把“三”做大做强，终被觉醒过来的西方抢先。
西方通过文明自觉而进行“非中”类型的世界秩序定型的人，是一五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笛卡儿。笛卡儿的形象，人们经常在某矿泉水广告中见到。作为历史上克里斯汀公主的导师的笛卡儿，关注的显然不可能是矿泉水，而是一个与复杂共同体原型相反的世界模型，他称之为理性。这个有特定含义（与朱熹含义正好相反）的理性，是所有工业化世界的极简概括。日后西方世界之所以可以打残中国的复杂共同体，如果追溯到“一”的话，可以追溯到这个根。互联网革命，革在哪里？说到底就是对工业化这个根在使劲地刨，一点击就是一锄头。广告拿笛卡儿开涮也算找对了人。
在东方通过文明自觉而进行“中”的类型的世界秩序定型的人，是明宪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王阳明。他提出的心性，可以认为是与笛卡儿理性正相反对的一个概念（理性的反概念不是非理性）。从心即理来说，王阳明心性与朱熹的理性可以认为是一回事。把心当作精神，完全是对王阳明的误读。其实朱王天理学说有发展为《易》的理科传统的潜力。
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中，曾把东西方两种“理”的不同，概括为存在方式的不同。笛卡儿理性作为物化世界观，把物与人，都当作物的存在来对待，认为世界以“像物那样的存在方式”—即简单性的存在方式—来存在;而王阳明心性，则把物与人都当作心的存在来对待，认为世界“以像心那样的存在方式”—即复杂性的存在方式—来存在。
正是在这里，王阳明—或者说中国文化—开始出现相对于复杂共同体自身的最重要偏差。这一点赖不得西方人，只能赖自己。本来，复杂共同体思维需要在心与物之间把握平衡。王阳明本人并没有在灵明（心）与天理（物）之间厚此薄彼，谈良知必捎上天理，但心学在王阳明死后，最后都偏到灵明一边去了，真成了“心”学。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历史后果，以儒家为代表的复杂共同体文化只会谈道德（心，灵明），不会谈科技（物，天理）。最后惨遭来自人类简单共同体的工业科技、工业经济乃至工业军事的围剿。
“三”并不必然偏向道德，完全可以走向天理。庞朴对物质形态存在的“三”就十分关心。例如引庄子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这分明就是标准的互联网原理。今天人们说的信息与网络，同古代说的气与经络，在“三”这个哲学高度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种与粒相对的波的存在。但关于“三”的科学，至今仍付阙如。中国不能原创互联网技术事小，不能原生互联网之道事大。
如果历史能倒转回宋明，我希望这样重来：王阳明的后人，在灵明学之外，另发展出一支用心性的观点（即互联的观点）看待天理之学，可命名为信息科学哲学，或生命科学哲学。不同于“夷”的地方在于，这门学问用复杂性的观点，而非科学主义的观点（即简单性的观点）看待一切自然科学。然后到了清代，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两门有用的技术，一门从《易》的二进制发展出计算机技术，成立中国古代的IBM;一门从《易》的“二生三”中发展出互联网技术，研究经络的互联网化，以及各行各业的经络化（即现在所说的互联网+）。
这看似有开玩笑的意味，但有一点请注意，人类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是绝对的规律。硅谷和班加罗尔都未经工业革命，直接进入信息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宋明时期走上信息高速公路，至少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反过来说，今人走上信息高速公路，也还不够，重新发现中国科学之“道”—“三”即心性要指向科技，不光是指向道德—才是走向未来的关键。中国人读史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重犯新儒家空谈道德，自甘羸弱的错误。
康熙在那命运月台前面：“万物”皆休
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在宋明后，来到了最后的命运站台。
清初还有一次难得机会抢入“三”的快车道，但康熙让中国失去了以“三”界定世界秩序的这次机会。网络本来是中国的自性，中国失去自性，才使硅谷占了先机。
《易》既是文科的，又是理科的。理科生莱布尼茨第一次从计算机原理上解读出了《易》二进制背后的理科含义，在于以“极简”制“极复杂”，所谓“简单的复杂”（Simplexity，这是工业4.0和互联网+的核心理念）。据说，莱布尼茨为此曾提出加入中国籍，居然未被清政府批准。否则，他应成为王阳明天理学说的理想继承人，至少也安排个清政府信息产业部部长当当。
一七○三年四月一日，莱布尼茨收到来自中国的伏羲八卦图，发现自己的二进制体系与伏羲八卦图暗合，从而写出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莱布尼茨将人类第一台用二进制原理制造的计算机—帕斯卡尔二代计算器，献给了以数学闻名世界的康熙。
此时的康熙，好像歌词里说的苏三，已来到了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命运月台的前面。中国通向衰落还是振兴，还有选择相反方向列车的机会。
莱布尼茨对康熙抱有厚望是有原因的。这位皇帝有一段被电视剧长期“隐瞒”的经历：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留有数学著作的人，他是中国数学史上《三角形论》等数学专著的作者（见《历史研究》二○○六年三期）。
莱布尼茨真正期待于他领悟的是：计算机不是外表形体上像玩具似的一堆东西，它是幻化为计算机外形的复杂共同体的世界原型，它与中国、华夏所要认同的文化基因（《易》），是同一个本体。莱布尼茨的计算机体系一旦与中国文化接续成功（就像中国互联网最近二十年的成功表现那样），自春秋以来失传的关于复杂共同体的0-1的真谛（一生二，二生三的“理科”真谛），在莱布尼茨的帮助下，应该创造性地续上。如果再有明代学者做好信息与生命科学哲学（天理学）的铺垫，更可能转化为由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支撑的、以分工多样化为特色的现代化运动。以信息经济眼下对工业经济摧枯拉朽的优势来说，复杂共同体没理由处于弱势。以海战来说，0-1的思路是精确制导，是像“东风”-26导弹那样的反舰大思路，而不是像甲午海战那样大斗钢铁，难受的应该是日本海军而不是中国海军。
可是康熙什么也没有做，把两台帕斯卡尔计算器，就是当作玩具封存入库。三生万物，但至此，万物皆休。清朝这个复杂共同体在简单共同体冲击下长期落后的命运，再也没有哪怕只是理论上的机会加以改变了。
如果历史重演，我希望中国这台戏这样来过：康熙打猎归来，于案头展开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深入研究解《易》之中莱布尼茨二进制（以“三”来转化0和1）高于邵雍象数学（以“四”来模拟两仪）之处，参透眼前这两台计算器与“天下”这一世界秩序问题的内在关联，毅然提笔批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习近平语）中国的命运列车，也许会开向硅谷或班加罗尔的方向。
庞朴说过：“智慧是在意见和知识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对于事事物物的本真的洞见。”（《一分为三》，338页）这听起来好像是在谈大数据。中国人过去的洞见，更多是针对君臣父子的，但洞见也可以聚焦事事物物。当智慧（通过比如大数据）同时聚焦二者时，就是“互联网+中国”。
历史应该具有总结过去、发现未来的功能。中国的“三”为什么会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掉链子，又为何会被没有“三”的文化传统的硅谷拾起来，中国又如何能借互联网之势从历史走向未来？因为从许倬云那里得不到答案，所以我只好狗尾续貂。以互联网思维，重建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中间虽偶有语似戏说，但目的在于先让未来告诉历史，再让历史告诉未来。
复杂共同体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也是互联网未来的“天下”。全球化只有定义成这样的“天下”，才足以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由“夷”们制定的世界秩序的有力竞争者，中国人散了三百年的魂，才能在强势的信息文明基础上招回来。
这样的复杂共同体，不仅有信心“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而且有信心把简单共同体的后代，也一并拉过来，认同与归属，使天下归三。
庞朴四卷文集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列出的是《三极：中国人的智慧》这个题目，好像庞朴出给世界的最后一道题。庞朴在天之灵，像斯芬克斯的眼睛，永恒地注视着我们。
作者：姜奇平
来源：《读书》2015年12期
